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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提出各行各业都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语文新学科的开拓者，应以探讨“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为己任，这就是“语文世界语言、文章、文学三分天下文章应有其一”。众所周知，21世纪初中国教育部颁布的两个语文新课标推行着“文学第一、语言第二、文章第三”，甚至“只讲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不讲文章教育”的非科学的发展战略，那里面没有“文章理念”，不提“文章知识”，不讲“文章鉴赏”，漠视“文章素养”，更没有“文章科学”、“文章教育”的说法，自然也就排斥了“文章文化”，从而使语文教育走进了狭窄的胡同。在这样的语文学术背景下探讨“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使语文学科的名称定位、语文教学的内容定位、语文素养的含义定位、语文课程的目标定位。
一、语文学科的名称定位
明确语文学科的名称定位问题，是探讨“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的首要问题。我国的语文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对其学科名称的释义百余年来众说纷纭，或残缺不全，或混乱不堪，或歪曲概括，致使“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难以树立和落实，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语文新课标出现了在语文学科名称中回避“文章”的概念，以为语文学科的名称只是“文学”和“语言”，因而造成了对语文学科本身的伤害。这主要是对语文学科的名称定位不准，从而导致“语文学科”就是“文学学科”或“语言学科”的悖论，应给语文学科的名称以一个辩证的定位。如果全面考察，对“语文”的释义大致有“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四种界说。“语文即语言文字”说，掩盖了组成篇章结构的文字团体——文章和文学，肯定以偏概全；“语文即语言文学”说，排斥了文字作品的正宗——非文学的实用文章，仍然以偏概全；“语文即语言文章”说，淡化了文学，使广义文章和广义文学彼此包容，未能完成狭义文章和狭义文学的分野；“语文即语言文化”说，抽掉了文章、文学具体语文形态，不具有独立的实体性内涵，过于宽泛，有失笼统。要想综合上述“语文”的四个义项，统一对“文”的歧解，求出总体的科学阐释，只有在叶圣陶语文观（“一语一文”说）的基础上，提出“一语（语言）双文（文章、文学）”说才是较为圆通的。“一语双文”说认为语文本体的内容就是语言、文章、文学，三者并非同一个层次的划分，而是两个层次的基本分类：语言形态的一分为二是“口语”和“书语”；文字作品的一分为二是“文章”和“文学”。“一语双文”说坚持了对“语文”逐层“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既包容着“文字”，又渗透着“文化”（文章是书面文化的第一载体，文学是书面文化的第二载体），融文字、文章、文学、文化于一体，全面兼顾，最有概括力。它既克服了“语言文字”说的历史局限，又摈弃了“语言文学”说的现代偏见；既吸收了“语言文化”说的人文内涵，又提
高了“语言文章”说的科学品位。一言以蔽之，“一语双文”说是对语文学科名称的科学概括。
二、语文教学的内容定位
明确语文教学的内容定位问题，是探讨“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我国的语文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长期推行着“只讲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不讲文章教育”的非科学的发展战略，致使“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即语文本体内容——语言教育、文章教育、文学教育不能全面地树立和落实，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值得深思的是，新世纪语文新课标的决策者不是语言学者、文章学者、文艺学者和语文教育学者的组合体，因而不熟悉“语言→文章→文学”的语文学习规律，更忽视“社会语文应用主要是文章应用”的规律，未能从全局上把握“文章教育与语言教育、文学教育三者并驾齐驱、和谐发展的战略”。这种对语文教学内容取二（文学、语言）舍一（文章）、顾此失彼的想法和做法，究其实质，主要是对语文本体内容定位不准，从而导致语言教育、文章教育、文学教育的关系很不和谐，造成语文教学内容结构的残缺不全，致使语文新课改出现流弊，并很有可能走上邪路。有鉴于此，应建立语言教育、文章教育、文学教育三足鼎立的语文教育内容观，即把语文教学的内容分为语言、文章、文学三大部分，并分别以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或文学学）构成“语文学”的三大理论支柱。鉴于语文独立设科百年以来的中国语文理论，受“语文即语言文字和文学”偏狭观念的影响，基本上是文艺学为主，语言学为次，文章学没有合法席位。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重申：文章学是与语言学、文艺学并峙的“独立”学科，既不能附属于语言学，也不能被文艺学所吞没；文章学又是语言学和文艺学之间的“桥梁”学科，因为文章是语言发展的产物，文学又是普通文章发展的产物；文章学还是发展语言学和文艺学的“动力”学科，不但发展语言学要依靠文章学，而且发展文艺学更要依靠文章学。因此，急需协调语言、文章、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使文章教育与语言教育、文学教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从而实现文章教育与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的和谐发展。
