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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17世纪下半期开始，英国报刊逐渐兴起并成为建构社会话语空间的重要手段。文学期刊结合了文学的虚构性与日常新闻报道的现时性，语言相对浅显，利用商业化的手段发行，同时价格低廉，传播广泛，并成为新兴公共领域——咖啡馆、俱乐部里热议话题的来源，因而在社会话语空间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文学期刊与英国社会结构、文化秩序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发展中与女性读者结下不解之缘，它对性别角色和女性相关话题的探讨在无形中重新调整和塑造着社会对于身份和性别的理解和观念。
创刊于1711年的《旁观者》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文学期刊，创办者是两位在当时社会文化领域很活跃的文人约瑟夫·艾迪生和理查德·斯梯尔。艾迪生因布莱海姆战役的献诗成名后一直是议会成员，在辉格党掌权时期的政府中任职；斯梯尔也是辉格党人，曾担任过政府公报的主编。《旁观者》除周日外每日一期，1712年12月停刊后，曾由艾迪生在1714年6月短暂复刊。这份期刊虚构一位阅历丰富的“旁观者先生”和一个成员身份各异的俱乐部，围绕“旁观者先生”的观感、思考以及几位俱乐部人物的生活展开每期内容。批评家麦考利曾说，当时在早餐桌上读《旁观者》是少数人才有的奢侈，杂志结集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英国有阅读习惯的人口比例很小，即使有些贵族在乡间宅第中藏书也不超过10本，考虑到这些，《旁观者》在其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可以与它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斯科特或狄更斯小说作品相比。《旁观者》发行不到半年，它在伦敦的经销商就由6位增加到12位，结集后的出版还远播到爱丁堡和爱尔兰。《旁观者》创刊的第二年8月，英国政府开始对所有报刊征收印花税，许多报刊在这种打击下销量下降或奄奄一息，而《旁观者》保持了销量还将价格提高了一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旁观者》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旁观者先生”在第10期向各类读者推介期刊时特别提到，“本报对女性而言可算最有价值了，我常感到，我们没有足够尽力去为女性找到一些更适当的活动和消遣”，并提出，女性读者与其以梳妆台作为“重大工作场所”，或把时间花在“用一个上午淘一副缎带”这种琐事上，不如每天拿出一刻钟，读读这份“纵使无益但全然无害的消遣读物”。报刊对女性读者的重视，可以说是自17世纪末开始的一种传统。伦敦书商约翰·丹顿(John Dunton)在1691～1697年间经营的《雅典娜信使》(Athenian Mercury)就刊登大量与女性读者的问答，而由斯梯尔在1709年创办、艾迪生也参与其中的《闲话者》(TheTatler)杂志也曾在第一期就提出，“我也决定刊登一些内容，或许能供女性读者消遣之用，而我们的刊名正是出于对女性的尊重”。伊恩·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中就已探讨过18世纪读者大众中女性数量的不断增多。从商业角度考虑向女性读者着力推介固然是客观原因之一，但更深入地审视会发现，在这份有明确道德价值取向的期刊中，对女性的关注并非是对女性权利的倡议或是对性别平等的认可，更多时候，对女性身份的阐发成为表达其更广泛范围的文化关切或社会理想的途径。
一、性别：似是而非的定义
在《旁观者》上文的那段推介中，女性似乎被视为需要教导甚至需要拯救的角色，然而这并非该刊对于女性态度的全部。在“旁观者”眼中，女性天生就容易沉迷于炫耀和肤浅的东西，无数的问题都由这种爱幻想的性情产生(S.15，1：58)；他认为，“女性的天性比男性活泼欢快，可能她们的血液更精致，肌体更纤细，在情绪上更轻快和易激动；……活泼是女性的特点，严肃是男人的特点。每一方都应关注到天性给自己造成的偏见，这样就不会影响太多，不会偏离理性之路”(S.128，1：168)，又认为“对女孩自身的教导不能被忽视，丰富他们的头脑尤为重要……真正的教育手段是同时促进头脑和身体的发展”。