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的印章称“宝”或“玺”。清代皇帝的宝玺分为两类，一类是治国理政使用的公务宝玺，一类是书画赏玩用的休闲宝玺，虽然作用不同，但都称之为“宝”或“玺”。
　　清代皇帝公务用的宝玺，多由新疆和阗玉制作，很少用其他材质制作，因为玉在古代是皇权的最高象征，自古即是少数皇室权贵的享物。在清代，除了皇帝以外，太皇太后的宝玺也可以用玉制作，且尺寸与皇帝宝玺相当，也可以用交龙纽，字体用玉柱文。除此之外，皇太后以下至妃，以及皇太子、亲王，只能用金制作，且尺寸也有严格的限制，但印文也用玉柱文，他们的印章也可称作“宝”。朝鲜等藩属国国王的印，由大清朝廷颁发，金质或镀金银质，龟纽。
　　清朝定制，宗室公以下及官府衙门的印章不能称作“宝”或“玺”，只能称作“印”，即所谓“天子所配日玺，臣下所配日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同时，在印的材质上也有区别，公、大将军、将军、侯、伯、都统，以及宗人府、六部、盛京四部、理藩院、都察院、銮仪卫、各省都司、各省布政司、顺天府、奉天府、提督总兵官、提督九门步军统领等用银印，尺寸大小依次递减，印文用柳叶篆文或九叠篆文。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各省按察司、总管内务府、武备院、上驷院、奉宸苑、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外府、宣抚司、翰林院、外州、广储司、会计司、掌仪司、慎刑司、都虞司等用铜印，印文为柳叶篆文或九叠篆文。凡在外镇守一方、把持关隘、管理银钱的衙门官员，如总督、巡抚、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织造、巡视五城御史、府同知、州通判、卫所千总、管理金银库、管理缎匹库、管理颜料库，以及兵部督捕、提督四译馆、督察各部事件等，公务印章称作“铜关防”，意寓大清疆土关隘坚固似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清代皇帝的公务印章——宝玺，也称御玺，是清代皇权的最高象征，凡关系清代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疆土等重大事件及重大要务，并以皇帝谕旨的形式正式发布的，称之为“国书”，均需加盖皇帝御玺。
　　在清代，御玺有严格的使用和管理规定，顺治初年，凡使用御玺，由内三院（清初设置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由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组成）大学士、学士共同在场验用。顺治十八年改为内三院先期通知，由内监验用、康熙朝时，御宝由内府管理，宝文由内阁、翰林院撰定，满文居左、汉文居右。乾隆朝，凡请用御宝，内阁先期奏请用宝数目，事先开具清单，通知宫殿监，到了用宝那天，内阁学士率领具题办理公文的侍读学士、侍读及典籍官员，前往乾清门将御宝接出来，与内监共同验用。如果皇上不在宫内而是巡幸在外，内务府总管需到乾清门现场，参与验用，用后恭缴。如果皇上出巡需携带宝玺同行，内阁学士与典籍各一人前往乾清门，将皇上需携带的宝玺接出，交内阁中书，中书携带宝玺随同皇上出行。如果行走间需要陈设宝玺，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中书需穿彩服，将宝玺陈设在其所乘的马上，行走在皇上乘坐的马车前。如果不需要陈设宝玺，中书只穿平常的衣服，在侍卫队后面随行。皇上回銮当天的黎明，内阁学士、典籍在衙署等候携带宝玺归来的中书，双方共同验看，没有问题后，一同将宝玺送至乾清门，交内监查收。每年御宝有“封宝日”，一般在冬季。封宝日时御宝不能使用，内阁在此期间启奏皇上，对御宝进行清洗，届时内阁派学士、典籍各一人前往乾清门，将御宝接出进行清洗，洗完后交内监收进，清洗御宝所需要的器物等，由内务府支给。
　　康熙朝时，皇上的御宝有二十九颗，其中宫中收贮六颗、内府收贮二十三颗。后这二十九颗御宝全部存放在交泰殿。
　　到了乾隆朝，交泰殿存贮的御宝已达三十九颗。乾隆是一位做事讲严谨、办事讲规矩、处事讲法礼的皇帝，他登极不久，就在巡视交泰殿时，对存放的三十九颗宝玺疑惑不解，并提出种种置疑。他说，我曾考证《大清会典》，《会典》记载御宝有二十九颗；《会典》还记载，宫中各处收贮的御宝有六颗，内务府库中收贮的有二十三颗。可是今天御宝全部都在交泰殿存放，数量与地点都不相符。同时，乾隆对排序第二位的“皇帝奉天之宝”也提出置疑，他说，《会典》称该玺为“传国玺”，可是这二十九颗御宝哪一颗不是“世世传守”，怎么能用一颗御宝作为传国玺呢？而且，“两郊大祀、圣节宫中告天”时使用，此语尤荒诞悖谬，宫中大祀遵循古代礼制，用祝版署名，而不用宝；圣节（即宫中三大节：元旦、冬至、万寿节）在宫中从未有告天之事，也未曾用御宝。《大清会典》毕竟是大清王朝最高、最权威，且经前朝三代皇帝审定的法律文书，即使有错误，也要有个说法。乾隆随后为《会典》的错谬找了个理由，他说，撰写《会典》的各位臣子，“无宿学卓识”，不懂的地方也不“请旨取裁”，只是沿袭明代内监所写的册籍，以致如此大错。