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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发出招标启事，正式面向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招标，“中标的非政府组织将获得全球基金的资助，专职负责管理防治艾滋病的社区组织参与事务。”
这意味着，5月以来全球基金冻结对华援助的问题似乎是暂告一段落。但是从长远看，中国民间组织如何生存将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
援助暂停风波
5月，《纽约时报》、法新社等传出消息，全球基金(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发言人赫斯特(Andrew Hurst)称，他们已在5月冻结了在中国的所有支出。卫生部方面随后也确认了此事。
原因在于，中方与全球基金对“社区组织”定义存在争议，草根NGO获得的资金较少。此外，中方在资金使用上亦有不合理的现象。
目前，全球基金是中国在卫生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卫生部数据显示，该项目实施八年来，累计签约资金9.37亿美元，已执行资金5.48亿美元，还有可能得到承诺的经费6.8亿美元。目前该项目已覆盖超过全国三分之二的县、区。
按照赫斯特的说法，该基金会去年11月起就暂停了艾滋病滚动申请(RCC)项目。5月中旬，除了挽救生命的药物供应等干预措施继续，全球基金冻结对中国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项目的所有资助，为期三个月。
据了解，该项目的中央执行机构(PR)是中国疾病预防中心(中国CDC)，具体实施单位是中国CDC下属的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然后依托中国CDC在各省的分中心进行垂直管理。各地的草根组织向当地CDC进行申请。目前，RCC项目的领导协调机构是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CCM)和国艾办、卫生部。
导致冻结的一个原因是，据赫斯特透露，全球基金和中国CDC的协议规定，对华援助资金中的20％应被分配给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实际操作中，全球基金发现中国给予这些组织的资金不足20％。
2010年5月底，NGO代表孟林，就经费分配等问题，致信全球基金秘书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项目经理恩可辛·巴悟(Enkhjin Bavuu)。他提出三个问题：中国社会组织只得到了项目经费的12％；官方对于活动经费的定义偏小，局限在干预关怀，而不包括督导评估和人力资源等费用，使20％的分母缩小，拨款缩水；中国社会组织的定义包含了带政府背景的协会、学会等，20％中的大部分被这些组织占据。
恩可辛·巴悟在回信中表示，全球基金的“活动经费”的定义是指全部经费减去药品和卫生产品的采购经费。去年6月，孟林在CCM大会上转达了全球基金秘书处的意见，“但中国PR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010年11月底，恩可辛·巴悟向中国CDC主任王宇发出了一份管理信，列出9项中国全球基金项目未能满足的条件，除文件递交和审批等程序性瑕疵外，还包括参与基金项目社会组织的遴选和资金分配。
资金的不恰当使用也是一个问题。全球基金方面认为，在所有开展的援助项目中，中国CDC本身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得到补贴。不仅如此，很多没有直接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也拿到了补贴。
今年5月13日，全球基金冻结所有资助，中方作出回应——卫生部部长陈竺主持召开了全国范围的电视电话会议，成立专门的督查小组，在6月下旬进行全国范围内全球基金项目的督导检查。7月上旬，中国CDC在给卫生部的汇报中提及，工作人员领取的工作补贴正在组织清退。
一些中国CDC的项目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确实有很多没有直接参与项目的中国CDCT作人员也拿到了补贴，并称清退将打击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重放的“鲜花”
8月初传出消息，经过中外多次磋商，全球基金有解冻的可能。该机构将通过公开评估招标的方式，在中国招募一个次级执行机构(SR)，这同时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项目执行机构，专职负责项目的社区组织参与事务。2011～2012年，RCC项目会把年度总预算(扣除采购经费后)的25％，用于支持社区组织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组织。预计该执行机构将管理数百万美元的项目经费。
目前为止，全球基金只批准了挽救生命的活动经费，向社会组织拨付剩余30％经费的要求仍在审议中。全球基金在8月中旬派驻审计工作团队来华，解冻与否，社会组织获得的资金比例是否能有所提高，都将在9月“有结果”。
社会组织咨询小组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社会组织都需要全球基金项目的支持，但同时也希望中国项目能有所改进。一些民间组织要求对自己获得那部分全球基金“自主监管”。
去年9月到10月，全球基金执行总裁、副总裁、外部评估机构、秘书处负责社会组织和亚太事务的官员先后到中国，召集CCM中社区NGOSn感染者代表“两工委”成员，召开了几次没有中国官方参加的闭门会议。
在草根组织倡议下，去年11月中央PR还恢复了国家级社会组织咨询小组的设置，9个成员除艾协全部来自社区。在2011年～2012年PR／RCC的年度总预算中，扣除采购经费后的25％将用于支持社区组织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组织，5％用于支持协会、学会、人民团体和科研机构等。