他认为在婚姻中男女是相互的伴侣，又希望女性能按上天赋予不同性别的才能去承担女性角色；认为女性的头脑较少受到规诫的熏陶，因此当自然性情不受德行约束时可能更容易耽于幻想；同时也认可女性的天性能给社会带来融洽，与女性交往会使男性去掉粗俗言行。在《旁观者》对女性的探讨中，它的态度充满矛盾又似是而非，非常真实体现了这份期刊在女性问题上的立场。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社会，认为“男性作为法律的制定者被赋予更多理性”，“女性更适合遵从”这样的论调仍很盛行。女性在法律上没有独立个体的地位，在婚姻中仅作为fames covert(已婚女子)存在，并在习俗上受制于道德的双重标准。“旁观者”能从差异(difference)而不是等级(hierarchy)的角度去定义性别、并提出重视女性的思想教育等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明；但在父权话语的框架下，他对女性的硬性贴标签又将自身置于高高在上的训诫者地位。他并未完全将女性视为平等的个体，但又对女性所能施展的潜在社会功能充满期望。正是对女性总体认识中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旁观者》对女性身份阐发的走向。
二、被贬抑的女性
麦考利曾不乏夸张地说，《旁观者》的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人物能自我展示，如果想找到比艾迪生刻画更鲜明生动的人物，就得去看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的作品了(Macaulay，139)。《旁观者》虽限于每期的篇幅，但还是塑造出不少形象鲜明的女性，我们不妨从被贬抑的几类典型形象入手，来探讨这种压制背后是怎样的建构内容。这几类分别可以被称为：热衷政事者、异装(cross-dressing)者、卖弄风情者或自命偶像者。
“旁观者”最早是在剧院里发现了热衷政事的女性：支持辉格党的坐在右边包厢，支持托利党的坐在左边包厢，立场中立的坐中间。最特别的是为了更显著表达党派立场，她们分别在左或右脸颊使用了涂彩，两派都不支持的就两边脸颊都涂。这群女性态度针锋相对，若是哪一派在剧场中占了上风，另一派在木偶剧场或歌剧院里定然要增加援兵扳回局势(S.81)。
异装的女性“骑着马，头发卷曲，扑着粉，像时髦男士那样用缎带束着头发，穿着蓝色驼毛呢的大衣和马甲，滚着银边，带着蕾丝边的领结和一顶插有羽毛的獭皮帽子，但在大衣马甲下面穿着鲸骨衬裙”，或是“谈论着猎狗和马，听到男人讲笑话就推上一把，警告仆人不好好做事就把他踢出去”(S.104：S.57)。
卖弄风情者或自命偶像者是相似的一类女子，装饰打扮是全部的生活内容，不论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出现在公共场合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男性的仰慕，甚至在教堂也依然招摇如故，“似乎能影响生死，天堂的快乐和地狱的痛苦都为她们掌控”(S.73：S.503)。
这几类女性都被“旁观者”先生刻画得非常滑稽，热衷政事的女性像在闹剧中，甚至有人因为额头天生的痣而被人误解了政治立场；卖弄风情者的心脏在“旁观者”的梦里被解剖开，轻浮而空洞，没有任何部分与舌头相连，心里装的是随环境变化的水银， 只要羽毛饰物、绣花外套或是滚边手套靠近过来，水银就会上升(S.281)。在这种不屑的笔调中，“旁观者”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指出，党争是一种“属于男性的恶习”(a male vice)，女性的参与“只会加深男性之间的仇恨和敌意，让女性失去上天赋予的特殊的美”；女扮男装是“不够贤淑的习惯”，令人厌恶和鄙视。与性别相悖的言谈举止如果在“错误的性别”中出现，是荒谬的，而如果男性的缺点和不足也转移到女性身上，那便是“不可饶恕和令人震惊的了”；女性应当以“温柔的母亲、忠贞的妻子”这样的形象来彰显自我；“女性的美德与家庭相关，家庭是女性展示风采的领域”(S.81)。
研究者凯瑟琳·斯沃鲁(Kathryn Shevelow)在《早期期刊与女性建构》中曾提出，《闲谈者》、《旁观者》这些杂志通过突出两性差异为一种性别意识形态打下了基础，那就是将女性活动压制在家庭私人领域之内。虽然我们上面分析的几种被贬抑的女性类型都活跃在公共领域中，但“旁观者”与其说是划定性别不同的活动领域，不如说更希望通过规约“正确的”女性性别身份内容和社会角色来实现更深层文化意图。在《旁观者》刊行的时代，女性的活动领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间阶层(middling sort)尤其是富裕家庭的女性逐渐从劳动领域退出，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家庭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些家庭的女性有了更多机会像等级制度上端的贵妇一样，享受闲暇，参加舞会、聚会、去游艺场，到剧院看戏或是到温泉胜地度假。这些女性与男性有了更大范围的交往，她们参与到时代风尚的追随中，成为文化产业的消费者，她们的择友、择偶观体现着主导文化中理想男性的形象，她们的生活休闲态度也体现着所属阶层的文化价值走向。“旁观者”着眼于女性身份的建构，是一种对主导文化提出异议的姿态。
