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期间,陈毅曾任渡江战役总前委常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实现心仪已久的“破敌收京(指南京,下同)取沪”的目标,他参与第二、第三野战军飞越长江天堑,成为蒋家王朝22年独裁统治的掘墓人之一,为江南半壁河山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卓越功勋。
　　无情未必真豪杰。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戎马倥偬的陈毅,与亲人聚散匆匆,天各一方,家书便成为他们之间抒发情感的使者。不经意间,这一封封历经沧桑保存下来的书简,不仅成了陈毅与亲人间诚挚情感的见证,也成为中国革命转折关头的历史见证,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和精神财富。
　　
　　由萧县到西柏坡:“任务是向东南经营苏浙皖”
　　
　　1948年底,应中共中央的电示,陈毅和刘伯承由安徽萧县蔡凹驱车赶往河北西柏坡,出席次年1月5日至8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向中央军委当面汇报渡江作战的初步设想。会议的间隙,陈毅获悉曾任国民党沈阳兵工总厂中将厂长的嫡亲堂兄陈修和在沈阳解放时率部起义,异常兴奋。他为这位立志技术兴国的兄长,能与自己并肩建设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而“十分快慰”。欣喜之余,“文人习气”浓厚的陈毅,立即修书给远在沈阳的兄长,赞赏义举,畅叙亲情,憧憬未来……对于即将展开的渡江战役,他在信中写道:
　　弟任务是向东南经营苏浙皖,春间摒挡后即南渡。在徐淮战役(即淮海战役——引者注)中黄维、黄百韬、邱、李、孙诸兵团已覆没,此后大战也不多,两年内军事底定,即可顺利进入建设时期,吾弟兄亦可长聚也。望保重,并以坦率直爽的态度与人共事,在沈阳各同志均与弟熟习,必能获得助益。匆匆未尽所言,破敌收京取沪后当图一晤。……
　　此时,起义后的陈修和担任人民解放军沈阳兵工总厂第一任厂长,开始发挥专长为全国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信中,陈毅由衷地劝慰陈修和把“研究政治作发展工业方向之南针”、“向真理和人民低头”,认清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区别,以期把“工业建设为职业”与“人民事业结合”,如此,“必能长展骥足”。对下一步的任务,陈毅在家书中坦言,是“破敌收京取沪”,即进行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经济中心上海,从而实现“向东南经营苏浙皖”的目标。
　　“破敌收京取沪”是抗战胜利前夕中央军委赋予时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战略任务,后虽由于形势变化被取消,但这成了萦绕在陈毅心中的一个未解的“结”。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正在指挥淮海决战的总前委,高瞻远瞩地提出“华野、中原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即两大野战军在完成淮海战役后,继续并肩作战实施渡江战役。中央军委提出的渡江战役的作战方针,重新点燃了陈毅心中实现“破敌收京取沪”的激情。这也是信中提到的“弟任务是向东南经营苏浙皖,春间摒挡后即南渡”的由来。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时候,陈毅开始放眼江南,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渡江作战的准备之中。
　　1949年1月10日,西柏坡传来了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喜讯。为了给未来渡江作战开辟前进基地和支前基地,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率华野一部乘胜进军江淮,解放了包括蚌埠、合肥等重要城镇在内的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使得中央军委计划在淮海战役与渡江战役间发起的江淮战役,即陈毅家书中所指的“春间摒挡”不再实施,两个野战军开始转入渡江作战的全面准备。
　　
　　由徐州到蚌埠:“收京破敌必在春夏之间”
　　
　　1949年3月23日,陈毅由徐州转移到蚌埠后不久,即致信在济南工作的妻子张茜,告之自己的行踪:
　　茜:
　　别后风雪交加,夜半抵蚌埠。道路泥陷不能行车。步行十余里渡河到市委,酣然一睡,起已十时半,证明年近五旬,尚可作步兵。一过淮河完全南方风气。居民云四十天已下七次雨,路从来未干过,因念大军南进不无困难。曹孟德四越巢湖不成殆非偶然也。好在早有准备,我军挟各种优势,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收京破敌必在春夏之间。汝独行踽踽,又孤处济南,深以为念。三个小儿,不知到青州后如何?最好不离母亲,多耐心教育,不要把孤傲的性格传给他们。希望便中详告近情,千嘱。
　　仲启
　　三月廿三日
　　信中描述了3月17日陈毅在济南和张茜匆匆一别后,经济南、徐州移驻蚌埠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除表达对家人的殷殷关爱之情,更对渡江作战胜利表现出豁达乐观的态度,并由淮河南岸的多雨天气,引发了对曹操四渡巢湖不成的感叹,抒发“收京破敌必在春夏之间”的必胜信心,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的喜悦之情。这种“必胜信心”,建立在“早有准备”、“各种优势”和 “临事而惧”之上。
