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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字楷书字汇来说，产生于中国历史上的宋本《玉篇》和韩国的《全韵玉篇》是两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字汇。它们不仅类聚了汉字历时和共时层面的诸多信息，还贮存了许多汉字在域外传播和使用中的资料。论文利用数据库技术，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从编排体例、释音方式、释义方式、释形方式和字形差异等方面对两本字汇进行了系统比较，并进一步总结了汉字在域外传播发展的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两本字汇的功能定位有区别；汉字形体传播具有稳定性；汉字形体演变的整体趋势是简化；汉字形体“域外化”的主要方式是替换表音和表义部件；汉字在域外传播使用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宋本《玉篇》；《全韵玉篇》；字汇；传播
H162；H124A009005
近几年，域外汉学的发展十分迅速。域外汉学的研究，其最基本的层次是汉字及其文化的传播。要全面了解汉字在域外的传播，特别是在韩国的传播，除了借助于作为可见证文化交流成果的出土文物，如金文、瓦当文、陶文、简牍文字、碑刻文字，此外还可参照历史上韩国官方或个人仿照中国字汇编纂的汉字字汇。历史汉字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大多会通过字汇保存下来，字汇不仅类聚了汉字历时和共时层面的诸多信息，还贮存了许多汉字在域外传播和使用中的资料。“通过对东亚文化圈传世汉字字典的研究，可以了解汉字和汉文化传播的时间、层次、国别、规律、特点、方向，可以了解支流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回馈，从而构建科学的汉字传播史。”①选择字汇作为研究起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国家的辞书编纂水平往往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
在诸多字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产生于韩国历史上的《全韵玉篇》②。《全韵玉篇》产生于韩国的朝鲜时代，是韩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楷书字汇，从此“玉篇”成为韩国汉字字典的代名词。“在韩国自编字典史上，《全韵玉篇》以其成熟的编排体例、简洁概括的训释语言对韩国后代汉文字典的编纂起了典范作用。”③《全韵玉篇》的书名则直接传承自中国南朝梁代顾野王的《玉篇》，与经宋人重修的《大广益会玉篇》④更是一脉相承。前者我们称之为原本《玉篇》，后者称之为宋本《玉篇》，其中原本已散佚，只存少量残卷。宋本《玉篇》共计三十卷，为北宋时期陈彭年等人编纂的重修本，共收字二万二千有余，包括五百四十二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楷书字汇，除了将历代传抄的各种历史汉字定型为楷书字体以外，还界定了各种字形之间的字际关系，是研究中古汉字的唯一坐标。
基于此，本文将以宋本《玉篇》和《全韵玉篇》这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楷书字汇为研究对象，全面清理和总结二者在编排体例、释音方式、释义方式、释形方式和字形差异等方面的异同之处，并进一步探求汉字在域外传播发展的规律，以期对域外汉学的传播、发展、接受规律以及传播途径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宋本《玉篇》与《全韵玉篇》整体编排体例之异同
宋本《玉篇》产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为陈彭年等人奉旨在唐朝孙强增删本的基础上重修而成，又名《大广益会玉篇》。主要编排体例为：先列单字，字下首先以反切注音，继而释义，并引有书证或直接以典籍的训诂来释义，凡有古体、俗体、或体、异体者，亦一并附在其后。
《全韵玉篇》作者不详，大约产生于1796年，[韩]郑卿一：《奎章全韵·全韵玉篇》，首尔：新丘文化社，2008年，第252页。
②其中仍然包含一部分异体，这部分异体都是贮存在不同的部首里面，即在《玉篇》某个部里作为异体出现过，但到了另外的部里又作为字头呈现出来。主要编排体例为：先列单字，字下首先以韩语注音，继而释义，并列出该字所属韵部，如有异体并附其后。
二者在收字规模、部首数量和排序方式方面的区别如下（见表1）：
另外，通过调查发现，《全韵玉篇》与宋本《玉篇》相同字种数有8，956文中有关宋本《玉篇》和《全韵玉篇》的数据统计均来自《传世字书语料库》，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2006年。个，有超过82%的字种传承自宋本《玉篇》。二、 宋本《玉篇》与《全韵玉篇》释音方式之异同