三、“受女性欢迎的男性”(a woman’s man)
“旁观者先生”在谈到女性择偶时说，当我们看到一名男子喧哗聒噪，充满乏味的生活、高声大笑，我们就可以大胆断言，这就是最受女性欢迎的类型(S.128)；又提到在城市社交中，“我从未见过一个有良好理解能力的男子会受女性的普遍欢迎；相反一些行为上会受同性鄙夷的行为却大受女性欢迎”；要受女性欢迎，既不能有理智也不能是傻瓜，这些男子对宫廷和城市里日常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了解，具备的教养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只在于表现出体面的模样，私下里放荡堕落(S.156)。对这种所谓“受女性欢迎的男性”的嘲弄，体现着“旁观者”对当时英国社会文化中男性形象的批评。
18世纪初的英国在国内外贸易扩展中经历着飞速的商业化革命，随着新的财富来源的兴起和财富的重新分配，社会结构也处于分化的状态重构。在各种社会矛盾中，依靠金融界和商业阶层支持的辉格党与代表贵族地主和国教上层利益的托利党在王位继承、国教与新教、对外战争和对外贸易等诸多问题上都水火不容。1710年辉格党失势，艾迪生立刻失去了爱尔兰总督秘书的职位，斯梯尔也不再担任政府公报的主编。两人于次年创办的这份期刊虽声明“无一句涉及新闻消息，不谈政治，不谈党派”，但仅从前文对“热衷政事的女士”的探讨也不难看出办刊者对社会危机的迫切关注。文化历史学家布莱尔·考恩(Brian Cowan)曾这样解读艾迪生等辉格党杂志人的办刊意图：这份期刊并不是要倡导建立公共领域，而是更关心公共领域社会交往的革新；不是要激发政治公共领域的产生，而是要构建一种对辉格党政治生存安全有保证的社会环境。考恩认为《闲话者》、《旁观者》等期刊试图改变当时咖啡馆中传播谣言、诽谤中伤的氛围，代之以灌输有益信息，以提升咖啡馆这些公共领域话语交流的质量；同时通过将公众讨论话题从宗教政治问题中引开，反对宗教对公共政治领域的侵扰，为树立辉格党温和、进步和文雅的形象而进行铺垫。曾有女历史学家指出，哈贝马斯所提出的那种私人聚集、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性的公共领域，尽管在原则上面向市民社会所有成员，实际并不包括女性。可以想见，在《旁观者》的文化理想中，建立新的话语秩序和文化秩序的责任自然属于男性，而这些责任远非这种“受女性欢迎”的时髦浪荡子所能承担。
“旁观者”认为人们普遍对什么才是“有教养的绅士”有错误的看法，女性尤甚；男性越具有德行，越会自然而然接近文雅、令人愉快的品质。同时，“旁观者”告诫未婚女性，如果想找到幸福的伴侣，最应当避免的是那种沉浸在城市各种享乐中，离开短暂的刺激和寻欢作乐的想法就无法生活，不知宁静的心态、正确的理性和镇定的行动为何物的男人。传统贵族男性用出身地位、衣着打扮、寻欢作乐来体现“绅士”的风度和仪态，而“旁观者”以内在的道德操守、理性、判断，重新定义了理想男性的标准。
“旁观者”透过女性视角传达了对理想男性的期望，同时还认为女性可以成为催化理想绅士的途径。他设想男性在取悦女性的同时使天性具有的行为举止得到提升，变得更有教养。英国女作家朱迪思·德瑞克(Judith Drake)在1696年曾针对当时社会贬低女性思维能力的论调写出《为女性辩》一文，拷问社会“是否与女性相处就是浪费时间”。“旁观者”则鼓励女性成为值得男性交往的对象，他呼吁女性不要仅仅将自身视为一个被观看的对象，最崇高的美是在善行的提升下，不仅吸引男性的注意，而且激发男性的尊重和爱。
四、女性与文化革新
《旁观者》第328期借一封男性的读者来信刻画了这样一位家庭女性。她将所有时间用于学画，热衷为每位亲友画小肖像；虽擅长女红，却雇人缝制家里堆积如山的布艺；虽擅长烹饪，却热衷调制最终要扔掉的古怪制剂饮料，所有这些再加上饮茶以及茶具，让这位丈夫抱怨不仅子女教育荒废，而且担心“近几年一种奢侈行为已悄悄潜入每一个时尚家庭”，这恐怕会毁掉自己的家庭。在这位女性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中间阶层女性新拥有的大量闲暇，还看到了“饮茶”这种在当时英国刚刚兴起而源自贵族阶层的生活休闲方式。这位妻子浮华的做派和恣意挥霍时间的生活方式让人自然联想到以奢华和无所事事为特征的上层贵族女性。盲目向上模仿的取向并不只存在于这个阶层的女性，“旁观者”对此的嘲弄表达出对中间阶层文化价值观的担忧。
