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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草原的大陆性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在年度与年际间的差异所表现的非平衡生态系统特征，形成了适应草原气候的自组织功能。干旱年份生物群落间相互补充，实现其最高生产力。动物群落也表现出极强的草原特征，在与草原协同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适应寒冷气候和粗放牧养管理方式、耐性很强的地方品种一蒙古高原五畜。蒙古高原的游牧人驱赶着五畜，通过调整其放牧半径，对付由于降水变率很大的牧草出现的时空变化，也通过对各畜种出栏数量多少的调整来对付自然灾害及其对外交换所带来的市场风险。这种由植物、动物、游牧人所组成的独特生态系统，适宜了蒙古高原因气候湿润系数差别分化为的不同草原环境类型。这些表现出的景观生态多样性与异质性，维护了动植物和无机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使其既有畜产品产出——游牧经济，又能使草原维护其生态服务功能，使草原生态——产业的复合系统，发挥出环境—资源—经济—社会的耦合效益，推动蒙古高原游牧经济的发展，也构建了北方草原的生态安全体系。
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下，由于过牧理论所导致的政策等人文因素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造成草原生态环境的局部恶化。由于对内蒙古草原的过牧问题缺乏深层次的研究，难以为草原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提供长远规划，致使草原建设项目、生态治理恢复项目出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本文从内蒙古草原的过牧理论，过牧理论引发的理论退化，以及为其治理所实施的各类理论工程项目入手，揭示了造成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人文因素，提出牧区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以此改变草原治理模式，确保生态安全，维护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为全球变化在草原地区的响应研究提供新的建议。
一、对内蒙古天然草原过牧理论的反思
草原退化是指不合理的管理与超限度的利用在不利的生态地理条件下所造成的草原生产力的衰退与环境恶化的过程。草原退化属于逆行演替，其主要表现为草原原生植被的退化、土壤退化、水文循环系统的恶化、近地表小气候环境的恶化。过大的牧压突破了草地的再生能力，使植物的生物量减少，群落稀疏矮化，利用价值优良的草群衰减，劣质草种增生(刘仲龄，2004)。内蒙古草原真的是因为过牧造成的退化吗?内蒙古草原真的过牧吗?
图1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经营管理站的汇总数据，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和实地调研数据制作。牲畜实数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4个纯牧业旗和9个半农牧业旗牧区的牲畜，不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农区的牲畜。其中用能值的方法扣除了“包产到户”后由牧区系统外向牧区系统内输入的能量所支撑的牲畜头数。这部分能量主要包括由城市和农区两系统输入的能量，主要项目包括国家和牧民的防灾基地建设即防灾措施的能量投入，也包括国家生态治理项目的能量投入。
从图1看出，1949年内蒙古牲畜头数以羊为单位约为1009万头只，到1968年约为5301万头只，达到建国50年米的最高值，1965--1986年畜牧业发展基本平稳，牲畜头数在5000万头只上下波动，1990年以后牲畜头数开始下滑，到2005年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头数不足2000万只，与我们一直认为的合理使用草地的20世纪60年代牲畜头数整整减少了3000多万头只。内蒙古统计年鉴上的牲畜头数实际上是天然草地牧养的牲畜头数和牧区系统外输入的能量支撑的头数的总和。如果不将牧区系统外输入的能量支撑的牲畜头数从总头数中扣除，往往会得出一个草地在不断退化，牧区的牲畜在不断增加的结论。为什么会出现牲畜头数减少和统计幻觉的伪过牧呢?这需要从理论和制度去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先后实施了“内蒙古境内一切土地属蒙古民族公有”和“在牧区实行自由放牧”；民主改革时期的“人畜两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草场公有，集体经营”；人民公社时期的草牧场所有权重新界定等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尽管在居住方式上采取了行政区划上的定居，在草牧场公有制的大前提下，牧业区的牧民对付干旱的方式是在政府疏导下自由配置草地资源，即上级政府协调各级政府在自治区境内配置草地资源。