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浩劫中，基督教徒且不说，普通人如果被发现有一本《圣经》，也会祸从天降。教历史、外语、外国文学的教师，谁如果提一下什么《圣经》典故，免不了大吃苦头。艺术院校系科里的米开朗基罗的《哀悼基督》、《大卫》、《摩西》的复制品被砸烂，达芬奇的《丽达圣母》、《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等绘画的复制品也被倒挂起来，或撕烂，或被投入新宗教裁判所的火堆。
　　《圣经》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在拨乱反正的今天，我们应当尝试历史地、科学地来看看它的本来面目。
　　《圣经》，正象希腊神话一样，对欧洲整个的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如果对它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学习、研究、借鉴欧洲的文学和艺术时、在学习欧洲主要语言时，便会时时堕入五里雾中。
　　“圣经”一语，在大部分欧洲语言中的名称，都来自希腊语“书”一词，并无“圣”字。汉语译者似乎是用了《十三经》的这个“经”字，又似乎象《唐书·艺文志》把周公、孔子等人的书称为“圣经”那样，把这部“书”译成了《圣经》。又是“圣”、又是“经”，就给这部书增添了神圣、奥秘、凛然不可侵犯的色彩。
　　《圣经》是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二世纪一千几百年之内产生、汇集、编写成书。它记录了犹太和其他民族具有宗教色彩的古代历史传说、宗教律法、编年史家和诗人的作品(宗教和文化一样古老，在古代社会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以幻想的、歪曲的形式反映人对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和文化有不解之缘)。它还记录了民间传说、故事、谚语、歌颂爱情的诗歌，反映了许多关于小亚细亚一些地方古代社会相当长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情况。历史学和对《圣经》的科学研究早已证明《圣经》不是什么神的创造，而是由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作品组成，从它的内容的重复、矛盾，风格的不十分统一可以见出。一九四七年在死海附近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圣经》和进行科学批判提供了新的丰富材料。当时在约旦的瓦迪·库姆兰山洞里发现了用古希伯莱文和其他文字写在皮革、羊皮纸和纸草上的大量手抄本经，最古老的属于公元前四世纪。对这些手抄本的研究还没有完成，但是已经证实了《圣经》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在许多世纪之内长期发展的结果。
　　《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在公元前写成，用的是古希伯莱文，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的经书；《新约》是早期基督教思想家们在公元二世纪用古希腊文写成，只是基督教的经书。
　　《旧约》有两种版本：古希伯莱文版本和“七十家诠注版本”，即在公元前二七○年在亚历山大城完成的古希腊文译本。
　　第一种版本由三部分组成：
　　一、律法书(亦称摩西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二、先知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耶利未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及其他十二个小先知书)；
　　三、杂著(诗篇、箴言、约伯记、雅歌、路得记、耶利未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历代志〔上、下〕)。
　　在许多世纪之内，《旧约》都不断经过修改和补充。最古老部分(德博拉的歌)起源于公元前十二世纪，摩西五经在公元前五世纪写成。先知书大约在公元前八——七世纪、杂著在公元前三——二世纪写成。
　　《新约》包括：
　　一、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
　　二、使徒行传；
　　三、使徒书信(哥林多前书、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力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彼得前书、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
　　四、启示录。
　　从时间顺序上看，启示录是第一篇，大约出现在公元六十八年。而二十一篇书信在公元二世纪前半期写成，福音书在公元二世纪中期，使徒行传在公元二世纪末。在《新约全书》中已经规定了初期基督教的教义。《旧约》思想对于《新约》和基督教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亚历山大城的费伦(约公元前二○年——公元五○年)的神秘主义的宗教学说和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约公元前十四年——公元六十五年)的斯多噶主义学说。