　　为了体现人民战争的特点,充分发挥“各种优势”,2月12日,陈毅在徐州与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康生、曾山等会合,在15日召开的华东局会议上,全面落实渡江作战的庞大支前准备工作。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安徽省委,以统一江北的支前工作;华东支前委员会(司令部),立即移驻水陆交通枢纽蚌埠,负责整个战役支前工作。
　　其间,陈毅还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两个野战军整编的指示精神,2月中旬前后,中原、华东野战军分别改编为第二、第三野战军。2月19日,陈毅在三野前委扩大会议(即第二次贾汪会议)上,传达了总前委会议精神和中央军委2月8日“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并于次日和粟裕、谭震林、张震签发了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京字第一号)。
　　第二次贾汪会议后,已“早有准备”而成竹于胸的陈毅,再赴西柏坡,出席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召集陈毅和邓小平、谭震林等再次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并初步拟定4月10日为渡江作战的发起时间。14日,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各大区人事座谈会上,陈毅又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三书记和上海市市长。此时,陈毅集总前委常委、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上海市市长等要职于一身,真正成为华东的“管家”。17日,他在南返途经济南时,和在此治病的粟裕商谈了渡江作战问题,看望了在白求恩医学院工作的张茜。次日,陈毅返回三野司令部驻地徐州大北望。信中的“别”,指的就是在济南和妻子张茜的短暂重逢。
　　为实施靠前指挥,3月21日起,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按预定的部署,率总前委和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以及三野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分批经徐州南下,“车行途中雨雪交加”,翌日凌晨抵达与蚌埠市区隔淮河相望的小蚌埠。由于津浦铁路淮河铁桥被国民党军溃逃前炸毁,陈毅步行通过河面上架设的浮桥过淮河进入蚌埠市区。在市交际处稍事休息后,当日下午移驻距市区约10公里的东郊孙家圩子村。在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陈毅给张茜捎去了这封报平安的家信。
　　在信中,面对即将到来的渡江作战,陈毅回想在蔡凹、西柏坡、贾汪、商丘、徐州间反复酝酿过程中的“好谋”,统筹第二、第三野战军协同作战的渡江方略呼之欲出,与此同时,两大野战军也已按照预定部署,到达指定位置进行针对性的准备。为此,陈毅油然得出“收京破敌必在春夏之间”“而成”的结论。
　　
　　由蚌埠到合肥:“几乎没有多的休息时间”
　　
　　似有心灵感应,张茜也在3月23日致信陈毅。她收到丈夫3月23日的家书后,又于4月1日回复。陈毅见信后,于合肥瑶岗再次修书于张茜:
　　倩儿:
　　三月二十三日及四月一日两信收到。康生同志亦有电来说愿帮忙照料你等。宋裕和同志亦电告三个小孩均安抵青州。得你两信知你已布置妥善,更放心了。我现在由蚌埠转至合肥附近,一片黄金菜花,一片稻田,麦绿如油,南方景色十分可爱,多年久居北方不禁有新鲜感觉。
　　


　　你既然任医学宣教工作,望努力。但盼望多多照护三个小孩,我不能兼顾,一切只有靠你了。南下工作很忙,每每开会,写文件,谈话,几乎没有多的休息时间,如果亦有稍稍可空闲的功夫,就想你能来我身边为好,就以你不同我南下为欠为念。好在胜利很快,望于打下南京之后,火车搞通,即盼你能同三个小孩迅速南下会合,不然让多年来夫无妻伴,妻无夫陪,儿子离父母,父母离了他们爱儿呀!望注意身体,你吃得太少,要养得胖胖的来见孩子的爸爸!余不多谈。乘刘彬同志北来顺带此信。
　　仲启
　　四月五日
　　有便人来写信来。又及。
　　信中的“倩儿”是陈毅对夫人张茜的爱称,字里行间表达了陈毅对妻子的殷殷关切,对幼子的舔犊情深,体现了战争年代夫妻间、父子间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情感,蕴含着在战争中渴望和平、安定、团圆的人性光辉。清明时节的江淮美不胜收:菜花黄、稻秧绿,鸟声、蛙鸣……这些,传递出陈毅大战在即却轻松愉快的心情。陈毅的心情之“弛”,缘自于这一时期“每每开会,写文件,谈话,几乎没有多的休息时间”的工作之“张”。
　　3月25日至26日,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的总前委会议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举行。这是渡江前召开的极为重要的军事作战会议。会上,在听取三野第七、第八、第九兵团渡江准备工作的汇报后,对渡江作战的发起时间、是否攻占两浦(浦口、江浦)、如何处置敌江北据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建议或决定。会议强调,要立足于最困难情况出现的准备,着眼于局部(如宁沪铁路沿线)打恶仗。会议决定,由粟裕、谭震林、刘伯承分别指挥东、中、西3个渡江突击集团,在千里江面上,宽正面、有重点地实施强渡。会议认为,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在于东、中两个突击集团过江后要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