牧民可以根据牧草长势用大范围的游牧方式来对付牧草的时空变化。这一时期草地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即相应的畜牧业政策并没有对草地生态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过来这时候畜牧业效率也是最高的，上个世纪60年代牲畜头数达到5301.12万。这就涉及到牧区的另一项产权制度，即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后的“两权分离”，草场所有权由人民公社所有变为集体嘎查(大队)所有，牧民享有草场的使用权，集体草场也随着使用权的到户按牧民人口数分隔成无数个小块承包到户，集体的牲畜也按各种形式全部承包到户，集体经济也随着“草畜双承包”完全解体。这项借鉴农村改革经验移植到牧区的产权制度，彻底切断了政府为了对付自然灾害所采取的大范围的移动避灾，又由于畜牧业的周期性和母畜生产的连续性所表现出的脆弱性，使独立的牧户对付自然灾害往往采取放空怀和从草地系统外购买草料来保存母畜以维持畜牧业的持续性。这时的政府对畜牧业也由主动避灾变为被动防灾，大量的资金都用于从草地生态系统外输入能量的办法来构建防灾体系。这时的统计头数由原来的天然草地牧养头数，演变为天然草地牧养的牲畜头数和外系统输入的能量支撑的牲畜头数之和，使草原畜牧业走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天然草地也由于放牧半径的缩短，牲畜的反复践踏出现了局部的退化。在“双增双提”的战略指导下，外系统输入的能量支撑了绝大部分的牲畜统计头数。又由于天然草地牧草生产力计算的单一性，只是一次切割量或一个时段的牧草产量，再加上草畜之问的互动关系，不能代表全年牧草的生产力，这就出现了一个理论上的伪过牧。
二、对内蒙古天然草地退化的反思
下面案例是对四子王旗某嘎查一牧民采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口述史料汇总而成，它反映了“草畜双承包”以来，牧民作为畜牧业经济中的一个个体，生产、生活及草地变迁的整个过程。
据乌某的口述：乌某草场的4068亩夏营地，在1998年二轮承包时被嘎查转包给外来的公司开发旅游去了，1998年以后乌某只能在冬营地全年放牧，同时，乌某也结束了冬夏营地的两季游牧，草地退化状况从1998年以后开始逐年加重。
图2是2006年6月四子王旗乌某的草地上以定居点棚圈为中心，至划分的草牧场的四至边界所拉的两条垂直样带所作的样方，样带是以乌某的棚圈为中心，垂直样带北线距乌某划分草地的北界约718m，样带的南线距乌某草地的南界约295m，西线距乌某草地的西界654m，东线距乌某草地的东界1329m。乌某的草地形状类似长方形。样方以棚圈为中心向东西南北两条垂直样带以50m的间隔作一个1×1m的样方。为了不影响乌某今后的放牧，所圈定的样方内只作极度退化草地的标志种骆驼蓬的数量统计，样方的序号以棚圈 中心向草牧场四界以50m为界排序，乌某草地全部围栏。
从图2可以看出，马某的草地极度退化，骆驼蓬为草地由于家畜的践踏极度退化的标志种，一般生长在居民点周围、水井旁、牧道上及其它物种很难生长的地方，夏秋季家畜不去采食，枯萎后只有马匹采食，所以大量生长骆驼蓬的草地，过去是不作放牧场使用的。包产到户前草原管理部门一旦发现放牧场出现了骆驼蓬，就组织牧民游牧到其它草场上放牧，等草地恢复后再来放牧。乌某的草地退化由棚圈向草地的四界扩散，退化的特征尤以棚圈的周围草地和围栏的四界草地最为严重。这也是牲畜游走采食饮水时践踏最为严重的地方。
从表1和图2不难看出，草畜双承包后，由于定居下的草场分隔和不合理的产权变更，草地放牧半径不断缩短，定居点出现的点荒漠化呈一定梯度向周边地区扩散，造成草地的生产力不断下降，致使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数量越来越少，只有通过购买饲草料对付灾年以维护母畜的持续性，才能保证下年的生产。再看官方的统计数据，到2002年，全区牧区人均收入水平为1761元，而全国农区农民同期收入水平为2451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1％(内蒙古经营管理站2002)。2005年笔者通过对典型地区抽样调查，对1000户牧户家计调查的汇总分析，牧民人均收入仅为627元，其收入仅够当年购买维系生命的食品支出。畜牧业经济呈超萎缩态势发展，牧民的教育、医药、生产用品支出只能靠贷款和举债来维系，大量家庭因子女上学、因病、因灾破产。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从建国起内蒙古两次草地产权变革对草地畜牧业及其草地环境的影响。包产到户前，草地公有制的产权制度下畜牧业的效率比建国前草地领主制的效率要高，公有制下的定居对草地环境的影响也不是很大的。“草畜双承包”草场到户的20多年来，牧区经济和生态环境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畜牧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和生产经营方式对草地分割到户的产权方式不适宜，也正是这种新的产权制度使人们放弃了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这种游牧生产方式可能更适合蒙古高原的地貌和气候的生存条件，也保护了天然植被的生态服务功能，对正常的自然灾害有自我适应，自我恢复的能力，同时也维护草地资源和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深入研究。