乾隆感叹，要想如实地记载一件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乾隆还发现，交泰殿还存有一枚《会典》中不曾记载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不知什么时候也存放在了交泰殿中，而且放在诸方宝玺的正中间。朝廷有人说，这是远古传下来的“秦玺”，以致在内廷诸臣中传得沸沸扬扬，以为是真的远古传说中的秦玺，捧为至尊，供为至宝。可乾隆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从印文内容看，该玺有点像古代所传的秦玺，但“镌法拙俗”，明显没有秦代李斯虫乌篆的风格，惟独玉质莹泽如脂，朝廷诸臣以为“良玉不易得”，所以相信是秦玺。乾隆接着说，秦玺已经“煨烬”，古人已有详悉论述，不要说这枚玺是假的，即便是真的，秦代的物品怎么能同我朝的传家宝同贮一处呢？这是极不妥当的。这枚伪造的“秦玺”，至今已在故宫博物院的库中收藏了数百年，虽然明清两朝均未使用过，但也颇为世人所关注。
　　“玉不琢，不成器”，这是古人对玉石与玉器之所以不同的明确定义，乾隆也非常认可这个结论。他在清理交泰殿诸宝中，发现了一方雍正年间已故大学士高其位（雍正三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雍正四年晋升太子少傅，雍正四年十一月退休，雍正五年正月病故）曾经进奉没有刻字的碧玉宝一方，也与大清传世宝玺放在一起。乾隆说，“文未刻，则未成为宝，而与诸宝同贮，亦未当”。就此，乾隆还对有些人重宝不重德发表了一番议论，他说，“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宝虽重，一器耳”。如果一个人缺少德，则大好河山、富饶土地，也将拱手让与他人，一个人不可能凭借这“区区尺璧”，而使江山永固，如果能诚心修炼，使德深入人心，其珍贵程度不是和氏璧可以相比的。乾隆接着说，古人一旦得到前代“符宝”，君臣上下无不“动色矜耀”，以为是上天馈赠的吉祥物。我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时，曾获得蒙古所传的元代皇帝国宝，太宗只是收纳而已，并不以为是“受命之符”，今天看来，文皇帝治理天下、统垂万世，靠的是德，而不是宝，一般人都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宝器非宝，宝于有德”。 　　乾隆皇帝决定重新厘定和排序交泰殿所存贮的宝玺。关于将要保留的数量，乾隆说，虽然自古以来宝玺没有定数，但今天交泰殿所贮存的宝玺，因年代久远、记载失真，而且有的重复，应重新加以考证。他提出交泰殿宝玺应“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乾隆确定“二十五”这个数字的依据，是出自《周易》“大衍天数，二十有五”之说。古人以天为阳，以地为阴，单数为阳，双数为阴，《周易》将一、三、五、七、九相加，得到二十五，即确定为天阳、单阳的“天数”。最后，乾隆皇帝据此将交泰殿存贮的三十九方宝玺，确定为二十五方。
　　在从三十九方宝玺中筛选这二十五方宝玺时，乾隆说，所谓“秦玺”等四方印玺属于无稽之伪作，可作为古玩存贮于他处。还有十方属于文义重复或大清初建时使用的，现在已不适用，“虽不同于现用之宝，而未可与古玩并列”。乾隆决定将这十宝存贮于大清国发祥地——盛京，与重新缮写的先祖实录共同存放在凤凰楼上，以“觐扬光烈，传示无疆”。
　　二十五方宝玺上镌刻的清文（满文），也有所不同。清入关前与入关后所书写的清文，有较大区别，即今天我们俗称的“老满文”和“新满文”。清字篆文即“老满文”，传自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时。余下的这二十五宝，正是用这种清字篆文镌刻的，与时下书写的汉篆文并不相配。乾隆说，“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青玉质），此四宝“均先代相承，传为世守者”，不敢轻易改镌，故保留原有清字篆文。而“皇帝之宝”（旃檀木质）以下二十一宝，为日常公务所常用，“宜从新制”，并令内务府传谕改镌，以“与汉篆文相配”。
　　乾隆皇帝最后确定的这二十五方宝玺，其中有两方“皇帝之宝”，一方青玉质，为清字篆文；另一方旃檀木（檀香木）质，新清文与汉字合璧。清初时，并没有旃檀木这方“皇帝之宝”，只有青玉“皇帝之宝”，这是康熙六年最后确定下来的。康熙帝认为，皇上出巡时，“玉宝重大”，不便携带，“查照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事例，造香宝，以便携行”。这说明皇太极执政时，为了出行时携带方便，也造过一方木质宝玺随身携带，但其下落没有史料记载。乾隆朝时，这方青玉“皇帝之宝”连同前三方宝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之宝”，确定不再使用，而这方旃檀木“皇帝之宝”，成为了皇帝使用频率最高、用途最广、最具皇权象征意义的宝玺。
　　清代皇帝的公务印章——宝玺，自乾隆朝正式确定“天数”二十五方后，一直延用到清王朝灭亡，它大量吸收了以前历代统治方略之精华，也见证了大清王朝由盛至衰的演变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皇帝宝玺制度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