　　3月26 日,在总前委会议结束的当晚,陈毅和刚刚伤愈返部的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进行了一番“谈话”,传达中央军委的指示,由张爱萍负责组建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区海军,并出任司令员兼政委。陈毅还告诉张爱萍,野司正在策反国民党海军,要他同时做好接收国民党舰艇的准备,迎接人民海军的诞生。
　　3月28日,粟裕由济南返回野司。下午3时至7时,陈毅和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以及饶漱石、张鼎丞、曾山、张震、舒同等,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召开华东军政联席会议,再次对渡江作战部署进行缜密研究。为继续实施靠前指挥,会议决定,陈毅和邓小平率总前委和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南下至合肥附近,主持全局;粟裕、张震率三野机关东进至江苏泰州,以加强东集团方向的指挥力量。鉴于三野机关和总前委分开行动,同时决定,由华东军区、三野抽调部分人员组成总前委精干工作机构,随邓小平、陈毅行动。30日,陈毅和粟裕、谭震林、张震签发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二号)。31日,根据中央军委29日的电示,邓小平亲自组织拟定了渡江作战方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3日得到批准。至此,经过百余日“几乎没有多的休息时间”的反复酝酿,一部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凝聚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也倾注了陈毅心血的渡江作战方案正式形成。此时,渡江作战已是箭在弦上,万事俱备,只待号令了。
　　进军江南,军事占领仅仅是手段,接管、恢复和建设好广大江南新区才是目的,这也是“经营”一词的前瞻性之所在。在进行渡江作战方略谋划的同时,身为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局第三书记和未来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放眼江南,为了将来的“经营”而又不知疲倦地“开会,写文件,谈话”。
　　4月1日,华东局印发《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3个草案。这些“文件”的出台,为江南解放后的城市接管、正确处理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以及解放军与江南游击队的关系等提供了政策依据。
　　4月3日,陈毅和邓小平、饶漱石主持华东局会议,讨论上海、南京等城市解放后的粮食、煤炭供应计划和部队后勤工作,并提出新区筹粮原则。陈毅在讲话中指出,满足400万人吃粮是最高的政策,征借粮食要体现党的阶级政策,大部分由地主、富农承担。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华东局7日发布《关于新区征借粮草的补充指示》。
　　这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政策的制定,为江南解放后社会秩序的稳定、恢复和发展,以及适应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进行了充分的政策准备。
　　同一天,鉴于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解放后高级干部缺乏,以及安徽解放时间先后不一,陈毅与邓小平、饶漱石决定,安徽以长江为界,分别成立中共皖北、皖南区委,正在组建工作机构的安徽省委暂不成立,为进军江南进行组织准备。
　　……
　　渡江战役总前委移驻合肥瑶岗以后,陈毅和邓小平一起,通力指挥百万雄师解放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胜利完成渡江战役的第一阶段任务;在丹阳,创造性地完成了渡江战役第二、第三阶段任务,并成功解放了经济中心上海等富饶的江南地区,相继实现了他“破敌收京取沪”的夙愿,进而为实施“向东南经营苏浙皖”的抱负奠定了基础。在黄浦江畔,陈毅和邓小平也实现了与亲人长相聚首的心愿,并留下了两家其乐融融的珍贵历史瞬间。■
　　
　　
　　1949年苏联驻华大使馆南下之谜
　　1949年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中国的外交界却出现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当南京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决定迁往广州,并且照会各国使馆也跟随政府迁往广州时,一向与国民政府亲近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及其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并没有离开南京,只是派出了一小部分工作人员随国民政府迁往“临时首都”广州,而一直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蒋介石视为中共“后台”的苏联却遵照国民党政府的建议,指示其驻华大使罗申将大使馆随同国民政府一道迁往广州。
　　
　　诸说纷纭的解释
　　