三、对内蒙古天然草地管理和治理的反思
(一)饲草料基地开发的草原管理对畜牧业的影响
几千年来，草原牧业之所以没有被耕作农业取代，是因为气候、水资源、土壤结构、植被群落及相关的自然因素不适宜耕作农业发展。也就是说，在气候干旱寒冷、水源匮乏、土壤沙质化的地区，只有选择草原生态畜牧业，才能有较高的、稳定的经济收益。这里仅就定居以后为了对付由非平衡生态系统引发的年度间、年际间干旱出现的草畜矛盾，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开发饲草料基地的现代化草原管理对草地生态环境和草原畜牧业的影响，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1985年以后政府又采取了饲草料基地开发，即对草原的第三次开垦。这次开垦虽然没有前两次的规模，但是由于利用现代化农机具，在所谓的寻求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约束下收益极大化理论指导下进行，因此开垦进入到草原深处。土层较厚的荒漠地带、内陆河流两岸的湿地，原本植被很好，过去利用强度也很轻。这次开垦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饲草料，但却遗患无穷，草原上一些干旱荒漠带的内陆河流和小型湖泊就是在这个时期枯竭的；这些河流两岸生长的灌木、半灌木、芦苇、芨芨草开始成片死亡，以河水为生机的草原生态系统陷入了崩溃的境地。1992年以后开始在草原上推广五配套小草库伦建设，虽然从每块草库伦上看，没有饲草料基地的开发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严重，但它的普及率极高，几乎50％的牧户都搞了这种小草库伦，因此全局上看，其危害仍很严重。因此，这次政府倡导和扶持下的小型饲草料基地的开发几乎全部失败了，但人们并未就此警醒。有人开始参考国外的经验，搞起了人工草场建设。人工草场尽管能提高牧草的产量，但它需要水资源配套，并且要在破坏了相当好的原生植被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植被，还需要后期人力、物力的投入。由于投入严重超过收益，需政府配套大量的资金才能进行后期管理，一旦超过牧草的盛草期，草场的退化和沙化就成为必然趋势。
自提出开发饲料的草原建设方针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集体和个人为此投入的财力、人力、物力可谓不少，但是，至今没有创造出成功的范例，相反，草原生态环境在不断的恶化，牧民越来越贫困。
(二)草原围栏的草原管理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草场的承包以及相应的围栏建造将原有的牧道小屏障(隐域性生境)和道路围起来，阻断了野生动物的季节性迁徙，野生动植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消失，自我平衡相互维系的生物链被破坏，鼠虫灾害频发。同时，围栏也使人畜绕着围栏行走，导致在围栏外出现地表破口。这种破口在风蚀下向周边扩散，造成草地的退化和生产力的下降，势必影响畜牧业的发展。
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牧户将自己的大部分草场围起来，平时在围栏外过度地使用自己的草场和蚕食他人的草场，围栏外的草场因过度超载使用先行退化。当每年春乏时，又将牲畜放进自家围栏内，结果围栏内的草场也接着退化、沙化，结果造成了围栏内外的草地生产力下降，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草场的围栏除缩短了牲畜的放牧半径造成了草地退化、生产力降低外，还使蒙古高原五畜中的大畜由于放牧半径缩短，自动退出草地生态系统。由于五畜的采食规律和采食物种不同，在采食过程中又能相互利用各物种，不会由于单一某物种的过度采食打破物种间的自组织功能。五畜的出栏分属一年的不同时期，五畜的饲养和出栏，使牧民在一年的生产过程中都保持一定的现金流，以维护畜牧业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又由于五畜采食的专一性和其不同的耐性，在自然灾害中表现出极强的协作性和互补性，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因此，草原的围栏使草原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的风险在降低。
