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批改过的那本书

　　 家中书柜里有一张我和冰心老太太的合影。她坐在一个圈椅上微笑，我靠着椅背站立一旁。我对这张照片很看重，因为它于我意义特殊，老太太是我近30年编辑工作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我做“责任编辑”的第一本书，是《冰心近作选》。
　　 1990年，结束校对科8个月的锻炼，我回到一编室。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周明来访，说搜集了冰心十多年来散佚在报刊未结辑的散文随笔，想交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和当年很多年轻人一样，对冰心的印象就是《繁星》《春水》那一类泰戈尔式的小诗，或者《小桔灯》那样的儿童文学。但这次读完一惊：一位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才思敏捷，句子干净，随手拈来即文章的气势，颇得晚明小品神韵。
　　 就从那一刻起，我暗暗给自己今后的编辑工作定了个规矩：对任何一位作者，切忌先入为主、仅凭先前印象或他人的判断来做预判。
　　 为签出版协议，我去老太太家拜访。她看着我说，现在的编辑这么小啊！我说，不小啦，20多啦！我小时候就来过您家，跟家长一起来的，那会儿确实小，不过估计您早不记得了。老太太一边致歉一边乐，说就你这样，还什么“小时候”！
　　 然后，老太太又问我哪儿上的学。我说，我跟您是校友呢。她一愣，问怎么个校友法。我说，我中学上的一六六中学，前身就是您曾经上过的贝满女中，每次学校大会，一讲光荣历史，必提您大名。
　　 老太太开怀大笑，然后说：你不错，爱说话，不紧张，我就怕那些来了紧张的人，好像我是老怪物似的，小孩子就该天性活泼才对。老太太那年90周岁，在她眼里，绝大部分来访者都是小孩子。
　　 书印出来，去送样书和稿费。女儿吴青开的门，先堵住我嘱咐：老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一刻钟吧，就走，成么？我当然点头如捣蒜。进了老太太那间洒满阳光的卧室兼书房，她正笑呵呵瞧著我，嗓音浑厚地招呼：可算来了，我这儿等半天了，坐以待币——坐等人民币。
　　 我是头次听到这说法，当场乐喷。我跟老太太说：您是我做编辑的第一个作者呢，所以有两个请求，一是讨本签名书做纪念，二是要跟您合影。老太太说：都答应，先照相。
　　 合完影，她扯过手边的一杆圆珠笔，在我递上的一本还散发着新书油墨香味的扉页写下：杨葵小友留念。写完后说：哎呀，应该写小校友更准确。
　　 后来老太太又和我聊了很久，她心爱的那只大白猫不时蹿到桌上，旁若无人，优哉游哉。我因记着之前吴青老师的嘱咐，不敢多扯，只静静地听，不时瞄手表看时间。渐渐地，老太太说话直气短，大白猫再溜达到手边，也懒得去抚弄了。我赶紧站起身告辞。老太太定了定神儿，一脸无奈外加歉意地说：确实累啦。
　　 半个多月后，老太太托人转交来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原来她逐字逐句把《冰心近作选》读了一遍。书里夹了十几张小纸条，标识那页有文字改动。
　　 我吓出一身汗，当即推开案头正在进行的工作，逐一核对。核完发现，真正校对错误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老太太对自己文章的进一步语言锤炼，希望我们再版时改正的。
　　 掩卷汗落。但这汗没有白出，从此之后，每次在书稿核红样上签字付印时，老太太亲手批改的那本书的模样都会在我脑海浮现，我会随时警告自己：真的仔细了么？编校质量真的有保障么？
　　

阿城惯有的幽默

　　 编了20年文学书，要说花费心血最大、个人也最敬佩的作家，一是王安忆，二是阿城。
　　 有友人带来台湾出版的《闲话闲说》和《威尼斯日记》，心里痒痒，可多方联系，找不到阿城。有缘千里来相会。199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到上海出差，去王安忆家拜访，碰到正在她家喝茶聊天的阿城。
　　 当时正聊出书话题，我不失时机地问阿城，能不能把你的《威尼斯日记》和《闲话闲说》交给我出版？阿城当时思绪好像不在这儿，吧嗒一下烟斗，喷出一口浓烟，沉着嗓音顺着自己的思路说，在美国，年轻一辈作家写了东西，自己印十几本，放在小书店零卖。卖得好，出版商闻着味儿，就来谈判了。说到这儿停住了，因为烟斗又灭了。他重新点燃烟斗，接着说，反正现在科技手段把出书这档子事变得再简单不过，他们自己做的那些书，漂亮着呢。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问他：有多漂亮？
　　 阿城顺手抄过身旁桌子上的一本书，侧着拿，书脊面对自己，一只眼眯着，另一只眼看书脊，说，至少人家书脊笔直啊。
　　 王安忆从他手中接过书看了一眼，笑着说，这书脊实在也太歪了点儿，杨葵不至于做成这样子。我一听，借着话头趁热打铁：把你那两本书交给我出，书脊会像利刃削过。
　　 这回阿城听得真切，他看看王安忆，又看看我，说，行吧。
　　 简单的两个字，在我心底却是翻江倒海，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一个长久的愿望要变为现实;紧张的是，“书脊笔直”，这是阿城惯有的幽默，暗含着要求，书必须做得漂亮。
　　 我花了十几天时间，仔细读阿城的东西，不光读这两本新的散文集，还将他早先的名篇《棋王》《遍地风流》找来参照。读来读去，案头工作完成了，同时在心底读出了阿城的内容：智慧中有狡猾，述而不作的遗风中有摄人心魄的真知灼见，冷漠的沉静中有孩童般的天真烂漫……所有这一切，反映到做书漂亮问题上，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朴拙中不乏精致。
　　 于是选择了最普通的长三十二开开本，于是版式做成了最普通的天地疏阔，于是标题选择了最简单的宋体字……在这一系列的朴拙之后，再糅入精致，比如正文纸张，专门请出版部从瑞典进口了一种纸;比如为了《闲话闲说》中压题的小图标，前后遍试上千种图案，最终在一本《汉代画像砖图录》上找到最合适的一个……
　　 书出后，在当时那种装帧条件下，算是不错。还记得叶兆言收到书后来信说：“我喜欢阿城的东西，也喜欢装潢漂亮的设计，此书真是珠联璧合。”打越洋电话问阿城，书做得怎么样，他只说了两个字：挺好。
　　 后来，有天在一家饭馆巧遇阿城，太久不见，我正常寒暄：怎么您老也在这儿啊！阿城语气冰冷：有谁规定我不能在这儿么？我又被噎得够呛。
　　 阿城在书里讲过，年轻时他在山西“接受再教育”，同样来自城里的一位学生教育他：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是刺。阿城自己交代，这个意思他受用到现在。这番话，不妨看作他噎人一面的心理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