到1700年，英国人口大约为50万，在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中，伦敦集中了全英国近1／10的人口，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一个中间阶层轮廓逐渐显现。这个阶层不仅包括商人、制造商、农场主，还包括由于伦敦商业中心、司法事务中心地位以及行政机构扩大所带来的大量专业人士(如律师、文人、医生)。这个阶层的专业能力和追求财富的热望为英国经济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经济地位上升随之而来的是迫切急于改变社会身份，获得更大社会尊重的愿望。历史学家朗福德(Paul Longford)指出，“中间阶层一旦拥有了相应的物质条件，最一致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于严格意义上绅士阶层行为和道德的热忱模仿”。炫耀性的时尚装束 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模仿：店主的穿戴如今不同了，从前不戴假发，系着绑带，围着围裙，如今戴着长长的假发，配着剑，穿着天鹅绒的马裤，戴着猎帽。与此同时，贵族奢侈享乐的生活和娱乐方式也成为中间阶层模仿的对象。从1670-1725年，英国家庭对于穿衣镜、窗帘、时钟这些显示家庭氛围和与商业社会更密切联系的物品拥有量都在成倍增长；与喝咖啡、饮茶相关的器具和瓷器数量也在快速增加，这当中驱动消费的主要群体就是中间阶层。这种奢侈享乐的文化如同“旁观者”笔下虚荣卖弄风情的女子，令观者心醉神迷、趋之若鹜，但会在道德和文化上将人引入歧途。
“旁观者”将女性视为革新这种文化的载体。他批评女性对追逐时尚的热衷，认为高低变换的发型、庞大夸张的鲸骨衬裙这些浮华花哨的衣饰装扮本身没有罪，但代表了“不道德的行为”(vice)，希望女性能像忙于打扮一样勤于培养自己的心智。同时，“旁观者”认为这种虚荣浮华的贵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法国的侵蚀，提出希望议会通过法案，禁止引进法国的浮华打扮(S.45)。他希望通过女性保留英国的文化传统，“英国人最鲜明的特点是温和适中(modest)，就像(法国人)最显著的特点是欢快活跃(vivacity)。英国女性的美举世无双，当英国的这种国家美德在女性美当中体现出来时，会成为男性眼中最亲切可爱的对象”(S.435)。
历史学家琳达·考利(Linda Colley)在《英国民族形成》一书中曾提到，1789年以前，英国有关女性的行为指导出版物中，法国常会被置于对立面，法国女性的行为代表了在英国应当竭力避免的举动。将不当行为描述为法国式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论辩的手段。英国在1701-1714年间一直与法国在西班牙继承战争中交战，将法国置于文化的对立面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背景。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留意到，法国文化对于英国文化的另一层重要含义，即英国贵族对异国情调的仰慕。考利的书中也有相关举例，比如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贵族的服饰一直模仿法式宫廷的样式，最典型的就是女士夸张的鲸骨衬裙；英国贵族对意大利艺术情有独钟，在1711-1760年间伦敦拍卖超过40镑的画作中有一半是出自意大利艺术家之手，同时在贵族子弟的欧洲游历中，威尼斯、弗罗伦萨和罗马是必经之地。“旁观者”突出法国文化对英国女性性格、行为举止、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既为女性身份注入了民族意识的内容，也是进一步与社会主导文化保持了距离。
结语
《旁观者》对女性身份的探讨为当时社会理解性别身份和性别关系提供了一种更具积极意义的模式，反映了等级制度衰落中，社会话语空间对个体身份的追寻。对于办刊者，女性身份内容的建构并不在于仅仅提供一种性别角色的规约，而是从女性问题出发对主导文化秩序进行干预，传达文化革新的理想。作为公共领域有力的参与者，《旁观者》的女性书写有力地推动了新兴阶层对于性别身份、伦理道德和民族意识的认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 袁剑)