(三)草原引种(改起)的草原管理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盲目的引种会导致生态系统内其它组成部分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随着生态系统中相互影响引种物种的数量不断增加，继之而来的这些物种排挤当地物种，变为人侵物种。在入侵的后阶段，很可能取代本地物种的功能作用，对受控系统和自然系统造成极大破坏，造成土地退化，这直接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如为治理沙化和草地改良进行大面积飞播，大量干旱地区的灌木种在半干旱的草地和沙地上飞播，这些灌木疯狂孳生，很少有食草类动物去利用它，结果它取代了当地的草本物种变为建群种。但在这些灌木的周边几乎没有植被，这就违背了植被的多层次结构，多物种类型对维持多种动植物生存和生态系统功能的作用。其最根本的危害就是没有遵循自然植被的恢复规律，形成大片“绿色沙漠”。这些“绿色沙漠” 的地表由于没有其它植被的保护，经过风蚀、水蚀就会出现大量的沟壑，当土地的养分消耗光时，就出现了雅丹地貌，这在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尤为明显。沙地的地带性植被的景观改变了，土地退化并造成了生产力下降，也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建国后为了发展集约化畜牧业，盲目改良土种家畜，尤其是西部引入改良品种取代土种山羊，由于采食和营养不同，改变了当地草本的建群，使荒漠地带的灌木失去了草食性动物的抑制，结果灌木疯长，也造成了土地的退化。草牧场跟当地有蹄类动物的自然平衡是上千年自然选择的产物，人为的改变只能造成荒漠化。同时，由于改良品种的耐性差、成活率低、受胎率低、产羔率低、市场交易率低，冬春两季需要补饲，往往造成收益远远低于投入，严重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四)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对苹原畜牧业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国家投入产业结构调整和天然草地恢复的国土整治资金越来越多，草地的生态环境却还在进一步恶化。下面就以跟踪调查5年的一生态移民奶牛园区案例来说明近年来生态移民的国土整治战略对牧民和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从笔者2002年以来对近千户移民所作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口述式的资料汇综分析，负增长的牧户几乎100％，这个案例在移民中具有普遍性。从这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以恢复生态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在违背我们的初衷，不得而知。从自食其力的牧民变为负债累累的生态移民，这难道不违背畜牧业布局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规律，避免畜牧业产业结构的趋同性的陷阱吗?他们的草地由于无人管护，大量开发矿产资源车辆的碾压和挖埋，由原来的轻度退化变为重度退化。这难道还不能激发我们对政策和制度的反思吗?其社会交易成本无论谁去埋单，都是很沉重的。
四、结语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比较薄弱。近10余年来虽有不少涉及牧区问题的论著问世，其中也有些有用的结论，但大都局限于牧区经济、生态保护、资源开发等单一学科视角的研究，其结论整体上并不符合牧区实际；有些成果还是农村研究成果的简单套用，谈不上有什么创新。事实表明，被普遍认为取得长足“发展”的近20多年，恰好是草原退化和荒漠化空前加剧的时期。
国内以往研究的一个缺陷是忽略了牧区建设和发展问题的整体性质，即畜牧业的合理布局，不同地区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不同，合理利用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保持各种自然资源之间协调关系和生态平衡，保证自然资源的不断更新和永续利用。这就需要充分考虑蒙古高原自然经济条件在上千年历史过程中综合作用而自发形成的蕴涵着游牧文化的畜牧业布局，它限制牲畜品种的地理分布，同时也影响天然草地类型的形成和分布。这一合理利用草地资源的游牧文化，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在人口暴涨、革地退化的今天，传统和现代结合的半定居半游居式散居是走向牧区社区的主要途径。而草原畜牧经济和家庭承包制度是牧区社区建设的必要条件。草原植被适宜于发展草原畜牧经济，而草原畜牧经济必然要求地广人稀。所以，牧民一旦定居下来，其居住方式必然是孤舍式的散居，而不可能是村落式的集居。如果硬要变为村落式的集居，一定会通过大量输入能量来维持系统的平衡，必然造成大量的资源转换为社会交易成本，那么，牧民从事的草原畜牧经济肯定不可持续。牧业生产力落后的时代是这样，就是在牧业生产力比较发达的时代也不例外。否则，牧区社区也难以形成和完善，草原的生态环境就很难恢复。这种畜牧业生产配置，是遵循自然经济规律兼顾经济、生态、社会的较为合理的配置。在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总结历史的教训，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遵循自然规律，努力探索内蒙古草原发展的新模式。
