70后小说家的现代性五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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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热映的警匪剧《寒战》和动画片《大鱼海棠》票房都不错,评分也挺高。翻看豆瓣会发现,关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的个神啊》等片的评论,可能远比讨论《寒战》《大鱼海棠》,更接近现代性这个话题。不过我还是想从《寒战》和《大鱼海棠》说起。《寒战》表面上是一部警匪片,内核里隐含着更多政治斗争及法治路径。《大鱼海棠》在网上被黑得一塌糊涂,这部片子表面上是爱情题材,或许导演想表达的,其实是个人自由与族群利益话题。现代社会有序运行依赖的是制度完善和程序正义,这个显然比提倡道德和彰显信仰来得直接而有效。虽然无论在艺术性上,还是思想性上,《寒战》和《大鱼海棠》都明显弱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的个神啊》,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思考两部影片带出来的一些话题和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准备讨论的是70后作家写作与现代性的关系。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可以列举出诸如哈贝马斯、马克斯·韦伯、马克斯·舍勒、安东尼·吉登斯、刘小枫等很多中外学者的观点。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现代性的理解,当然也存在很多分歧。此处都不一一赘述。那么,作家面对自己所属的社会和时代,不可回避地要给出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对时代的评价,以及对世界的理解。小说和电影是不同的艺术手段,但是阐释和表达的,往往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好的影片除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外,还应有着巨大的理解空间和阐释可能,这一点也与优秀的小说相同。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很多作家更为看重的维度,那就是,一种写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写作者有能力触及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还在于能够从自身的观念出发,有力量参与对文学本身的塑造。就像徐则臣说的那样:“你在巨大的、强悍的文学传统中,有革命的勇气已属不易,何况还得有解构之后重建的悟性与能力。”①在已有的关于70后作家创作的研究文献中,不乏相似的批评,即70后作家的写作大部分是同质化的,面目模糊的,缺乏鲜明的个性。这一批评其实适用于当代中国作家整体。那么,什么样的写作,会带给我们对小说的重新理解,对现代社会和已知世界的重新理解呢?我想,“现代性五面孔”②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答案。这“五副面孔”带给我们很多新的话题,关于现代性,人,生活,以及小说的可能。
  说到“现代性五面孔”,我们就会想到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他在书中分析了现代性的五个基本概念: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并且提出美学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即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对立于美学现代性自身。那么,《古代的黄昏》(徐则臣)、《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李浩)、《梵高的火柴》(张楚)、《独证菩提》(田耳)、《某年某月某先生》(东君),这五副面孔,能否对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呢,显然没有那么简单。那么,我们就来逐个观察一下五副面孔各自携带的现代性表情。
  一、分裂的两个视角