自17世纪下半期开始，英国报刊逐渐兴起并成为建构社会话语空间的重要手段。文学期刊结合了文学的虚构性与日常新闻报道的现时性，语言相对浅显，利用商业化的手段发行，同时价格低廉，传播广泛，并成为新兴公共领域——咖啡馆、俱乐部里热议话题的来源，因而在社会话语空间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文学期刊与英国社会结构、文化秩序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发展中与女性读者结下不解之缘，它对性别角色和女性相关话题的探讨在无形中重新调整和塑造着社会对于身份和性别的理解和观念。
创刊于1711年的《旁观者》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文学期刊，创办者是两位在当时社会文化领域很活跃的文人约瑟夫·艾迪生和理查德·斯梯尔。艾迪生因布莱海姆战役的献诗成名后一直是议会成员，在辉格党掌权时期的政府中任职；斯梯尔也是辉格党人，曾担任过政府公报的主编。《旁观者》除周日外每日一期，1712年12月停刊后，曾由艾迪生在1714年6月短暂复刊。这份期刊虚构一位阅历丰富的“旁观者先生”和一个成员身份各异的俱乐部，围绕“旁观者先生”的观感、思考以及几位俱乐部人物的生活展开每期内容。批评家麦考利曾说，当时在早餐桌上读《旁观者》是少数人才有的奢侈，杂志结集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英国有阅读习惯的人口比例很小，即使有些贵族在乡间宅第中藏书也不超过10本，考虑到这些，《旁观者》在其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可以与它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斯科特或狄更斯小说作品相比。《旁观者》发行不到半年，它在伦敦的经销商就由6位增加到12位，结集后的出版还远播到爱丁堡和爱尔兰。《旁观者》创刊的第二年8月，英国政府开始对所有报刊征收印花税，许多报刊在这种打击下销量下降或奄奄一息，而《旁观者》保持了销量还将价格提高了一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旁观者》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旁观者先生”在第10期向各类读者推介期刊时特别提到，“本报对女性而言可算最有价值了，我常感到，我们没有足够尽力去为女性找到一些更适当的活动和消遣”，并提出，女性读者与其以梳妆台作为“重大工作场所”，或把时间花在“用一个上午淘一副缎带”这种琐事上，不如每天拿出一刻钟，读读这份“纵使无益但全然无害的消遣读物”。报刊对女性读者的重视，可以说是自17世纪末开始的一种传统。伦敦书商约翰·丹顿(John Dunton)在1691～1697年间经营的《雅典娜信使》(Athenian Mercury)就刊登大量与女性读者的问答，而由斯梯尔在1709年创办、艾迪生也参与其中的《闲话者》(TheTatler)杂志也曾在第一期就提出，“我也决定刊登一些内容，或许能供女性读者消遣之用，而我们的刊名正是出于对女性的尊重”。伊恩·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中就已探讨过18世纪读者大众中女性数量的不断增多。从商业角度考虑向女性读者着力推介固然是客观原因之一，但更深入地审视会发现，在这份有明确道德价值取向的期刊中，对女性的关注并非是对女性权利的倡议或是对性别平等的认可，更多时候，对女性身份的阐发成为表达其更广泛范围的文化关切或社会理想的途径。
一、性别：似是而非的定义
在《旁观者》上文的那段推介中，女性似乎被视为需要教导甚至需要拯救的角色，然而这并非该刊对于女性态度的全部。在“旁观者”眼中，女性天生就容易沉迷于炫耀和肤浅的东西，无数的问题都由这种爱幻想的性情产生(S.15，1：58)；他认为，“女性的天性比男性活泼欢快，可能她们的血液更精致，肌体更纤细，在情绪上更轻快和易激动；……活泼是女性的特点，严肃是男人的特点。每一方都应关注到天性给自己造成的偏见，这样就不会影响太多，不会偏离理性之路”(S.128，1：168)，又认为“对女孩自身的教导不能被忽视，丰富他们的头脑尤为重要……真正的教育手段是同时促进头脑和身体的发展”。他认为在婚姻中男女是相互的伴侣，又希望女性能按上天赋予不同性别的才能去承担女性角色；认为女性的头脑较少受到规诫的熏陶，因此当自然性情不受德行约束时可能更容易耽于幻想；同时也认可女性的天性能给社会带来融洽，与女性交往会使男性去掉粗俗言行。