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下，由于过牧理论所导致的政策等人文因素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造成草原生态环境的局部恶化。由于对内蒙古草原的过牧问题缺乏深层次的研究，难以为草原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提供长远规划，致使草原建设项目、生态治理恢复项目出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本文从内蒙古草原的过牧理论，过牧理论引发的理论退化，以及为其治理所实施的各类理论工程项目入手，揭示了造成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人文因素，提出牧区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以此改变草原治理模式，确保生态安全，维护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为全球变化在草原地区的响应研究提供新的建议。
一、对内蒙古天然草原过牧理论的反思
草原退化是指不合理的管理与超限度的利用在不利的生态地理条件下所造成的草原生产力的衰退与环境恶化的过程。草原退化属于逆行演替，其主要表现为草原原生植被的退化、土壤退化、水文循环系统的恶化、近地表小气候环境的恶化。过大的牧压突破了草地的再生能力，使植物的生物量减少，群落稀疏矮化，利用价值优良的草群衰减，劣质草种增生(刘仲龄，2004)。内蒙古草原真的是因为过牧造成的退化吗?内蒙古草原真的过牧吗?
图1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经营管理站的汇总数据，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和实地调研数据制作。牲畜实数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4个纯牧业旗和9个半农牧业旗牧区的牲畜，不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农区的牲畜。其中用能值的方法扣除了“包产到户”后由牧区系统外向牧区系统内输入的能量所支撑的牲畜头数。这部分能量主要包括由城市和农区两系统输入的能量，主要项目包括国家和牧民的防灾基地建设即防灾措施的能量投入，也包括国家生态治理项目的能量投入。
从图1看出，1949年内蒙古牲畜头数以羊为单位约为1009万头只，到1968年约为5301万头只，达到建国50年米的最高值，1965--1986年畜牧业发展基本平稳，牲畜头数在5000万头只上下波动，1990年以后牲畜头数开始下滑，到2005年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头数不足2000万只，与我们一直认为的合理使用草地的20世纪60年代牲畜头数整整减少了3000多万头只。内蒙古统计年鉴上的牲畜头数实际上是天然草地牧养的牲畜头数和牧区系统外输入的能量支撑的头数的总和。如果不将牧区系统外输入的能量支撑的牲畜头数从总头数中扣除，往往会得出一个草地在不断退化，牧区的牲畜在不断增加的结论。为什么会出现牲畜头数减少和统计幻觉的伪过牧呢?这需要从理论和制度去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先后实施了“内蒙古境内一切土地属蒙古民族公有”和“在牧区实行自由放牧”；民主改革时期的“人畜两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草场公有，集体经营”；人民公社时期的草牧场所有权重新界定等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尽管在居住方式上采取了行政区划上的定居，在草牧场公有制的大前提下，牧业区的牧民对付干旱的方式是在政府疏导下自由配置草地资源，即上级政府协调各级政府在自治区境内配置草地资源。牧民可以根据牧草长势用大范围的游牧方式来对付牧草的时空变化。这一时期草地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即相应的畜牧业政策并没有对草地生态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过来这时候畜牧业效率也是最高的，上个世纪60年代牲畜头数达到5301.12万。