三、语文素养的含义定位
明确语文素养的含义定位问题，是探讨“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问题。我国的语文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谈论“语文素养”，大多只讲“文学素养”，或者少讲“语言素养”，只字不提“文章素养”，致使“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树立和落实得不够理想，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教育部颁布的两个语文新课标，其中的核心概念是“语文素养”，但在阐释其含义时多提“文学素养”，少提“语言素养”，根本没有把“文章素养”的理念融进去。由此造成了语文本体研究的大漏洞——只有文艺学、语言学，没有文章学，这主要是对语文素养的含义定位不准，从而导致语言素养、文章素养、文学素养的关系处理不当，使语文素养大面积抛荒，给语文教育造成新的混乱。有鉴于此，应建立语言素养、文章素养、文学素养的“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即在“语文素养”中，不仅要提“文学素养”，而且应该突出“语言素养”和“文章素养”。语文新课标既然把提高性的“文学素养”列为语文的基本素养，那么普及性的“文章素养”就更应列为“最基本”的语文素养了。所以，全面的基本的语文素养就应该把“文章素养”提到与“语言素养”、“文学素养”鼎足的地位。“文章素养”对于“语文素养”来说，不是“边缘的、和其他学科交叉的”（巢宗祺语）内容，而是“专门性的”、属于“语文学科本体”的内容，而且是与“语言素养”和“文学素养”鼎立的内容。因为，文章是语言发展的产物，文学是普通文章（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发展的产物，由普通文章发展而来的专业文章（如新闻、史传、公文、学术论著等）又可以与文学作品互竞雄长。“文章素养”不但可以与“语言素养”和“文学素养”并峙而立，而且应该成为“语言素养”提升到“文学素养”的必经台阶，充当“语言素养”和“文学素养”和谐发展的强大动力，它在整个“语文素养”中处于“中坚”地位。所以，叶圣陶说“一般文章是文艺作品的基础”。如果说“语文素养”像一辆语言素养、文章素养、文学素养的三拉马车，那么，“文章素养”就是驾辕的。
四、语文课程的目标定位
明确语文课程的目标定位问题，是探讨“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的关键问题。我国的语文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长期强化文学教育、淡化语言教育、弱化文章教育，推行着“文学第一、语言第二、文章第三”的非科学的发展战略，致使“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不能很好地树立和落实，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新世纪语文新课标制定者提出的语文课程三维目标是“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但宽泛笼统，操作性不强，加之没有包括文章的“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目标。有鉴于此，应建立“面向全体学生”、“逐步培养学生全面综合的语文能力”（陆俭明语）的“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既然语文课程目标设定为“面向全体学生”，并要求“逐步培养学生全面综合的语文能力”，那么面向全社会的基础教育中普遍需要的、主要应掌握的该是普通文章的读、写、听、说能力。当然，“文学阅读能力”也是大众所需要的，但“文学写作能力”则永远是全民中少数文人、作家的才能。语文课程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几个文豪或几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已。从读写能力形成和发展的科学程序来看，只有谙熟语言的社会规范即科学共性后，才有资格谈语言的艺术个性；只有普遍地掌握了普通文章读写能力之后，才有可能特殊地掌握文学读写能力。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两个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的使命都在于打好语文（语言的、文章的、文学的）各方面的基础，并以塑造“健全的人格”为己任，促使受教育者探索品质的养成、道德意识的觉醒和自由心灵的建构。因此要挖掘课文（语言、文章、文学）中的智育因素，旨在提高智能水平；要挖掘课文（语言、文章、文学）中的德育因素，旨在弘扬人文精神；要挖掘课文（语言、文章、文学）中的美育因素，旨在追求审美境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和谐发展，从而真正达到语文课程的目标。
综上所述，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是鼎立语文教育的三大理论支柱，哪根支柱都不可短缺或动摇，如果抽掉文章学这根支柱，语文学科理论必然残缺不全，语文教育大厦就有倾覆之虞。语文“老课标”的制定者叶圣陶阐释“语文”的含义是“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至今仍不失为高明的见解。我们应该在叶圣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而不是倒退：把“语文即语言文章”的“一语一文”论提升为“一语（语言）双文（文章、文学）”论，明确语文教学的内容分为语言教育、文章教育、文学教育三大部分，弄清“全面的语文素养”应该包括语言素养、文章素养、文学素养三者在内，并在教育实践中为塑造“健全的人格”而建立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战略伙伴关系。诚能如此，“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定能树立和落实。21世纪的语文教育必将是语言、文章、文学三足鼎立、携手共进的新时代！（本文吸收了恩师曾祥芹《现代文章学引论》和《语文教育学别论》两书中的学术思想，因版面所限故具体“参考文献”从略）
