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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期创办的《诗歌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曾经掀起的诗歌热潮，恐怕是新诗历史上少有的现象。当年《深圳青年报》同《诗歌报》联合举办的大展，展出许多在当时看来非常奇怪的诗作与诗论，也受到了各种不同的批评和议论。我因为在全国诗集评奖会上同当时的《诗歌报》主编蒋维扬结识，因而得以目睹了它的面貌。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从50年代过来的人，我在最初接触到那些诗和论时，除了震惊之外，就是引发了深深的思考。以后随着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和诗论的阅读，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多元和创新的观点的。
1989年4月，蒋维扬来扬州参加一个会议，因为同他比较熟了，他就对我说：叶橹，我准备在《诗歌报》上开一个专栏，每期点评一首诗，每篇千字左右，你来写吧。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回合肥后不久，就寄来了车前子那首《新骑手与马》。以我当时对诗的观念，对这首诗要表达的意旨，还是有点捉摸不定。但既然答应写，就必须动脑筋想了。几经思考之后，终于有点体会到它的意味了，于是认真地写下了“现代诗导读角”的第一篇文字。以后他继续寄来的每一首诗，似乎都是对我智力的一种考验，而我为了不失信于朋友，也只能硬着头皮不断地绞尽脑汁揣摩思考那些面目生疏的诗歌。久而久之，我不仅逐步适应了各种不同类型诗歌的写法，自己的思路也似乎开阔了许多。“现代诗导读角”开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一年半里，我一面在“导读”，另一面其实更多的却是自我学习和提高。随着一篇篇“导读”的出现，似乎影响越来越大，我不断地接到一些青年诗人的来信，有的人还以为我也是青年人，跟我称兄道弟。其实当时的我已经年过半百了。
以后报纸改成了月刊，但名称未变。我仍然给《诗歌报》写过不少或长或短的文字。
若干年后，我每每在各地开会时，碰到一些60年代出生80年代写诗的诗人，他们都对我客气地说自己是读着我的“导读”走上写诗道路的。我除了有点虚荣心的满足之外，更多的却是在心里面说，我也是在读那些诗的过程中逐步开阔了视野和提高了辨识诗的能力的。
《诗歌报月刊》改名为《诗歌月刊》以后，我虽然不再为它写过文字，但对它的那份感情还在，每每想到它的那些影响，都难免产生一种内心的温暖。
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已年过耄耋，亲身目睹和经历了近70年来文学界种种思潮和观念的变化。就我的内心感受而言，19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是真正适应人类思想进步的产物。诗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藝术表现，自然也应该适应这种潮流。当年的《诗歌报》之所以受到广大青年诗人们的热烈拥戴，正是因为它适应了一代人的思想追求和内心向往。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一种时代的思潮，都不可能是纯洁无瑕的，所以当年我在“导读”那些诗作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那些诗篇可能不会成为历史的经典，但它们的最大功劳在于改变人们僵化了的思维方式。当年被我“导读”过的一些诗人，有一些逐渐销声匿迹，也有一些后来有了很大发展的。像车前子、雷平阳，现在已经是诗坛上引人瞩目的重要诗人了。
诗歌现象本来就是一种庞杂而丰富的精神想象，任何时候试图用简单化的评价方式来一言以蔽之，都不可能是科学的方法。针对某些具体的诗篇做出的或褒或贬的评价，是诗歌评论者的权利，但不能要求他们“句句是真理”。所以我始终认定，慎重地研究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倾向，始终应该是一切诗歌研究者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新世纪以后的中国诗坛呈现的庞杂丰富的景观，自然会引来各种不同的评价，我认为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只要我们不重蹈“一言堂”的旧辙.不无端地进行“道德绑架”，而是心平气和地探究问题，对各种现象的产生进行耐心细致的分析，问题最终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的。
诗歌现象的复杂性在于，当诗人在某种情景或情绪的瞬间灵感触及时，它甚至是连诗人自己也一时都说不清他要表现的是什么。而读者在阅读和进入诗人的诗境时，又往往会掺杂着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理性介入，这就往往使一些诗作显得众说纷纭。我们的古人都懂得“诗无达诂”的道理，难道我们现代人的智商和情商还不如他们吗？所以有的人对当下的诗歌现象不作具体的分析，只抓住个别现象就一概骂倒和棒杀的方法，是十分不可取的。
新的历史时期中，诗歌现象的庞杂性和丰富性，需要我们以更加耐心更加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切不可用简单化的方式来发泄个人情绪，对一些现象不加分析地一律采取排斥的态度。回顾当年《诗歌报》的种种遭遇，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对这种现象是有深切体会的。虽然我现在年老智衰，不可能大量阅读作品，也无法对一些现象做出科学评价。但是在《诗歌报》创刊35周年之际，我仍然深深寄望于现在的《诗歌月刊》，继续发扬当年《诗歌报》的引领诗歌潮流的精神，在科学性和时代性的追求中，密切同读者的交流，进一步为弘扬我国的诗歌优良传统而贡献一份力量。
2019年9月22日扬州