这就涉及到牧区的另一项产权制度，即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后的“两权分离”，草场所有权由人民公社所有变为集体嘎查(大队)所有，牧民享有草场的使用权，集体草场也随着使用权的到户按牧民人口数分隔成无数个小块承包到户，集体的牲畜也按各种形式全部承包到户，集体经济也随着“草畜双承包”完全解体。这项借鉴农村改革经验移植到牧区的产权制度，彻底切断了政府为了对付自然灾害所采取的大范围的移动避灾，又由于畜牧业的周期性和母畜生产的连续性所表现出的脆弱性，使独立的牧户对付自然灾害往往采取放空怀和从草地系统外购买草料来保存母畜以维持畜牧业的持续性。这时的政府对畜牧业也由主动避灾变为被动防灾，大量的资金都用于从草地生态系统外输入能量的办法来构建防灾体系。这时的统计头数由原来的天然草地牧养头数，演变为天然草地牧养的牲畜头数和外系统输入的能量支撑的牲畜头数之和，使草原畜牧业走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天然草地也由于放牧半径的缩短，牲畜的反复践踏出现了局部的退化。在“双增双提”的战略指导下，外系统输入的能量支撑了绝大部分的牲畜统计头数。又由于天然草地牧草生产力计算的单一性，只是一次切割量或一个时段的牧草产量，再加上草畜之问的互动关系，不能代表全年牧草的生产力，这就出现了一个理论上的伪过牧。
二、对内蒙古天然草地退化的反思
下面案例是对四子王旗某嘎查一牧民采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口述史料汇总而成，它反映了“草畜双承包”以来，牧民作为畜牧业经济中的一个个体，生产、生活及草地变迁的整个过程。
据乌某的口述：乌某草场的4068亩夏营地，在1998年二轮承包时被嘎查转包给外来的公司开发旅游去了，1998年以后乌某只能在冬营地全年放牧，同时，乌某也结束了冬夏营地的两季游牧，草地退化状况从1998年以后开始逐年加重。
图2是2006年6月四子王旗乌某的草地上以定居点棚圈为中心，至划分的草牧场的四至边界所拉的两条垂直样带所作的样方，样带是以乌某的棚圈为中心，垂直样带北线距乌某划分草地的北界约718m，样带的南线距乌某草地的南界约295m，西线距乌某草地的西界654m，东线距乌某草地的东界1329m。乌某的草地形状类似长方形。样方以棚圈为中心向东西南北两条垂直样带以50m的间隔作一个1×1m的样方。为了不影响乌某今后的放牧，所圈定的样方内只作极度退化草地的标志种骆驼蓬的数量统计，样方的序号以棚圈 中心向草牧场四界以50m为界排序，乌某草地全部围栏。
从图2可以看出，马某的草地极度退化，骆驼蓬为草地由于家畜的践踏极度退化的标志种，一般生长在居民点周围、水井旁、牧道上及其它物种很难生长的地方，夏秋季家畜不去采食，枯萎后只有马匹采食，所以大量生长骆驼蓬的草地，过去是不作放牧场使用的。包产到户前草原管理部门一旦发现放牧场出现了骆驼蓬，就组织牧民游牧到其它草场上放牧，等草地恢复后再来放牧。乌某的草地退化由棚圈向草地的四界扩散，退化的特征尤以棚圈的周围草地和围栏的四界草地最为严重。这也是牲畜游走采食饮水时践踏最为严重的地方。
从表1和图2不难看出，草畜双承包后，由于定居下的草场分隔和不合理的产权变更，草地放牧半径不断缩短，定居点出现的点荒漠化呈一定梯度向周边地区扩散，造成草地的生产力不断下降，致使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数量越来越少，只有通过购买饲草料对付灾年以维护母畜的持续性，才能保证下年的生产。再看官方的统计数据，到2002年，全区牧区人均收入水平为1761元，而全国农区农民同期收入水平为2451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1％(内蒙古经营管理站2002)。2005年笔者通过对典型地区抽样调查，对1000户牧户家计调查的汇总分析，牧民人均收入仅为627元，其收入仅够当年购买维系生命的食品支出。畜牧业经济呈超萎缩态势发展，牧民的教育、医药、生产用品支出只能靠贷款和举债来维系，大量家庭因子女上学、因病、因灾破产。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从建国起内蒙古两次草地产权变革对草地畜牧业及其草地环境的影响。包产到户前，草地公有制的产权制度下畜牧业的效率比建国前草地领主制的效率要高，公有制下的定居对草地环境的影响也不是很大的。“草畜双承包”草场到户的20多年来，牧区经济和生态环境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畜牧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和生产经营方式对草地分割到户的产权方式不适宜，也正是这种新的产权制度使人们放弃了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这种游牧生产方式可能更适合蒙古高原的地貌和气候的生存条件，也保护了天然植被的生态服务功能，对正常的自然灾害有自我适应，自我恢复的能力，同时也维护草地资源和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深入研究。
三、对内蒙古天然草地管理和治理的反思