一、语文学科的名称定位
明确语文学科的名称定位问题，是探讨“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的首要问题。我国的语文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对其学科名称的释义百余年来众说纷纭，或残缺不全，或混乱不堪，或歪曲概括，致使“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难以树立和落实，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语文新课标出现了在语文学科名称中回避“文章”的概念，以为语文学科的名称只是“文学”和“语言”，因而造成了对语文学科本身的伤害。这主要是对语文学科的名称定位不准，从而导致“语文学科”就是“文学学科”或“语言学科”的悖论，应给语文学科的名称以一个辩证的定位。如果全面考察，对“语文”的释义大致有“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四种界说。“语文即语言文字”说，掩盖了组成篇章结构的文字团体——文章和文学，肯定以偏概全；“语文即语言文学”说，排斥了文字作品的正宗——非文学的实用文章，仍然以偏概全；“语文即语言文章”说，淡化了文学，使广义文章和广义文学彼此包容，未能完成狭义文章和狭义文学的分野；“语文即语言文化”说，抽掉了文章、文学具体语文形态，不具有独立的实体性内涵，过于宽泛，有失笼统。要想综合上述“语文”的四个义项，统一对“文”的歧解，求出总体的科学阐释，只有在叶圣陶语文观（“一语一文”说）的基础上，提出“一语（语言）双文（文章、文学）”说才是较为圆通的。“一语双文”说认为语文本体的内容就是语言、文章、文学，三者并非同一个层次的划分，而是两个层次的基本分类：语言形态的一分为二是“口语”和“书语”；文字作品的一分为二是“文章”和“文学”。“一语双文”说坚持了对“语文”逐层“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既包容着“文字”，又渗透着“文化”（文章是书面文化的第一载体，文学是书面文化的第二载体），融文字、文章、文学、文化于一体，全面兼顾，最有概括力。它既克服了“语言文字”说的历史局限，又摈弃了“语言文学”说的现代偏见；既吸收了“语言文化”说的人文内涵，又提
高了“语言文章”说的科学品位。一言以蔽之，“一语双文”说是对语文学科名称的科学概括。
二、语文教学的内容定位
明确语文教学的内容定位问题，是探讨“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我国的语文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长期推行着“只讲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不讲文章教育”的非科学的发展战略，致使“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即语文本体内容——语言教育、文章教育、文学教育不能全面地树立和落实，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值得深思的是，新世纪语文新课标的决策者不是语言学者、文章学者、文艺学者和语文教育学者的组合体，因而不熟悉“语言→文章→文学”的语文学习规律，更忽视“社会语文应用主要是文章应用”的规律，未能从全局上把握“文章教育与语言教育、文学教育三者并驾齐驱、和谐发展的战略”。这种对语文教学内容取二（文学、语言）舍一（文章）、顾此失彼的想法和做法，究其实质，主要是对语文本体内容定位不准，从而导致语言教育、文章教育、文学教育的关系很不和谐，造成语文教学内容结构的残缺不全，致使语文新课改出现流弊，并很有可能走上邪路。有鉴于此，应建立语言教育、文章教育、文学教育三足鼎立的语文教育内容观，即把语文教学的内容分为语言、文章、文学三大部分，并分别以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或文学学）构成“语文学”的三大理论支柱。鉴于语文独立设科百年以来的中国语文理论，受“语文即语言文字和文学”偏狭观念的影响，基本上是文艺学为主，语言学为次，文章学没有合法席位。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重申：文章学是与语言学、文艺学并峙的“独立”学科，既不能附属于语言学，也不能被文艺学所吞没；文章学又是语言学和文艺学之间的“桥梁”学科，因为文章是语言发展的产物，文学又是普通文章发展的产物；文章学还是发展语言学和文艺学的“动力”学科，不但发展语言学要依靠文章学，而且发展文艺学更要依靠文章学。因此，急需协调语言、文章、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使文章教育与语言教育、文学教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从而实现文章教育与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的和谐发展。
三、语文素养的含义定位