  对于70后作家来说,各自的人生经历、思想构成、文学观念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很多70后作家本人都不认同70后这个标签。我认为被命名并非是限定,这个标签,无非是想说明这个群体出生在同一个年代,并且都在写作的过程中。和朋友聊天时,常常说起,徐则臣的写作立场更接近托尔斯泰,李浩的气息则接近博尔赫斯,张楚内心里住着一个卡夫卡,田耳常提起马尔克斯,东君则喜欢卡佛。这一代作家身上不可避免地携带着时代的共性,甚至对西方文学、西方哲学、西方影视剧的喜欢,都很接近(当然,我也注意到则臣和张楚对卡佛的异议)。说到差异,作家们自己是否有清晰的界限,也未可知。比如说,同样喜欢卡夫卡,李浩更喜欢《变形记》,而张楚更喜欢《城堡》,两个人是有不同的。李浩喜欢做一个魔法师,擅长把同样的人和事物,变幻形态,安放在不同装置之中;而张楚的兴趣在于那些装置的构成,以及被魔法师囚禁在城堡中的那些孤独灵魂。
  张楚的小说中弥漫着孤独气息,那种小人物的无助、焦虑和悲伤几乎无处不在。提到《梵高的火柴》《履历》《莱昂的火车》,张楚说:“在我的小说写作中,这些作品是异类,是不着调的变音,是对庄重肃穆的一种反讽。可是当我写完重读时,我发觉这些作品骨子里其实仍无大的变化:那些主人公,依然活在生活不完美的褶皱里,依然在探寻不可能的道路和光明。”“如此看来,无论有多老,我依然是孤独的,小说里那些人依旧是孤独的,无论他们生了怎样的面孔。”③我们阅读张楚小说时,能感受到那种生活的茫然,压抑的绝望,以及由孤独衍生出来的安然和笃定。那些孤寒的边缘人,在张楚笔下,常常长出了羽翼,生出了禅意。《忆秦娥》中那个薄情滥性的牛奶商,和不同的女人上床,有的有目的,有的无目的。而重情重义的满树香一生都活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满树香从青春年少到终老一生的一往情深,表现在渴望参军,救助舅舅,断然离婚,陪伴大海,直至大海病逝,自己孑然一身。树香倾尽全力帮助舅舅,直至放弃一切离婚住进舅舅家,悉心照顾大海,没有表现出更多对舅舅的热切和向往。相反,她平静淡然,甚至看起来对生活已经释然。大海去世后,树香去饭店做了服务员,与“我”偶遇,一小段对话,回应了数十年前的哭泣。小说结尾处,提到了彼与此,镜与月,尘与土,肉身与灵魂,虽然张楚说分不清楚世间种种是实有还是虚妄,我们阅读小说也难免感叹命运,不过,这种模糊的命运感往往更有力量。张楚的社会视点向来偏于下层,这篇小说也是沿着人性切入,关涉人在社会中,在人群中,在内心里的自我定位,充满生活的在场感和动态感。他表现人的困境,从不剑拔弩张,站在那一扇窄门前,我们是叩响门环,还是转身离去?生活是那样难以置信,而又习以为常,张楚总能给我们一些新的感受和线索,去寻找转瞬即逝的永恒,穿越黑暗,重回光亮。
  张楚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善良的悲观主义者,一个虚无的、孤独的、可耻的完美主义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散漫的写作者,我感到窒息。”“只有当暗夜降临,我才拥有了纯粹的自由和创造新世界的魔法——我必须承认,那种冒充上帝的虚伪快慰:在一张张白纸上,写下一行又一行齐整密集的汉字。那些汉字瘦小孤寒,或许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然而于我而言,却是抵御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的孤独感与幻灭感的利器。”④就是这样的一个孤独者,让我想起鲁迅,想起魏连殳,想起吕纬甫所说的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苍蠅,不同的是,张楚把写作作为最后的抵抗,并且始终心怀远方,“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会幻想着逃离此地,当他坐上火车回望故乡,肯定心怀骄傲与耻辱——骄傲是因为她终于变成了一个行动者,耻辱感则是对自己逃离的一种感伤型审判。”⑤我不知道这个远方到底有多远,只是记得张楚喜欢写望远镜和星空。在《直到宇宙尽头》中,姜欣的遭遇,其实很平常,丈夫背叛,自杀未遂,离婚,报复,都是我们熟悉的规定动作,不同的是姜欣对宇宙的热爱,是UFO,是王小塔三个兄弟的态度,是自闭症。时间诞生于什么?痛苦永无止境,真正的爱就像宇宙尽头。小说留给我们的是从眼前的苟且到宇宙尽头的寂寥空间。张楚写过很多小人物的生活。他认为和自己生活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同样的表达,田耳也有过),平时接触的都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工人,小公务员,做小生意的商人,种地的农民。这些卑微的人,在张楚眼里,同样有着丰富甚至独特的内心世界。他熟悉、了解他们,渴望把这些湮没在世俗生活尘埃里的心灵,打捞出来,把他们的精神世界描摹出来。   二、隐喻的一面镜子