(一)饲草料基地开发的草原管理对畜牧业的影响
几千年来，草原牧业之所以没有被耕作农业取代，是因为气候、水资源、土壤结构、植被群落及相关的自然因素不适宜耕作农业发展。也就是说，在气候干旱寒冷、水源匮乏、土壤沙质化的地区，只有选择草原生态畜牧业，才能有较高的、稳定的经济收益。这里仅就定居以后为了对付由非平衡生态系统引发的年度间、年际间干旱出现的草畜矛盾，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开发饲草料基地的现代化草原管理对草地生态环境和草原畜牧业的影响，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1985年以后政府又采取了饲草料基地开发，即对草原的第三次开垦。这次开垦虽然没有前两次的规模，但是由于利用现代化农机具，在所谓的寻求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约束下收益极大化理论指导下进行，因此开垦进入到草原深处。土层较厚的荒漠地带、内陆河流两岸的湿地，原本植被很好，过去利用强度也很轻。这次开垦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饲草料，但却遗患无穷，草原上一些干旱荒漠带的内陆河流和小型湖泊就是在这个时期枯竭的；这些河流两岸生长的灌木、半灌木、芦苇、芨芨草开始成片死亡，以河水为生机的草原生态系统陷入了崩溃的境地。1992年以后开始在草原上推广五配套小草库伦建设，虽然从每块草库伦上看，没有饲草料基地的开发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严重，但它的普及率极高，几乎50％的牧户都搞了这种小草库伦，因此全局上看，其危害仍很严重。因此，这次政府倡导和扶持下的小型饲草料基地的开发几乎全部失败了，但人们并未就此警醒。有人开始参考国外的经验，搞起了人工草场建设。人工草场尽管能提高牧草的产量，但它需要水资源配套，并且要在破坏了相当好的原生植被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植被，还需要后期人力、物力的投入。由于投入严重超过收益，需政府配套大量的资金才能进行后期管理，一旦超过牧草的盛草期，草场的退化和沙化就成为必然趋势。
自提出开发饲料的草原建设方针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集体和个人为此投入的财力、人力、物力可谓不少，但是，至今没有创造出成功的范例，相反，草原生态环境在不断的恶化，牧民越来越贫困。
(二)草原围栏的草原管理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草场的承包以及相应的围栏建造将原有的牧道小屏障(隐域性生境)和道路围起来，阻断了野生动物的季节性迁徙，野生动植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消失，自我平衡相互维系的生物链被破坏，鼠虫灾害频发。同时，围栏也使人畜绕着围栏行走，导致在围栏外出现地表破口。这种破口在风蚀下向周边扩散，造成草地的退化和生产力的下降，势必影响畜牧业的发展。
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牧户将自己的大部分草场围起来，平时在围栏外过度地使用自己的草场和蚕食他人的草场，围栏外的草场因过度超载使用先行退化。当每年春乏时，又将牲畜放进自家围栏内，结果围栏内的草场也接着退化、沙化，结果造成了围栏内外的草地生产力下降，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草场的围栏除缩短了牲畜的放牧半径造成了草地退化、生产力降低外，还使蒙古高原五畜中的大畜由于放牧半径缩短，自动退出草地生态系统。由于五畜的采食规律和采食物种不同，在采食过程中又能相互利用各物种，不会由于单一某物种的过度采食打破物种间的自组织功能。五畜的出栏分属一年的不同时期，五畜的饲养和出栏，使牧民在一年的生产过程中都保持一定的现金流，以维护畜牧业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又由于五畜采食的专一性和其不同的耐性，在自然灾害中表现出极强的协作性和互补性，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因此，草原的围栏使草原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的风险在降低。