叶橹，原名莫绍裘，1936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5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评论写作，195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激情的赞歌》《关于抒情诗》等文，著有《艾青诗歌欣赏》《现代哲理诗》《诗弦断续》《（漂木）十论》《中国现代诗歌名篇赏析》《形式与意味》《叶橹文学评论选》《叶橹文集》等。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从50年代过来的人，我在最初接触到那些诗和论时，除了震惊之外，就是引发了深深的思考。以后随着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和诗论的阅读，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多元和创新的观点的。
1989年4月，蒋维扬来扬州参加一个会议，因为同他比较熟了，他就对我说：叶橹，我准备在《诗歌报》上开一个专栏，每期点评一首诗，每篇千字左右，你来写吧。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回合肥后不久，就寄来了车前子那首《新骑手与马》。以我当时对诗的观念，对这首诗要表达的意旨，还是有点捉摸不定。但既然答应写，就必须动脑筋想了。几经思考之后，终于有点体会到它的意味了，于是认真地写下了“现代诗导读角”的第一篇文字。以后他继续寄来的每一首诗，似乎都是对我智力的一种考验，而我为了不失信于朋友，也只能硬着头皮不断地绞尽脑汁揣摩思考那些面目生疏的诗歌。久而久之，我不仅逐步适应了各种不同类型诗歌的写法，自己的思路也似乎开阔了许多。“现代诗导读角”开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一年半里，我一面在“导读”，另一面其实更多的却是自我学习和提高。随着一篇篇“导读”的出现，似乎影响越来越大，我不断地接到一些青年诗人的来信，有的人还以为我也是青年人，跟我称兄道弟。其实当时的我已经年过半百了。
以后报纸改成了月刊，但名称未变。我仍然给《诗歌报》写过不少或长或短的文字。
若干年后，我每每在各地开会时，碰到一些60年代出生80年代写诗的诗人，他们都对我客气地说自己是读着我的“导读”走上写诗道路的。我除了有点虚荣心的满足之外，更多的却是在心里面说，我也是在读那些诗的过程中逐步开阔了视野和提高了辨识诗的能力的。
《诗歌报月刊》改名为《诗歌月刊》以后，我虽然不再为它写过文字，但对它的那份感情还在，每每想到它的那些影响，都难免产生一种内心的温暖。
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已年过耄耋，亲身目睹和经历了近70年来文学界种种思潮和观念的变化。就我的内心感受而言，19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是真正适应人类思想进步的产物。诗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藝术表现，自然也应该适应这种潮流。当年的《诗歌报》之所以受到广大青年诗人们的热烈拥戴，正是因为它适应了一代人的思想追求和内心向往。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一种时代的思潮，都不可能是纯洁无瑕的，所以当年我在“导读”那些诗作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那些诗篇可能不会成为历史的经典，但它们的最大功劳在于改变人们僵化了的思维方式。当年被我“导读”过的一些诗人，有一些逐渐销声匿迹，也有一些后来有了很大发展的。像车前子、雷平阳，现在已经是诗坛上引人瞩目的重要诗人了。
诗歌现象本来就是一种庞杂而丰富的精神想象，任何时候试图用简单化的评价方式来一言以蔽之，都不可能是科学的方法。针对某些具体的诗篇做出的或褒或贬的评价，是诗歌评论者的权利，但不能要求他们“句句是真理”。所以我始终认定，慎重地研究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倾向，始终应该是一切诗歌研究者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新世纪以后的中国诗坛呈现的庞杂丰富的景观，自然会引来各种不同的评价，我认为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只要我们不重蹈“一言堂”的旧辙.不无端地进行“道德绑架”，而是心平气和地探究问题，对各种现象的产生进行耐心细致的分析，问题最终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的。
诗歌现象的复杂性在于，当诗人在某种情景或情绪的瞬间灵感触及时，它甚至是连诗人自己也一时都说不清他要表现的是什么。而读者在阅读和进入诗人的诗境时，又往往会掺杂着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理性介入，这就往往使一些诗作显得众说纷纭。我们的古人都懂得“诗无达诂”的道理，难道我们现代人的智商和情商还不如他们吗？所以有的人对当下的诗歌现象不作具体的分析，只抓住个别现象就一概骂倒和棒杀的方法，是十分不可取的。
新的历史时期中，诗歌现象的庞杂性和丰富性，需要我们以更加耐心更加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切不可用简单化的方式来发泄个人情绪，对一些现象不加分析地一律采取排斥的态度。回顾当年《诗歌报》的种种遭遇，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对这种现象是有深切体会的。虽然我现在年老智衰，不可能大量阅读作品，也无法对一些现象做出科学评价。但是在《诗歌报》创刊35周年之际，我仍然深深寄望于现在的《诗歌月刊》，继续发扬当年《诗歌报》的引领诗歌潮流的精神，在科学性和时代性的追求中，密切同读者的交流，进一步为弘扬我国的诗歌优良传统而贡献一份力量。
2019年9月22日扬州
叶橹，原名莫绍裘，1936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5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评论写作，195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激情的赞歌》《关于抒情诗》等文，著有《艾青诗歌欣赏》《现代哲理诗》《诗弦断续》《（漂木）十论》《中国现代诗歌名篇赏析》《形式与意味》《叶橹文学评论选》《叶橹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