  纵观70后作家创作,一方面确实运行在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交叉轨道上,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和社会理想的宏大视野中;同时,从人性禁锢、社会批评层面,也不乏对现代性的一些反拨。70后作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意识的瞬时性,感官的内在性,以及叙事的陌生化和缺席的在场感,都呈现出他们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反叛和反思。而后现代的碎片化、戏仿、狂欢、反讽,同样被他们运用得得心应手。这种关涉存在的不确定性中,既有去除具象身份的虚无感和危机感,同时又获得了抽象身份的自由感和自足感。当然,也可以看到70后作家自身面临的困境和矛盾——每个人都在感性和理性的冲突中,寻找自己的支撑点,寻找一种稳定感。
  李浩的小说,没有张楚那种排山倒海的孤独和忧伤。他不仅在小说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思想能力,在他的随笔和评论文章中,我们更是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对理论的嗜好和强大的逻辑理性。在《独自站在世界背面》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说起过:“阅读李浩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他从容而自由的灵魂,他站在万镜之宫,目光深邃,面对复杂的现实中国,背后是强大的西方文学传统,尤其是丰富而诡异的西方现代小说叙事,试图重构一个世界。一个思想的世界,意识与哲学的世界,文学与美的世界,一个能够阐释中国的世界。我们由此看到永恒的可能性与追求的勇气。自由、困顿,追求、爱,这些都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只是我们一直活在成见之中,很少有人能够走在突破陈规的路上。李浩喜欢迷宫,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或者虚构。虚构与真实,在他眼里没有什么距离,他没有特别明确的时代感,他的文字天马行空,又有着非常强烈的力量感,强大的想象可以比现实更真实,在那些叙事迷宫里,他为我们建构了无数可能。”
  李浩喜欢镜子,写过很多与镜子有关的小说。在超现实主义的文本里,不断描绘变形、梦境、潜意识。他喜欢重复,反复同样的场景、动作和情绪,反复运用暗示、象征和隐喻,力图在日常性中揭示出被奴役的处境,在无意义的生活流中,揭示出某种近乎神圣的意义(当然,反过来说也成立,就是在那些貌似神圣的事物中,发现本质的无意义)。有时候,我觉得李浩的美学倾向简直不可理喻,有时候又深深为之着迷。在阅读他那篇《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时,我既为那面随时随地无所不在的镜子抓狂,又为他能够如此自由穿行于现实和超现实之间而折服。镜子是生活的折射,是妻子的隐遁,是他者的沉默,也是现实的裂隙,是精神的禁闭,是感情的深渊。单位里有写不完的材料,有没完没了的检查,有喋喋不休的科长,家里有不断被死亡的游戏,有散发着各种味道的方便面,有堆满垃圾的人生。妻子的失踪,当然是一个隐喻。从无聊的日常生活中出走,是现实主义。而李浩让小说中的妻子消失在镜子里,就魔幻了。不断走错门的警察,岳母的各种抱怨,电视上的夸夸其谈……生活看起来很热闹,其实我们都是无动于衷的局外人。这面镜子到底意味着什么,最后碎裂了仍旧是一个谜团,那深不见底的黑洞,是不是才是生活的真相?最后“我”用尽全力扔下去的锤子,看起来似乎摆脱了眼前的困境,而蠕虫化的写作和生活,仍旧会日复一日地弥漫在所有的空间中。“在作品中,生活中,我们回避着真和真问题,漠然、无心、自私,麻木,缺乏责任和對具体事物的感受,因而我们的文学也是如此,因而我们的社会生活也是如此……”⑥
  李浩笔下的每一个故事,大概都可以看成是一面镜子,每一面镜子照见的,都是一种人生困境。他想要表达的是人类的共性,被隐藏在日常性中的人性。喜欢赋予人物形象丰富的隐喻意味,在象征性世界中,获得自己的艺术个性。他常常引用纳博科夫的那句话:“空洞的思想是一腔废话,而风格和结构才是一篇作品的精华。”⑦联系上文,我们就会发现李浩的写作野心。他既想成为一个卓异的思想家,也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建筑师。李浩认为,现代性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的现代性,这当从哲学的基本发端来说,当然还有社会其他的推动力量;另一个方面则是文学自身的现代性,即虚构的合法性,写作者有选择施展魔法并创造一个世界,用这种现代趣味的样式写下的小说,在人的现代性塑造中用力过少。中国人的现代性的进程是缓慢的,滞后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和现代性有某种的背离,恰恰因为如此,写作才更应当自觉地为人的现代性进程做一些小小的努力。米莱说:文学可能要表现的不是发生,而是目睹发生的可能。他认为从这点来说,写作者可以用具有一定的现代感的文学方式,更多地辅助于我们民族的现代性的逐步完成。⑧