明确语文素养的含义定位问题，是探讨“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问题。我国的语文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谈论“语文素养”，大多只讲“文学素养”，或者少讲“语言素养”，只字不提“文章素养”，致使“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树立和落实得不够理想，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教育部颁布的两个语文新课标，其中的核心概念是“语文素养”，但在阐释其含义时多提“文学素养”，少提“语言素养”，根本没有把“文章素养”的理念融进去。由此造成了语文本体研究的大漏洞——只有文艺学、语言学，没有文章学，这主要是对语文素养的含义定位不准，从而导致语言素养、文章素养、文学素养的关系处理不当，使语文素养大面积抛荒，给语文教育造成新的混乱。有鉴于此，应建立语言素养、文章素养、文学素养的“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即在“语文素养”中，不仅要提“文学素养”，而且应该突出“语言素养”和“文章素养”。语文新课标既然把提高性的“文学素养”列为语文的基本素养，那么普及性的“文章素养”就更应列为“最基本”的语文素养了。所以，全面的基本的语文素养就应该把“文章素养”提到与“语言素养”、“文学素养”鼎足的地位。“文章素养”对于“语文素养”来说，不是“边缘的、和其他学科交叉的”（巢宗祺语）内容，而是“专门性的”、属于“语文学科本体”的内容，而且是与“语言素养”和“文学素养”鼎立的内容。因为，文章是语言发展的产物，文学是普通文章（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发展的产物，由普通文章发展而来的专业文章（如新闻、史传、公文、学术论著等）又可以与文学作品互竞雄长。“文章素养”不但可以与“语言素养”和“文学素养”并峙而立，而且应该成为“语言素养”提升到“文学素养”的必经台阶，充当“语言素养”和“文学素养”和谐发展的强大动力，它在整个“语文素养”中处于“中坚”地位。所以，叶圣陶说“一般文章是文艺作品的基础”。如果说“语文素养”像一辆语言素养、文章素养、文学素养的三拉马车，那么，“文章素养”就是驾辕的。
四、语文课程的目标定位
明确语文课程的目标定位问题，是探讨“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的关键问题。我国的语文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长期强化文学教育、淡化语言教育、弱化文章教育，推行着“文学第一、语言第二、文章第三”的非科学的发展战略，致使“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不能很好地树立和落实，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新世纪语文新课标制定者提出的语文课程三维目标是“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但宽泛笼统，操作性不强，加之没有包括文章的“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目标。有鉴于此，应建立“面向全体学生”、“逐步培养学生全面综合的语文能力”（陆俭明语）的“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既然语文课程目标设定为“面向全体学生”，并要求“逐步培养学生全面综合的语文能力”，那么面向全社会的基础教育中普遍需要的、主要应掌握的该是普通文章的读、写、听、说能力。当然，“文学阅读能力”也是大众所需要的，但“文学写作能力”则永远是全民中少数文人、作家的才能。语文课程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几个文豪或几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已。从读写能力形成和发展的科学程序来看，只有谙熟语言的社会规范即科学共性后，才有资格谈语言的艺术个性；只有普遍地掌握了普通文章读写能力之后，才有可能特殊地掌握文学读写能力。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两个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的使命都在于打好语文（语言的、文章的、文学的）各方面的基础，并以塑造“健全的人格”为己任，促使受教育者探索品质的养成、道德意识的觉醒和自由心灵的建构。因此要挖掘课文（语言、文章、文学）中的智育因素，旨在提高智能水平；要挖掘课文（语言、文章、文学）中的德育因素，旨在弘扬人文精神；要挖掘课文（语言、文章、文学）中的美育因素，旨在追求审美境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和谐发展，从而真正达到语文课程的目标。
综上所述，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是鼎立语文教育的三大理论支柱，哪根支柱都不可短缺或动摇，如果抽掉文章学这根支柱，语文学科理论必然残缺不全，语文教育大厦就有倾覆之虞。语文“老课标”的制定者叶圣陶阐释“语文”的含义是“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至今仍不失为高明的见解。我们应该在叶圣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而不是倒退：把“语文即语言文章”的“一语一文”论提升为“一语（语言）双文（文章、文学）”论，明确语文教学的内容分为语言教育、文章教育、文学教育三大部分，弄清“全面的语文素养”应该包括语言素养、文章素养、文学素养三者在内，并在教育实践中为塑造“健全的人格”而建立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战略伙伴关系。诚能如此，“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定能树立和落实。21世纪的语文教育必将是语言、文章、文学三足鼎立、携手共进的新时代！（本文吸收了恩师曾祥芹《现代文章学引论》和《语文教育学别论》两书中的学术思想，因版面所限故具体“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