　　《圣经》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各种文献、各种形式和风格作品的总汇。但是也有些篇章实际上没有宗教内容(传道书、以斯帖记、路得记、雅歌等)。《圣经》中包含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片断具有长期口头传说的民间创作性质，大概属于所罗门王统治时期(公元前十世纪)，后来还收有民间传说，散见于摩西五经、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等。
　　《圣经》是现在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的经典。基督教于公元一至二世纪形成于罗马帝国。早期基督教主张平等、仇恨富人的朴素性质，在下层人民中有广泛影响，对反对罗马的统治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遭到罗马统治者长期的、严酷的迫害。后来逐渐影响到社会上层，性质发生变化，于四世纪定为国教。随着罗马帝国对内压迫和对外侵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罗马统治者为了便于从精神上控制被压迫人民和被征服的民族，对基督教采取了限制、利用政策，遂定为国教。在长达一千年的欧洲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会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主要支柱，并把哲学、政治、法学置于基督教神学控制之下，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对进步科学家残酷迫害。一○五四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形成东正教和天主教。以后天主教在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新教，在以后的时代，又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教派。
　　在中世纪的欧洲，《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效力。历代反动阶级都利用《圣经》作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现代世界上的许多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也和基督教思想、和《圣经》思想有种种内部联系，成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部分。仅就欧洲而言，基督教思想和《圣经》对一千几百年来的文化的影响也是到处可见的。
　　这种影响包括许多《圣经》题材对欧洲文学的相当大的影响。《圣经》关于创造世界的宗教神秘观念，忍让态度，在两千多年教会教育下，渗入了人民的意识，在许多情况下通过文艺作品对人民的审美教育给与了消极影响。但是，正如在早期基督教发展阶段那样，《圣经》神话、主题和题材包含的宗教性质的正义和平等思想，也影响了与人民运动有关的文学。德国的农民革命家托马斯·闵采尔写的《书简》、捷克农民的革命组织胡斯派写的歌曲，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造型艺术，都是以宗教、《圣经》为内容，而实际上表达了人民运动的愿望。
　　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取材于《圣经》。诗人和作家对现实的思索促使他们利用人民熟悉的《圣经》题材，改变这些题材的涵义，歌颂人的伟大和尘世生活。这里可以列举一些主要的作品。
　　但丁在《神曲》(一三○七——一三二一)中把基督教宗教神话形象同古代历史人物、同当代政界人物肖像混合起来，把《圣经》形象同当代的哲学、伦理和政治问题结合了起来。描绘了新旧时代交替的意大利社会，表达了新时代的思想和世界观，即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文学又产生了塔索的诗歌杰作《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一五八○)。作品描写了基督教徒反对伊斯兰教徒的宗教战争，虽然情调有时不免悲观，有些背离人文主义。
　　荷兰诗人凡·登·汪德尔写了许多《圣经》题材的戏剧，悲剧《撒旦》(一六五四)用寓意形式表现了尼德兰人和西班牙君权的斗争。
　　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解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问题时，独特地解释了亚当和夏娃的神话以及堕落的天使——向上帝暴政造反的撒旦(《失乐园》，一六六七)和人类命运、基督受难和悲痛的沉思(《复乐园》，一六七一)。
　　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在长篇史诗《救世主》(一七五一——七三)中，尝试描绘《圣经》立法者摩西，赋予了他巨人式英雄的特征，但作品具有抽象的规戒性质。
　　在歌德的杰作《浮士德》(第一部〔一八○六〕，第二部〔一八三一〕)的天上序幕中，天帝(即上帝)出现，他让怀疑和否定的化身靡非斯特非勒司竭力控制浮士德的灵魂。歌德借用《圣经》的箴言来歌颂的不是神的无所不在的权威，而是人的充满悲剧意味的伟大。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启蒙时期的进步作家们，则利用《圣经》的形象作为讽刺宗教、教会以及统治阶级政策的材料。