  三、站在古典的黄昏
  施战军认为,“现代性这个词应该是一个中性词,通俗来说,现代性基于个人主义的崛起,主体性的突进,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看世界的方式。⑨现代性确立的标志是人的转变,不仅是社会文化、制度形式的转变,也不仅是人的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的转变,根本上是人自身的转变,是人的内在情感和精神维度的转变。从人的外在生存结构,到人的内心秩序确立,都在发生转变。现代性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想,也包含着个体的人获得解放和独立的命题。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形态,有着明确而理性的认知。事实上,文学作品也好,影视剧也罢,都在不断提供各种喧闹的故事,这些故事也会不断刷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生活的理解,而生命本身最为切近的很多东西,却往往被概念化, 模糊化,或者悬置化。包括精英,底层,城市,乡土,商场,官场,青春,爱情,甚至艺术本身,很多时候都被抽象化了。我们对这一切的理解随之越来越平面化,漠然,安然,陶然于现有的生活。
  那么,对小说,我们还应该抱有怎样的期待呢?那些灵魂的裂隙,生命的皱纹,那些一马平川的岁月,那些崎岖陡峭的人生,存在过的历史,正在发生的现实,这一切,应该如何被写进文本,如何被文字刷洗出本来面目?生活中充满了荒诞的意识和幽暗的无意识,小说是作者的意识隐藏和生活的无意识显露的过程,能够在直面时代真实境况的写作中,留下更多智慧的火种和哲理的星光,照亮生活和思想的茫茫夜空,应该是写作者的共同追求。“五副面孔”各自选用了其中一篇小说作为小说集名,五个书名涉及到的物象有三个:火柴,镜子,菩提;两个时间指代:古代黄昏,某年某月;四个人物:梵高,妻子,某先生,自我(独证)。当我面对这些零散的词语,试图寻找五位70后作家写作相似性的蛛丝马迹时,在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些大词之外,我发现了某些细小的脚印,说是趣味也可以,对照,印证,寻找,这些宿命论中隐含的真实和固执,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关于徐则臣的写作,近些年来,我饶舌的最多。偶尔也会自问为什么,或许我觉得他的写作最契合我对文学的理解与期待。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认为对于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呈现,他是最丰富的。不仅有直面生活与成长的思考,也有回环往复的艺术探索和独创。就像他在自序中开篇说到的,“在我的新作中,一直贯穿着一股暗流,发现者甚少,发现了也多是漫不经心的一瞥,只作为我写作的一个面向,寥寥数语也就打发过去。”⑩他所说的暗流,就是那种倾斜身子,与庞大固埃的时代生活擦肩而过,旁逸斜出的东西,他在意的,包括那些与正大的生活劈面相逢之外的东西,背面、暗处、角落、细节,沉默的、孤独的人与事。喜欢《西夏》这篇小说,并不是因为底层、同情和感动。当然,读的时候也会感动。那个名叫西夏的女孩子,是谁?没有来处,没有去处,没有依凭,是我们每一个现世安稳的人的另一面吧。则臣把这个人物设定为哑巴。不对世界说话,是主动放弃表达,还是丧失了对世界发言的权力?这应该是我们的真实处境,那些滔滔不绝的声音背后,是很深的厌倦和逃避,还是不能拥有的话语权力和表达自由?小说当然有底层关怀,但远远不止于此。也不仅仅是如何与一个陌生人相濡以沫在嘈杂灰暗的生活里。王一丁的谨慎,朋友的忠告,警察的敷衍,女房东的刁难,寒冬的冷水,偷钱的诬陷,火车上的遗弃,树洞里的泪光,小书店的生意,报纸上的寻人启事,都是最正常不过的现实生活。最后放弃治疗,意味着放弃真相,放弃怀疑和追问,放弃未知的一切,在俗常生活里,拖泥带水地过下去,反面则是,温暖和包容,是一代人拒绝被灌输的反抗。