　　对于苏联大使馆为什么会跟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而不是在南京等候与中国共产党的会合,历来史学界存在着多种说法。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苏联大使馆南迁广州完全是为了“不给美国武装干涉中国以借口,是打算以自己的行动带动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撤离长江一线,为解放军南下排除外交障碍,是为了防止美国以保护在华利益和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名进行军事冒险”;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苏联大使馆南下广州是完全为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外交行为,主要是为了维持雅尔塔协定之后苏联在中国所取得的利益。
　　随着俄罗斯政府相关档案的解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日趋明朗化,但是至今也没有形成定论,仍是一个尚待破解的外交之谜。
　　
　　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国民政府败逃广州
　　
　　1949年,南京城已经是危如累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武装力量,基本肃清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势力(除新疆、甘肃等少数省份还未解放)。此时人民解放军陈师百万、饮马长江,随时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早已人心涣散,虽然有长江天险以及海军和空军的绝对优势,但腐败的政府对自己的军队早已失去了信心,呆在南京城里的每一个官员都知道南京是守不住的,而现在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便是将首都迁往广州———这个曾经是国民党发家的地方。1949年1月18日,国民政府通知各国驻华使馆,政府将在21日由南京迁往广州,并要求他们一同前往。苏联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苏联大使罗申遂率领使馆的大部分人员于1月30日和2月2日分两批迁到广州,其余21人在参赞什巴耶夫领导下留守南京。捷克和波兰等使馆随同苏联一起行动。但美国国务院却训令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采取“观望”政策,派公使衔参赞克拉克前往广州。其他西方国家也效仿美国,将他们的驻华使节留在南京。
　　
　　苏联计划落空,国民党希望破灭
　　
　　苏联驻华使馆到达广州后,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地方当局官员保持着类似以往的外交接触。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他们最希望苏联大使馆能在苏联政府的授意下,积极推动国共之间和谈,以推迟其失败的步伐;而对于苏联政府来说,将苏联大使馆迁往广州,无非有两方面的事情要做,即继续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保持联系以及继续与国民政府就新疆地区的经济贸易进行谈判,以期获取在新疆地区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双方如意算盘都没能得逞。面对国民政府的协调请求,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这样回答:“中国国内冲突的和平谈判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应当排除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是最好的。苏联人民从自己的方面愿意看到在中国尽快实现和平。”尽管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正处于逃亡和大撤退时期,因此使馆在广州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也极其有限。到5月31日,也就是在上海解放后,罗申低调地由广州返回莫斯科,以至于在广州的国民党媒体对此也未做相关报道。
　　罗申离开广州后,使馆一切事务均由公使瓦西科夫负责。1949年6月间,广东和香港媒体纷纷报道国民党政府将在近日由广州撤离到重庆的消息,这令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感到恐慌。为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瓦西科夫求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卜道明回答说:“政府的确通过了迁至重庆的决定,现在已向那里搬迁各种政府机构,但最近不可能正式宣布上述消息,这主要取决于军事形势的发展。”6月11日,即在瓦西科夫同卜道明见面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瓦西科夫做了如下通报:“鉴于战线向广州逼近的危险,政府决定将主要部门和行政院迁至重庆。这些机构的撤离已经正式开始,但广州仍作为政府所在地保留。政府宣布撤至重庆只是在军事行动方面对广州造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经请示莫斯科,瓦西科夫决定带领一部分人员随广州政府西迁,但由于重庆方案未得到落实,苏联驻华使馆也就没有再离开广州。