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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66年,中国与欧美文学之间虽因全球性冷战直接交往几乎中断,但仍大量翻译出版了欧美文学史上那些被认为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并以社会主义话语为立足点对它们进行解读,悬置其个性解放、博爱等现代启蒙主题,发掘出它们固有的反封建性和非资本主义因子,使之成为新中国文化、文学建设的有效资源。当时的解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阐释,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