今年5月20日的CCM大会上，全球基金秘书处执行副主任D eb rew orkZew die再次率全球基金访华代表团参会。会议在社会组织参与和财务管理两个方面达成协议：中国CDC将通过公开透明程序遴选出RCC项目中社会组织预算部分的大SR，为社区组织提供能力建设。该SR在2012年6月前成为与中国CDC平行的PR。疾控中心立即在全球基金财务管理审查(FMV)所涉及的24个县中采取整改措施，包括退回不当使用的经费，并将在其他约3000个县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以应对发现的弱点问题。
“冻结”事件发生后，也促使官方对草根NGO的态度有了转变。
5月30日和6月21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分别在北京和昆明，同参与全球基金项目的草根NGO代表座谈，了解他们的需求。
注定要结束的免费午餐
《纽约时报》5月针对“冻结”一事的报道中提到，“一个日益引起争论的话题是，有能力举办奥运会、世博会，花费四万亿资金刺激经济的中国，是否还应该被列入该基金的援助名单。”该文还提到，作为和泰国、印度和菲律宾一样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到目前为止对该项目的捐赠金额为1600万美元。
全球基金的创建者之一周启康(Jack Chow)博士，曾在2010年7月21日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提出质疑，全球基金“最大的捐赠国美国，已经捐助了55亿美元，法国则捐助了25亿美元。这些国家不想从中获得任何资金馈赠，但中国却获得了相当于其捐赠60倍的回报”。长此以往，将对全球基金募款造成负面影响。
全球基金退出中国似乎不可避免。
“CCM各方都已达成共识，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RCC)项目之后，中国将不再向全球基金申请新的项目。这意味着最迟到RCC项目结束时的2015年，全球基金就将撤出中国。”中国全球基金CCM秘书处执行秘书李达飞说。
而目前，艾滋病领域约8成社会组织依赖于全球基金的支持。
“全球基金如果退出中国，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会非常大。”云南个旧胡杨树自助互助组织负责人王晓东说，“地方CDC的官员告诉我，国际项目迟早会停，停了后我们也不管你们，你们自己想办法生存。”
“全球基金可能的退出，对公共卫生管理体制的创新也意味着重大损失。”湖南省中国CDC性病艾滋病防控科主任陈曦说，全球基金冻结RCC项目资金乃至未来的退出，“影响了两个重大成果的实现”，“其一就是从国外引入的财务参与的预算管理，其二就是草根组织的参与。”
还有另一个“半成品”是政府购买服务。“国际组织的资金作为补助经费纳入政府项目财政预算，在中央和地方财政都不支持项目人力成本的情况下，使用起来更为灵活，可以推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也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的积极性。”
全球基金理事会原发展中国家NGO代表团成员梁艳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公益事业上，“我从来认为中国不能永远依赖外资，与中国已经超过日本的GDP相比，中国本身应该更多地将GDP的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到公共卫生、环保等公益事业中来，中国本身在这方面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责任编辑／张弦
这意味着，5月以来全球基金冻结对华援助的问题似乎是暂告一段落。但是从长远看，中国民间组织如何生存将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
援助暂停风波
5月，《纽约时报》、法新社等传出消息，全球基金(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发言人赫斯特(Andrew Hurst)称，他们已在5月冻结了在中国的所有支出。卫生部方面随后也确认了此事。
原因在于，中方与全球基金对“社区组织”定义存在争议，草根NGO获得的资金较少。此外，中方在资金使用上亦有不合理的现象。
目前，全球基金是中国在卫生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卫生部数据显示，该项目实施八年来，累计签约资金9.37亿美元，已执行资金5.48亿美元，还有可能得到承诺的经费6.8亿美元。目前该项目已覆盖超过全国三分之二的县、区。
按照赫斯特的说法，该基金会去年11月起就暂停了艾滋病滚动申请(RCC)项目。5月中旬，除了挽救生命的药物供应等干预措施继续，全球基金冻结对中国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项目的所有资助，为期三个月。
据了解，该项目的中央执行机构(PR)是中国疾病预防中心(中国CDC)，具体实施单位是中国CDC下属的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然后依托中国CDC在各省的分中心进行垂直管理。各地的草根组织向当地CDC进行申请。目前，RCC项目的领导协调机构是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CCM)和国艾办、卫生部。
导致冻结的一个原因是，据赫斯特透露，全球基金和中国CDC的协议规定，对华援助资金中的20％应被分配给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实际操作中，全球基金发现中国给予这些组织的资金不足20％。
2010年5月底，NGO代表孟林，就经费分配等问题，致信全球基金秘书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项目经理恩可辛·巴悟(Enkhjin Bavuu)。他提出三个问题：中国社会组织只得到了项目经费的12％；官方对于活动经费的定义偏小，局限在干预关怀，而不包括督导评估和人力资源等费用，使20％的分母缩小，拨款缩水；中国社会组织的定义包含了带政府背景的协会、学会等，20％中的大部分被这些组织占据。
恩可辛·巴悟在回信中表示，全球基金的“活动经费”的定义是指全部经费减去药品和卫生产品的采购经费。去年6月，孟林在CCM大会上转达了全球基金秘书处的意见，“但中国PR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010年11月底，恩可辛·巴悟向中国CDC主任王宇发出了一份管理信，列出9项中国全球基金项目未能满足的条件，除文件递交和审批等程序性瑕疵外，还包括参与基金项目社会组织的遴选和资金分配。