在《旁观者》对女性的探讨中，它的态度充满矛盾又似是而非，非常真实体现了这份期刊在女性问题上的立场。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社会，认为“男性作为法律的制定者被赋予更多理性”，“女性更适合遵从”这样的论调仍很盛行。女性在法律上没有独立个体的地位，在婚姻中仅作为fames covert(已婚女子)存在，并在习俗上受制于道德的双重标准。“旁观者”能从差异(difference)而不是等级(hierarchy)的角度去定义性别、并提出重视女性的思想教育等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明；但在父权话语的框架下，他对女性的硬性贴标签又将自身置于高高在上的训诫者地位。他并未完全将女性视为平等的个体，但又对女性所能施展的潜在社会功能充满期望。正是对女性总体认识中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旁观者》对女性身份阐发的走向。
二、被贬抑的女性
麦考利曾不乏夸张地说，《旁观者》的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人物能自我展示，如果想找到比艾迪生刻画更鲜明生动的人物，就得去看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的作品了(Macaulay，139)。《旁观者》虽限于每期的篇幅，但还是塑造出不少形象鲜明的女性，我们不妨从被贬抑的几类典型形象入手，来探讨这种压制背后是怎样的建构内容。这几类分别可以被称为：热衷政事者、异装(cross-dressing)者、卖弄风情者或自命偶像者。
“旁观者”最早是在剧院里发现了热衷政事的女性：支持辉格党的坐在右边包厢，支持托利党的坐在左边包厢，立场中立的坐中间。最特别的是为了更显著表达党派立场，她们分别在左或右脸颊使用了涂彩，两派都不支持的就两边脸颊都涂。这群女性态度针锋相对，若是哪一派在剧场中占了上风，另一派在木偶剧场或歌剧院里定然要增加援兵扳回局势(S.81)。
异装的女性“骑着马，头发卷曲，扑着粉，像时髦男士那样用缎带束着头发，穿着蓝色驼毛呢的大衣和马甲，滚着银边，带着蕾丝边的领结和一顶插有羽毛的獭皮帽子，但在大衣马甲下面穿着鲸骨衬裙”，或是“谈论着猎狗和马，听到男人讲笑话就推上一把，警告仆人不好好做事就把他踢出去”(S.104：S.57)。
卖弄风情者或自命偶像者是相似的一类女子，装饰打扮是全部的生活内容，不论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出现在公共场合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男性的仰慕，甚至在教堂也依然招摇如故，“似乎能影响生死，天堂的快乐和地狱的痛苦都为她们掌控”(S.73：S.503)。
这几类女性都被“旁观者”先生刻画得非常滑稽，热衷政事的女性像在闹剧中，甚至有人因为额头天生的痣而被人误解了政治立场；卖弄风情者的心脏在“旁观者”的梦里被解剖开，轻浮而空洞，没有任何部分与舌头相连，心里装的是随环境变化的水银， 只要羽毛饰物、绣花外套或是滚边手套靠近过来，水银就会上升(S.281)。在这种不屑的笔调中，“旁观者”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指出，党争是一种“属于男性的恶习”(a male vice)，女性的参与“只会加深男性之间的仇恨和敌意，让女性失去上天赋予的特殊的美”；女扮男装是“不够贤淑的习惯”，令人厌恶和鄙视。与性别相悖的言谈举止如果在“错误的性别”中出现，是荒谬的，而如果男性的缺点和不足也转移到女性身上，那便是“不可饶恕和令人震惊的了”；女性应当以“温柔的母亲、忠贞的妻子”这样的形象来彰显自我；“女性的美德与家庭相关，家庭是女性展示风采的领域”(S.81)。
研究者凯瑟琳·斯沃鲁(Kathryn Shevelow)在《早期期刊与女性建构》中曾提出，《闲谈者》、《旁观者》这些杂志通过突出两性差异为一种性别意识形态打下了基础，那就是将女性活动压制在家庭私人领域之内。虽然我们上面分析的几种被贬抑的女性类型都活跃在公共领域中，但“旁观者”与其说是划定性别不同的活动领域，不如说更希望通过规约“正确的”女性性别身份内容和社会角色来实现更深层文化意图。在《旁观者》刊行的时代，女性的活动领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间阶层(middling sort)尤其是富裕家庭的女性逐渐从劳动领域退出，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家庭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些家庭的女性有了更多机会像等级制度上端的贵妇一样，享受闲暇，参加舞会、聚会、去游艺场，到剧院看戏或是到温泉胜地度假。这些女性与男性有了更大范围的交往，她们参与到时代风尚的追随中，成为文化产业的消费者，她们的择友、择偶观体现着主导文化中理想男性的形象，她们的生活休闲态度也体现着所属阶层的文化价值走向。“旁观者”着眼于女性身份的建构，是一种对主导文化提出异议的姿态。