(三)草原引种(改起)的草原管理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盲目的引种会导致生态系统内其它组成部分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随着生态系统中相互影响引种物种的数量不断增加，继之而来的这些物种排挤当地物种，变为人侵物种。在入侵的后阶段，很可能取代本地物种的功能作用，对受控系统和自然系统造成极大破坏，造成土地退化，这直接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如为治理沙化和草地改良进行大面积飞播，大量干旱地区的灌木种在半干旱的草地和沙地上飞播，这些灌木疯狂孳生，很少有食草类动物去利用它，结果它取代了当地的草本物种变为建群种。但在这些灌木的周边几乎没有植被，这就违背了植被的多层次结构，多物种类型对维持多种动植物生存和生态系统功能的作用。其最根本的危害就是没有遵循自然植被的恢复规律，形成大片“绿色沙漠”。这些“绿色沙漠” 的地表由于没有其它植被的保护，经过风蚀、水蚀就会出现大量的沟壑，当土地的养分消耗光时，就出现了雅丹地貌，这在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尤为明显。沙地的地带性植被的景观改变了，土地退化并造成了生产力下降，也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建国后为了发展集约化畜牧业，盲目改良土种家畜，尤其是西部引入改良品种取代土种山羊，由于采食和营养不同，改变了当地草本的建群，使荒漠地带的灌木失去了草食性动物的抑制，结果灌木疯长，也造成了土地的退化。草牧场跟当地有蹄类动物的自然平衡是上千年自然选择的产物，人为的改变只能造成荒漠化。同时，由于改良品种的耐性差、成活率低、受胎率低、产羔率低、市场交易率低，冬春两季需要补饲，往往造成收益远远低于投入，严重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四)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对苹原畜牧业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国家投入产业结构调整和天然草地恢复的国土整治资金越来越多，草地的生态环境却还在进一步恶化。下面就以跟踪调查5年的一生态移民奶牛园区案例来说明近年来生态移民的国土整治战略对牧民和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从笔者2002年以来对近千户移民所作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口述式的资料汇综分析，负增长的牧户几乎100％，这个案例在移民中具有普遍性。从这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以恢复生态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在违背我们的初衷，不得而知。从自食其力的牧民变为负债累累的生态移民，这难道不违背畜牧业布局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规律，避免畜牧业产业结构的趋同性的陷阱吗?他们的草地由于无人管护，大量开发矿产资源车辆的碾压和挖埋，由原来的轻度退化变为重度退化。这难道还不能激发我们对政策和制度的反思吗?其社会交易成本无论谁去埋单，都是很沉重的。
四、结语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比较薄弱。近10余年来虽有不少涉及牧区问题的论著问世，其中也有些有用的结论，但大都局限于牧区经济、生态保护、资源开发等单一学科视角的研究，其结论整体上并不符合牧区实际；有些成果还是农村研究成果的简单套用，谈不上有什么创新。事实表明，被普遍认为取得长足“发展”的近20多年，恰好是草原退化和荒漠化空前加剧的时期。
国内以往研究的一个缺陷是忽略了牧区建设和发展问题的整体性质，即畜牧业的合理布局，不同地区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不同，合理利用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保持各种自然资源之间协调关系和生态平衡，保证自然资源的不断更新和永续利用。这就需要充分考虑蒙古高原自然经济条件在上千年历史过程中综合作用而自发形成的蕴涵着游牧文化的畜牧业布局，它限制牲畜品种的地理分布，同时也影响天然草地类型的形成和分布。这一合理利用草地资源的游牧文化，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在人口暴涨、革地退化的今天，传统和现代结合的半定居半游居式散居是走向牧区社区的主要途径。而草原畜牧经济和家庭承包制度是牧区社区建设的必要条件。草原植被适宜于发展草原畜牧经济，而草原畜牧经济必然要求地广人稀。所以，牧民一旦定居下来，其居住方式必然是孤舍式的散居，而不可能是村落式的集居。如果硬要变为村落式的集居，一定会通过大量输入能量来维持系统的平衡，必然造成大量的资源转换为社会交易成本，那么，牧民从事的草原畜牧经济肯定不可持续。牧业生产力落后的时代是这样，就是在牧业生产力比较发达的时代也不例外。否则，牧区社区也难以形成和完善，草原的生态环境就很难恢复。这种畜牧业生产配置，是遵循自然经济规律兼顾经济、生态、社会的较为合理的配置。在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总结历史的教训，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遵循自然规律，努力探索内蒙古草原发展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