都是弱者,都是有名字的大多数,反抗生活听起来并不美好,拒绝外在的医治,是否有力量听从内心的声音,疗救自己的生活,带着失败和残缺的生命烙印,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在我和则臣的对话《我们对自身的疑虑如此凶猛》中,则臣说过:在我看来,文学的状态应该是:宽阔、驳杂、本色,是鲜活和入世的,骨子里头是一双具有反思和质疑能力的热眼,必须真诚。写作和阅读都当如此。不管写作还是阅读,文学肯定是看清楚自己是谁的最佳途径;知道“你是谁”,才能知道“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才可能“把掉在地上的都重新捡起来”。{11}我在《徐则臣的文学眼界》中也曾提及:则臣多次谈到他心目中好小说的标准:“形式上趋于古典,意蕴上趋于现代。”即形式上尽可能平实质朴,意蕴上无限开阔深广。他自己也是这一标准的追求者。无论是花街的市井人生,还是京漂的孤独青春,他都在以文学的韧劲做深度的开掘,在伦理、文化和情感各个侧面带给我们关于活着的启示。不仅小说,他的文学随笔同样清冽温暖,质地坚实,既有近距离的艺术感,又有思考的纵深感,更重要的是,有种宽厚的体恤和包容在里面。{12}
  四、独证我心的菩提
  在评价“五副面孔”时,施战军认为:东君小说的叙述极具中国化,语言干净自然,面对西方写作技巧,东君善于在分辨中吸收;张楚是一个天真的感伤型作家,作品中有清晰的底线,即对人的尊重,其小说的抒情方式非常迷人;李浩是一个文体实验家,对文本形式驾驭能力强,近几年较注重笔下人物形象的整体性;徐则臣的新作《古代的黄昏》中许多作品,被评论界所忽略,建议读者将《鹅桥》放到《鲁迅的故乡》那一类作品中阅读,从而审视自我与世界。田耳,更像是一个父兄辈作家,田耳的写作十分凌厉,具有力量。{13}田耳在《自序》中则写到:“在我们生存于斯的,一切难易具名、一切难以指称的奇葩时代,即便要厘清何为严肃,也并不容易。”{14}“我一直认为,作家不应该写太亲近、太私密的事物和感情,因为这种亲密无间会影响作者的文学判断。”“写出日常生活的惊心动魄,在读者自以为熟悉的地方,写出无穷无尽的陌生,找出俯拾皆是的意外,才是我追求的方向。”“我相信一个好作家,不会怎么在乎题材,也不怕和别的写作者撞山,他具有一种在马路边小水洼里钓出大鱼的本领。”{15}喜欢他这一句:小水洼里钓出大鱼。日常生活庸常琐碎,前现代也好,现代,后现代也罢,与大众的柴米油盐爱恨悲欢的生活完全无关。生活吞噬一切,又吐出一切。只是改变了形态。包括青春、理想、美貌,也包括疾病、罪恶和仇恨。作家和普通人一样,要接受这一切,经历这一切,不同的是,作家能以文字的方式复制,并且试图打捞出每一处水洼里的大鱼,绘制每一处迷宫的地形图。
  我在《田耳:日常生活的启蒙者》一文中,曾经写到:作为70后的代表作家,田耳显得更低调,更真诚,更贴近生活。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內部纹路并不清晰,沿着这些纹路游走的日常启蒙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遭遇鬼打墙,或者深陷言说的迷宫困境。没有钥匙,其实也没有真经。我们大都匮乏内在的勇气和理性。田耳带给我们的,就是李敬泽老师所说的:抵达、唤醒和建构生活的能力。不仅仅是个体能够自立为王的内心生活,也包括文人往往慨叹无力改良的社会生活。田耳自己说:“也许我是受生活环境影响,在湘西生活这么多年,我接触太多面目模糊的人,人性的‘摇摆’,是我观察到的最日常的现象。”{16}田耳表达的多半是普遍的存在,没有忧郁情结,没有铺天盖地的孤独,非理性的荒诞也常常一闪而过,他喜欢实实在在的生活,喜欢在你,我,我们都熟视无睹的生活中,找到深藏不露的意外。虽然他给自己的小说标签:孤独、见证、寻找、等待、冒犯、自由、偶然、奇迹中,毫不意外地,也包含着“孤独”。
  田耳说自己写这么多年小说,最喜欢《独证菩提》这一篇,这个说法并不让人意外,但也很有意思。尽管研究者都更看好《天体悬浮》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叙事,评价也更高。有时候想,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就像百宝箱里装着的那些宝贝,制造者本人最得意的,往往是被寻常人忽视的。《独证菩提》写鲁智深。从三癞子,到鲁达,到智深这一人生过程。小时候的顽劣,长大后的火爆,出家后的放达,到一苇渡江的圆寂,写得从从容容,天高云淡,花团锦簇。和《水浒传》有太多不同,也有太多惊喜。曾经和一位古典文学专业的博士聊到水浒人物,她最喜欢的也是鲁智深,当时不免觉得奇怪。那么多大英雄,缘何独喜花和尚。看过《独证菩提》,心下释然。至于小说中的员外家小姐丁小莲,唱曲卖艺的金翠莲,林冲的夫人张莲花,三朵莲花,真正与智深有缘的是张莲花。张莲花眼中的鲁智深貌似粗鲁,实则性情平直,二人林府后院对话,更可见智深性情。“事不遂意常八九,人能知心无二三”,这一感慨真是发自内心。小说中还写到了林冲的心胸狭窄,武松的智障,宋江的黑心,时迁的无赖,反衬鲁智深宅心仁厚。最有意思的一笔是张莲花的放下。并非是没有实现生活理想的可能,最终的释怀倒像是一种成全他人的开悟。田耳自陈,这篇小说写出了信仰的状态。信仰之物也许从未出现,但却不妨碍信仰之境终身伴随。听潮而圆,见信而寂,是田耳的理想吧。当然,作家是在路上放置西瓜皮的人,多少读者会不小心滑倒呢?   五、寻找自我的命名