三、“受女性欢迎的男性”(a woman’s man)
“旁观者先生”在谈到女性择偶时说，当我们看到一名男子喧哗聒噪，充满乏味的生活、高声大笑，我们就可以大胆断言，这就是最受女性欢迎的类型(S.128)；又提到在城市社交中，“我从未见过一个有良好理解能力的男子会受女性的普遍欢迎；相反一些行为上会受同性鄙夷的行为却大受女性欢迎”；要受女性欢迎，既不能有理智也不能是傻瓜，这些男子对宫廷和城市里日常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了解，具备的教养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只在于表现出体面的模样，私下里放荡堕落(S.156)。对这种所谓“受女性欢迎的男性”的嘲弄，体现着“旁观者”对当时英国社会文化中男性形象的批评。
18世纪初的英国在国内外贸易扩展中经历着飞速的商业化革命，随着新的财富来源的兴起和财富的重新分配，社会结构也处于分化的状态重构。在各种社会矛盾中，依靠金融界和商业阶层支持的辉格党与代表贵族地主和国教上层利益的托利党在王位继承、国教与新教、对外战争和对外贸易等诸多问题上都水火不容。1710年辉格党失势，艾迪生立刻失去了爱尔兰总督秘书的职位，斯梯尔也不再担任政府公报的主编。两人于次年创办的这份期刊虽声明“无一句涉及新闻消息，不谈政治，不谈党派”，但仅从前文对“热衷政事的女士”的探讨也不难看出办刊者对社会危机的迫切关注。文化历史学家布莱尔·考恩(Brian Cowan)曾这样解读艾迪生等辉格党杂志人的办刊意图：这份期刊并不是要倡导建立公共领域，而是更关心公共领域社会交往的革新；不是要激发政治公共领域的产生，而是要构建一种对辉格党政治生存安全有保证的社会环境。考恩认为《闲话者》、《旁观者》等期刊试图改变当时咖啡馆中传播谣言、诽谤中伤的氛围，代之以灌输有益信息，以提升咖啡馆这些公共领域话语交流的质量；同时通过将公众讨论话题从宗教政治问题中引开，反对宗教对公共政治领域的侵扰，为树立辉格党温和、进步和文雅的形象而进行铺垫。曾有女历史学家指出，哈贝马斯所提出的那种私人聚集、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性的公共领域，尽管在原则上面向市民社会所有成员，实际并不包括女性。可以想见，在《旁观者》的文化理想中，建立新的话语秩序和文化秩序的责任自然属于男性，而这些责任远非这种“受女性欢迎”的时髦浪荡子所能承担。
“旁观者”认为人们普遍对什么才是“有教养的绅士”有错误的看法，女性尤甚；男性越具有德行，越会自然而然接近文雅、令人愉快的品质。同时，“旁观者”告诫未婚女性，如果想找到幸福的伴侣，最应当避免的是那种沉浸在城市各种享乐中，离开短暂的刺激和寻欢作乐的想法就无法生活，不知宁静的心态、正确的理性和镇定的行动为何物的男人。传统贵族男性用出身地位、衣着打扮、寻欢作乐来体现“绅士”的风度和仪态，而“旁观者”以内在的道德操守、理性、判断，重新定义了理想男性的标准。
“旁观者”透过女性视角传达了对理想男性的期望，同时还认为女性可以成为催化理想绅士的途径。他设想男性在取悦女性的同时使天性具有的行为举止得到提升，变得更有教养。英国女作家朱迪思·德瑞克(Judith Drake)在1696年曾针对当时社会贬低女性思维能力的论调写出《为女性辩》一文，拷问社会“是否与女性相处就是浪费时间”。“旁观者”则鼓励女性成为值得男性交往的对象，他呼吁女性不要仅仅将自身视为一个被观看的对象，最崇高的美是在善行的提升下，不仅吸引男性的注意，而且激发男性的尊重和爱。
四、女性与文化革新
《旁观者》第328期借一封男性的读者来信刻画了这样一位家庭女性。她将所有时间用于学画，热衷为每位亲友画小肖像；虽擅长女红，却雇人缝制家里堆积如山的布艺；虽擅长烹饪，却热衷调制最终要扔掉的古怪制剂饮料，所有这些再加上饮茶以及茶具，让这位丈夫抱怨不仅子女教育荒废，而且担心“近几年一种奢侈行为已悄悄潜入每一个时尚家庭”，这恐怕会毁掉自己的家庭。在这位女性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中间阶层女性新拥有的大量闲暇，还看到了“饮茶”这种在当时英国刚刚兴起而源自贵族阶层的生活休闲方式。这位妻子浮华的做派和恣意挥霍时间的生活方式让人自然联想到以奢华和无所事事为特征的上层贵族女性。盲目向上模仿的取向并不只存在于这个阶层的女性，“旁观者”对此的嘲弄表达出对中间阶层文化价值观的担忧。