　　拉伯雷的《巨人传》(第一部至第四部出版于一五三二年至一五四八年，第五部在作者去世后出版)，嘲笑了宗教传说，抨击了执行宗教裁判所酷刑的耶稣会教士，抨击了教皇和教会的封建教阶制度。
　　伏尔泰写的文章猛烈抨击教会的宗教迫害，在《老实人》(一七五九)和《天真汉》(一七六七)里讽刺了教士、教会官僚机构，因而他的作品里也有不少关于《圣经》的内容，不了解《圣经》，是不易深刻领会这些杰出无神论者的思想的。所以，梵蒂冈《禁书目录》里列有许多优秀作家以《圣经》为题材的作品，就不足为奇了。
　　在海涅的抒情诗中，宗教题材常常被用来嘲笑、讽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理想。
　　拜伦在《该隐》(一八二一)和《天与地》(一八二二)两出神秘剧中描写了虔诚的亚当派和造反的、爱好自由的“该隐派”的对抗，这些故事是从《圣经》蜕化而来的。他还在《约夫瑟的女儿》、《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在巴比伦泉水边》等以《圣经》为题材的诗中把对人类心灵的伟大的确信和对生活的美的热爱结合为一。
　　近代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共四部：《雅阔布的故事》、《年青的约瑟夫》、《约瑟夫在埃及》和《赡养者约瑟夫》，写于一九三三——一九四三)，取材于《旧约》中关于约瑟夫的传说。这是关于犹太人的故事，作者鉴于德国法西斯主义对犹太人采取了仇视和种族灭绝的政策，为了抨击反动暴行，利用《圣经》题材写了这本书。作者说：“正因为这部小说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它是合时宜的。”假如我们不懂得《圣经》的内容，便领略不了本书的深刻内容。
　　下面再谈谈几位杰出的俄国作家对《圣经》题材的使用。普希金在《先知》一诗中以先知的形象体现了诗人崇高使命。
　　莱蒙托夫在《恶魔》一诗中则使恶魔的悲剧形象具有反抗上帝，热爱自由的内容。恶魔和上帝，都是《圣经》中的人物和故事。
　　与基督教和《圣经》关系最密切的俄国作家无疑是托尔斯泰。他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都加有引自《圣经》的卷头语，包含了深刻的矛盾涵义。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表现在他改写的民间故事，福音书寓言和神话帮助作者表达了良知和行善的思想，但同时也宣传了不用暴力反抗罪恶的劝诫。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罩夫兄弟》(一八七九——八○)中，充满了“关于伟大的宗教裁判者传说”。在这部小说中，反抗上帝的思想比基督原谅一切人的主题更有力量，在艺术上的说服力也强得多了。
　　十月革命后，俄国象征派诗人布洛克在长诗《十二个》(一九一八)中，力图歌颂革命，用基督的形象“祝福”它，好象是基督引导了十二个赤卫队员。
　　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穿裤子的云》(一九一五)则是一篇宣扬无神论的杰作。诗人看到神的威严是世界一切灾祸之集大成，倾诉了对上帝的愤怒的独白。在另一长诗《人》中，马雅可夫斯基讽刺地使用了《圣经》题材。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及十六、十七世纪、十八、十九世纪的造型艺术中，以《圣经》为题材的作品更是比比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用艺术反映了中世纪千年黑暗之后人类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歌颂了人、人性、人的智慧、人体的美。以后几个世纪的艺术家们也同样用艺术反映对当代政治的态度。
　　在意大利的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这三杰的作品中，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以外，还必须提到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拱顶上画的达六百平方米的《创世纪》和该教堂前壁上达二百平方米的《最后的审判》这两幅气象万千的空前杰作。除此之外，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画家乔托还画了《犹大之吻》，三杰以后的提香画了《纳税钱》、《玛丽亚升天》，委罗尼兹画了《悲泣基督》，丁多雷多画了《磔刑》。这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而已，其他同类的画作还很多。如德国的里门施奈德画了《夏娃》，丢勒画了《四骑士》、《亚当和夏娃》、《四圣徒》，西班牙的埃尔·格列科画了《圣徒彼得和保罗》，波兰斯特沃施创作了《圣母之死》。在十七世纪，法兰德斯的卢本斯画了《上十字架》和《下十字架》，荷兰的伦勃朗画了《圣家族》、《雅各为约瑟的儿子祝福》等。
　　我们对《圣经》的态度，不应该象基督教虔诚的教徒那样地对待它，宗教赋予这本书的神圣意义，对于我们说来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它看成是迷信的产物，应该象对待一切文化遗产一样，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科学的态度研究它、批判它、分析它，这才有利于研究、学习、批判地接受全部欧洲(以及世界各基督教国家的)文化遗产。因为从一个方面说，关于《圣经》的知识对于研究欧洲历史、文学和艺术的人，对于学习、研究欧洲主要语言的人，都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