  70后作家大都已经远离乡土。都市,城市,县城,城镇,是他们的主阵地。就像则臣的小说集名“古代的黄昏”,对于传统,对于乡土,这一代作家,此后的80后,90后作家,大约的确是隔着千山万水了。东君的小说富有禅意,意境深远,而韵味恬淡,他给我们很多超越性的存在尺度,但不提供大彻大悟,现实就像一座强大的围城,竭尽所能想要出逃的人们,最终发现其实是自己画地为牢。这种自身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缺憾,难以抗拒的虚无和疲惫,掩盖了真实的自我,如何才能够从“某年”“某月”“某先生”这种语焉不详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在漫无边际的存在中,找回自我,这应该是东君的写作初衷之一。“生活的平庸和思想的慵懒正在慢慢销蚀我们的创造力,对抗同质化趋势的个人才能也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日渐稀缺。因此,‘飘然思不群’在我只是一种暗暗向往的精神状态。‘思’寓于‘群’,而又能飘然而出,这不是一条向外的路,而是向内的路。”{17}
  70后作家面对的世界,与同时代的其他代际作家,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那么,这一代人的写作个性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呢,抑或这一代人的写作是如何重新塑造了小说,重新塑造了世界和生活呢?每一代人,都背负着催人泪下和平庸无聊的历史两面,70后也不可能从自己的历史中逃逸出去。当自我的命名变成一个代号,一代人的书写,很容易显示为一种观念或者信仰。“尽管我们常说,诗人关注的是彼岸性,小说家关注的是此岸性,但我的小说常常会在二者之间游离。”“我特别热衷于在小说中建构一个乌托邦,类似于庄子写的那种小国寡民。”当然,东君很清楚,这样的乌托邦思想在现代性大潮中的不可实现,所以大多数小说,写着写着就写成了反乌托邦小说。
  《某年某月某先生》 中的东先生有着自己的生活准则,写诗画画,收入稳定,饮食有度,无不良嗜好,没有搬家,也不换工作,同时与城里的三个女人保持关系,但为了避免产生留恋之情, 从不与她们在一起相处超过三天。一切似乎都风调雨顺恰到好处。直到有一天忽然听到奇怪的敲打声,幻听,让他选择进山。于是出现某山,某女士,东君依然拒绝为之命名。有意思的是,东先生承认自己“我本来就是诗人”,这是一个共名。是不是共名可以缓解个体的莫名其妙的焦虑感,小说贯穿始终的是向内寻找和追问。至于找一个地方终老,更像一个托词。“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无法认识自己,她却不同,她常常在跟自己对话。”高个子女人听力异于常人,后来脑子里长了个东西,拒绝治疗,选择上山灵修。这是一代人的疾病隐喻,当然也是一代人面对病态生活的共同选择,拒绝手术和医药,选择内心的自我疗救。高个子女人对东先生的讲述,也是支离破碎的,那些迷恋神秘事物的陌生人,那个奇怪的摄影师,艳遇与骨灰,荒诞而又真实,高个子女人最终悄然离去,留下很多悬念和疑问,而东先生最终埋葬了手机和三个女人的短信,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吗?东君没有给我们答案。那些如梦似幻的际遇,那些若有似无的情感,都慢慢消散在山间云雾之中。东先生看似安稳的生活里隐伏着各种危机,他同样有着无解的困惑。尽管并没有执着地追问,却依然走上了自我救赎之路(这一点,与则臣笔下的人物选择相同)。东君说自己有着守柔守拙的道家思想。喜欢的小说是:句式简约,语言干净,气息温暖。读他的小说,颇有同感。那么,他的小说世界到底更古典,还是经由反现代性而获得了超越现代性,似乎可以单成一文论之。
  讨论现代性,看起来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回到开篇说到的《寒战》和《大鱼海棠》,法治社会究竟怎样才可以真正实现,族群的利益和个体的自由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话题,恐怕我们依旧没有答案。70后作家更喜欢写自己的生活,尤其是私人生活领域的开掘,较之前两代作家,要更加细致入微,这是对宏大叙事的反拨,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宏观把握时代生活的无力。换个说法,就是开篇提到的几部电影中的某些追问,在70后作家笔下,我们还没有看到。作家无论在路上放置多少西瓜皮,读者都可以选择绕道而行,说到底,写作,并不承担推动和完成社会转型的使命;写作者所能做到的,是带给我们他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和对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既是独特的,同时他的思考,又应该是普世的。