到1700年，英国人口大约为50万，在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中，伦敦集中了全英国近1／10的人口，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一个中间阶层轮廓逐渐显现。这个阶层不仅包括商人、制造商、农场主，还包括由于伦敦商业中心、司法事务中心地位以及行政机构扩大所带来的大量专业人士(如律师、文人、医生)。这个阶层的专业能力和追求财富的热望为英国经济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经济地位上升随之而来的是迫切急于改变社会身份，获得更大社会尊重的愿望。历史学家朗福德(Paul Longford)指出，“中间阶层一旦拥有了相应的物质条件，最一致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于严格意义上绅士阶层行为和道德的热忱模仿”。炫耀性的时尚装束 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模仿：店主的穿戴如今不同了，从前不戴假发，系着绑带，围着围裙，如今戴着长长的假发，配着剑，穿着天鹅绒的马裤，戴着猎帽。与此同时，贵族奢侈享乐的生活和娱乐方式也成为中间阶层模仿的对象。从1670-1725年，英国家庭对于穿衣镜、窗帘、时钟这些显示家庭氛围和与商业社会更密切联系的物品拥有量都在成倍增长；与喝咖啡、饮茶相关的器具和瓷器数量也在快速增加，这当中驱动消费的主要群体就是中间阶层。这种奢侈享乐的文化如同“旁观者”笔下虚荣卖弄风情的女子，令观者心醉神迷、趋之若鹜，但会在道德和文化上将人引入歧途。
“旁观者”将女性视为革新这种文化的载体。他批评女性对追逐时尚的热衷，认为高低变换的发型、庞大夸张的鲸骨衬裙这些浮华花哨的衣饰装扮本身没有罪，但代表了“不道德的行为”(vice)，希望女性能像忙于打扮一样勤于培养自己的心智。同时，“旁观者”认为这种虚荣浮华的贵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法国的侵蚀，提出希望议会通过法案，禁止引进法国的浮华打扮(S.45)。他希望通过女性保留英国的文化传统，“英国人最鲜明的特点是温和适中(modest)，就像(法国人)最显著的特点是欢快活跃(vivacity)。英国女性的美举世无双，当英国的这种国家美德在女性美当中体现出来时，会成为男性眼中最亲切可爱的对象”(S.435)。
历史学家琳达·考利(Linda Colley)在《英国民族形成》一书中曾提到，1789年以前，英国有关女性的行为指导出版物中，法国常会被置于对立面，法国女性的行为代表了在英国应当竭力避免的举动。将不当行为描述为法国式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论辩的手段。英国在1701-1714年间一直与法国在西班牙继承战争中交战，将法国置于文化的对立面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背景。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留意到，法国文化对于英国文化的另一层重要含义，即英国贵族对异国情调的仰慕。考利的书中也有相关举例，比如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贵族的服饰一直模仿法式宫廷的样式，最典型的就是女士夸张的鲸骨衬裙；英国贵族对意大利艺术情有独钟，在1711-1760年间伦敦拍卖超过40镑的画作中有一半是出自意大利艺术家之手，同时在贵族子弟的欧洲游历中，威尼斯、弗罗伦萨和罗马是必经之地。“旁观者”突出法国文化对英国女性性格、行为举止、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既为女性身份注入了民族意识的内容，也是进一步与社会主导文化保持了距离。
结语
《旁观者》对女性身份的探讨为当时社会理解性别身份和性别关系提供了一种更具积极意义的模式，反映了等级制度衰落中，社会话语空间对个体身份的追寻。对于办刊者，女性身份内容的建构并不在于仅仅提供一种性别角色的规约，而是从女性问题出发对主导文化秩序进行干预，传达文化革新的理想。作为公共领域有力的参与者，《旁观者》的女性书写有力地推动了新兴阶层对于性别身份、伦理道德和民族意识的认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