苏联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期间,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关系。尽管国民党方面对苏联支持中共的做法一直不悦,但彼此心照不宣,也未提出过正式的反对意见。但在刘少奇使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政府同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签订的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还是令国民党政府感到愤怒。8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公使瓦西科夫并就上述事件提出抗议。叶公超指出,中国政府从来都是本着维护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立场,并最后请瓦西科夫尽快将照会内容转告苏联政府。瓦西科夫表示,他立即将照会的内容和部长的口头声明转告莫斯科。但苏联方面明知理亏,遂采取回避问题的办法处理此事,对上述照会一直保持沉默,不予回答。这种沉默一直保持到1949年10月2日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艰难撤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关系的命运。在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苏联政府同时宣布与阎锡山领导的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政府的这一外交举动完全激怒了国民政府。10月4日,叶公超约见瓦西科夫,向其宣读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政府照会的答复,指责苏联方面违反1945年条约,应对外交关系的破裂负全部责任。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瓦西科夫保持沉默,不发表任何意见。10月5日,国民党政府照会的内容被刊登在广州的报纸上。由此,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彻底地断绝了外交关系。由于苏联政府已经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那么,苏联驻广州的大使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为此,苏联大使馆的人员撤离广州一事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尽管叶公超在同瓦西科夫会面中答应将为苏联使馆人员撤离提供帮助,但在具体办理过程中,国民党政府方面却要求苏联使馆人员撤离应在莫斯科国民党政府外交人员撤离之后。因为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使馆的外交人员不想去北京,而是想去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苏联驻广州使馆工作人员作为人质,保证国民党外交人员能顺利返回台湾。苏联使馆人员30人,包括儿童和家属在广州经历了为期一周足不出户的漫长等待,甚至连生活食品都是由广州当地的俄华后裔叶夫达季莫夫帮助购买的。到1949年10月10日,苏联使馆人员终于获得了离境签证。但好事多磨,英国驻广州总领馆却以香港当局担心苏联船只通过珠江口时会遭到士兵和海盗的袭击为由,拒绝向苏联使馆人员发放中转香港的签证。为此,苏联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与英国政府取得了联系,请求其迅速发放其使馆人员通过香港中转的签证。苏联政府的请求很快得到英国方面的响应。1949年10月12日,英国驻广州总领馆不但向苏联使馆全体人员发放了外交签证,而且派卡车将使馆人员送到广州白云机场,再由那里乘飞机至香港,与前来接应的苏朝联合船务公司船只会合。苏联使馆人员在前来接应的船只上等待数天后经南中国海,在渤海海面开始了漫长的航行。由于对途中的情况估计不足,轮船在航行中煤和水等供给材料短缺,轮船及使馆人员被迫在大连稍事休息后继续前往天津。由于当时天津港没有能力接纳3000吨吨位的轮船,所以轮船最后只好停泊在海河出海口6公里处的塘沽新港。在塘沽新港,苏联使馆人员直接换乘等在那里的火车,于1949年10月30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30天安全抵达了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北京。
　　苏联大使馆南下广州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过去60年了,在这60年里,中苏(俄)关系一直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苏(俄)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合作,历史已经证明双方只有合作才能共同发展,而对抗只能使双方受到更大的损失。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相信在新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中俄之间一定会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使得中俄关系朝着更加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