  注释:
  ① 徐則臣、张鸿:《从“花街”到“耶路撒冷”——徐则臣·张鸿访谈》,《古代的黄昏》,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69页。
  ②“现代性五面孔”丛书:《古代的黄昏》(徐则臣)、《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李浩)、《梵高的火柴》(张楚)、《独证菩提》(田耳)、《某年某月某先生》(东君),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
  ③④张楚:《孤独及其所创造的·自序》,《梵高的火柴》,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第4页。
  ⑤张楚、张鸿:《守望与怀着远方——张楚·张鸿访谈》,《梵高的火柴》,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页。
  ⑥李浩:《魔法师的事业·自序》,《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⑦李浩、张鸿:《从侧面的镜子里往外看——李浩·张鸿访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55页。
  ⑧⑨{13}王秋杰:《70后写作新态 高峰南北齐商——花城出版社“现代性五面孔”丛书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百道网。
  ⑩徐则臣:《致沉默的生活·自序》,《古代的黄昏》,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11}张艳梅:《我们对自身的疑虑如此凶猛》,《创作与评论》2014年3月号下半月刊。
  {12}张艳梅:《徐则臣的文学眼界》,《人民日报》2013年7月5日。
  {14}田耳:《平凡之路偶有奇迹·自序》,《独证菩提》,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15}{16}田耳、张鸿:《“老顽童”田耳的文字生存——田耳·张鸿访谈》,《独证菩提》,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页。
  {17}东君、张鸿:《飘然思不群——东君·张鸿访谈》,《某年某月某先生》,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0后’作家小说创作研究”(项目编号:16BZW1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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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反病毒软件厂商而言,抢的是速度和时间。例如赛门铁克,在发布Norton AntiVirus 2005不到半年,7月初它又放出了Norton AntiVirus 2006(文中简称Norton 2006)基本成型的消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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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硕的《一片童心》是一部充满阳光与温暖的散文作品集。那杂记见闻,随手笔录,不拘一格的随笔;那域外考察、所见所闻具有独特感受的美的游记;那“讲小道理,或没道理”,短小、精练的
目的探讨分析左氧氟沙星联合阿奇霉素治疗难治性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效。方法 94例呼吸道感染患者,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47例。治疗组应用左氧氟沙星联合阿奇霉素治
试验以东北细毛羊母羔羊为研究对象,分别探究了不同体重及超排激素和剂量不同对幼羔卵泡发育和体外成熟的影响。结果:体重在4.0~5.0kg的母羔对超排激素反应最敏感p〈〈0.05),而5.0~9.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