资金的不恰当使用也是一个问题。全球基金方面认为，在所有开展的援助项目中，中国CDC本身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得到补贴。不仅如此，很多没有直接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也拿到了补贴。
今年5月13日，全球基金冻结所有资助，中方作出回应——卫生部部长陈竺主持召开了全国范围的电视电话会议，成立专门的督查小组，在6月下旬进行全国范围内全球基金项目的督导检查。7月上旬，中国CDC在给卫生部的汇报中提及，工作人员领取的工作补贴正在组织清退。
一些中国CDC的项目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确实有很多没有直接参与项目的中国CDCT作人员也拿到了补贴，并称清退将打击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重放的“鲜花”
8月初传出消息，经过中外多次磋商，全球基金有解冻的可能。该机构将通过公开评估招标的方式，在中国招募一个次级执行机构(SR)，这同时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项目执行机构，专职负责项目的社区组织参与事务。2011～2012年，RCC项目会把年度总预算(扣除采购经费后)的25％，用于支持社区组织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组织。预计该执行机构将管理数百万美元的项目经费。
目前为止，全球基金只批准了挽救生命的活动经费，向社会组织拨付剩余30％经费的要求仍在审议中。全球基金在8月中旬派驻审计工作团队来华，解冻与否，社会组织获得的资金比例是否能有所提高，都将在9月“有结果”。
社会组织咨询小组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社会组织都需要全球基金项目的支持，但同时也希望中国项目能有所改进。一些民间组织要求对自己获得那部分全球基金“自主监管”。
去年9月到10月，全球基金执行总裁、副总裁、外部评估机构、秘书处负责社会组织和亚太事务的官员先后到中国，召集CCM中社区NGOSn感染者代表“两工委”成员，召开了几次没有中国官方参加的闭门会议。
在草根组织倡议下，去年11月中央PR还恢复了国家级社会组织咨询小组的设置，9个成员除艾协全部来自社区。在2011年～2012年PR／RCC的年度总预算中，扣除采购经费后的25％将用于支持社区组织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组织，5％用于支持协会、学会、人民团体和科研机构等。
今年5月20日的CCM大会上，全球基金秘书处执行副主任D eb rew orkZew die再次率全球基金访华代表团参会。会议在社会组织参与和财务管理两个方面达成协议：中国CDC将通过公开透明程序遴选出RCC项目中社会组织预算部分的大SR，为社区组织提供能力建设。该SR在2012年6月前成为与中国CDC平行的PR。疾控中心立即在全球基金财务管理审查(FMV)所涉及的24个县中采取整改措施，包括退回不当使用的经费，并将在其他约3000个县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以应对发现的弱点问题。
“冻结”事件发生后，也促使官方对草根NGO的态度有了转变。
5月30日和6月21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分别在北京和昆明，同参与全球基金项目的草根NGO代表座谈，了解他们的需求。
注定要结束的免费午餐
《纽约时报》5月针对“冻结”一事的报道中提到，“一个日益引起争论的话题是，有能力举办奥运会、世博会，花费四万亿资金刺激经济的中国，是否还应该被列入该基金的援助名单。”该文还提到，作为和泰国、印度和菲律宾一样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到目前为止对该项目的捐赠金额为1600万美元。
全球基金的创建者之一周启康(Jack Chow)博士，曾在2010年7月21日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提出质疑，全球基金“最大的捐赠国美国，已经捐助了55亿美元，法国则捐助了25亿美元。这些国家不想从中获得任何资金馈赠，但中国却获得了相当于其捐赠60倍的回报”。长此以往，将对全球基金募款造成负面影响。
全球基金退出中国似乎不可避免。
“CCM各方都已达成共识，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RCC)项目之后，中国将不再向全球基金申请新的项目。这意味着最迟到RCC项目结束时的2015年，全球基金就将撤出中国。”中国全球基金CCM秘书处执行秘书李达飞说。
而目前，艾滋病领域约8成社会组织依赖于全球基金的支持。
“全球基金如果退出中国，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会非常大。”云南个旧胡杨树自助互助组织负责人王晓东说，“地方CDC的官员告诉我，国际项目迟早会停，停了后我们也不管你们，你们自己想办法生存。”
“全球基金可能的退出，对公共卫生管理体制的创新也意味着重大损失。”湖南省中国CDC性病艾滋病防控科主任陈曦说，全球基金冻结RCC项目资金乃至未来的退出，“影响了两个重大成果的实现”，“其一就是从国外引入的财务参与的预算管理，其二就是草根组织的参与。”
还有另一个“半成品”是政府购买服务。“国际组织的资金作为补助经费纳入政府项目财政预算，在中央和地方财政都不支持项目人力成本的情况下，使用起来更为灵活，可以推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也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的积极性。”
全球基金理事会原发展中国家NGO代表团成员梁艳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公益事业上，“我从来认为中国不能永远依赖外资，与中国已经超过日本的GDP相比，中国本身应该更多地将GDP的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到公共卫生、环保等公益事业中来，中国本身在这方面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责任编辑／张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