根据统计，宋本《玉篇》采用反切注音的汉字共有19，161个，如：“璥，居影切。吏，力致切。畯，祖峻切。” 使用直音法的共有861个，如：“禄，音鹿。呦，音幽。姻，音因。”多音字中的双音节字或先采用反切注音，后在释义结束再用直音标注另外的读音，如：“郿，莫悲切。右扶風縣名。郃陽有郿郷。又音媚。”或先用直音法，后用反切注音，如：“姆，音茂。女師也。娒，同上。《說文》又莫后切。”或先后使用两次反切注音，如：“禅，市战切。祭名。又市然切，静也。”多音字中的三音节字或先采用两次反切，再用直音法，如：“佛，孚勿切。仿佛也。又符弗切。又音弼。”或先后三次使用反切注音，如：“畜， 許六切。養也，容也。《説文》曰：田畜也。《淮南子》曰：玄田爲畜。又許又、丑六二切。”
总之，宋本《玉篇》对于单音字的注音方式以反切注音为主，并间杂使用直音法。对于多音字的注音方式则是反切法和直音法重复使用或交互使用。
《全韵玉篇》中，单音字则采用直接加注韩音的方式注音，韩音外加方框，并在释义后注明所属韵部，外加圆圈符号以示区别。如：“偘，，剛直，偘偘。旱。翰。侃同。”据统计，《全韵玉篇》共有10，859个汉字标注了韩音。
多音字则直接加注多种韩音，并标明每种发音所属的韵部。如：“畜，，家養獸。。獸可養。宥。。六畜。積也，止也。卦名，大畜。蓄同。。養也，容也。屋。”
总之，《全韵玉篇》对于单音字和多音字均是采用直注韩音和标明所属韵部的方式。
较宋本《玉篇》，《全韵玉篇》的注音方式明显简单，方便实用。
三、 宋本《玉篇》与《全韵玉篇》释义方式之异同
宋本《玉篇》的释义方式主要有：或引有书证或直接以典籍的诂训来释义，如：“礿，《公羊傳》云：夏祭曰礿”；“祜，《詩》云：受天之祜。箋云：祜，福也”。或用同义词或近义词释义，如：“疅，界也。”或直接下定义，如：“予，予者，我也。”或将前三种方式混用。《全韵玉篇》主要用同义词、近义词释义或直接释义，如：“祜，福也”；“礿，夏祭名”；“予， 我稱”。 两本字汇在训释时引用的文献也不同，宋本《玉篇》的正文内容，层次繁多，引文复杂。上至先秦，下到六朝，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据统计，其所引小学类书就有《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字书》、《声类》、《苍颉篇》、《埤苍》、《广苍》、《广雅》、《字指》、《汉书音义》等；所引其他类古典文献有《毛诗》、《韩诗》、《韩诗外传》、《尚书》、《尚书大传》、《周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等50余种。直接援引《说文解字》内容就多达1，294次。《玉篇》引用文献长度或长或短，或完或不完，或一处或两处，或直接或间接，都是为了贮存义项系统的需要。运用语言的实例来证明义项的训释，直观鲜明。总之《玉篇》的释义体系源流并重，既有字书之功，又含训诂之效。
《全韵玉篇》中注明文献出处的仅有9条记录共12篇，分别为《毛诗》、《周礼》、《舜典》、《禹贡》、《薤露》、《蒿里》、《周礼》、《字汇》、《字典》、《易》、《诗·大雅》、《终军》。除“州”、“繻”、“挽”字头下有引文以外，其余几条均仅为注明异体字形的出处，并未引用文献。全书几乎全部删除书证，以简约训释为经，仅仅贮存义项。
四、 宋本《玉篇》与《全韵玉篇》释形方式之异同
宋本《玉篇》解释字形时，首先引用《说文》的解释，凡有异体，一并放在最后，并用专门术语界定。《全韵玉篇》均无引用《说文》的用例，凡有异体，也一并放在最后，并用专门术语界定。
两本字汇在界定字际关系时所使用的术语不完全相同。两本字汇界定字际关系的术语及统摄字数如下（见表2）：
通过表2可以看出：一是界定字际关系时使用的术语种类数量不同。宋本《玉篇》界定字际关系时使用的术语种类多，共涉及15类称谓，分类细致，统摄4，022个异体字这里的异体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与正文字头字形不同的所有字形，下同。字形，而《全韵玉篇》使用的术语种类少，仅有8类，统摄异体字字形3，707个。二是《全韵玉篇》中没有使用“今文”、“今作”、“今为”的术语。三是《全韵玉篇》中涉及古文字（古文、籀文、篆文）的字形保存少，篆文则直接未收录。四是《全韵玉篇》中没有或者较少使用“本亦作”、“亦作”、“本或作”、“或作”、“或为”、“正作”等术语。五是《全韵玉篇》创造性地使用了“通”这一术语。
五、 宋本《玉篇》与《全韵玉篇》收录字形之异同
由于两本字汇收字数量繁多、时间层次混乱和收字种类庞杂，限于篇幅无法全部展开字形对比，特选使用同类术语的字形展开比较，窥一斑而知全豹。
其中，籀文，对应1个：“醩，糟籀文。”异体字字形相同。俗字，对应6个，只有：“躰”、“體”，“揔”、“捴”、“摠”，“帚”、“箒”，“准”、“準”，“决”、“決”，“牀”、“床”。其中，每组字形中前者为两本字汇贮存的俗字字形，后者为正字字形。与正字相比，俗字均呈现简化趋势。同字，对应387个，有84%的字形变异发生在构件层面，发生在笔画和整字层面的字形仅占16%。字形简化的占59%，字形增繁的占34%，还有部分字形笔画数量相同。
六、 结论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汉字本体发展演变以及在域外传播的规律。
《全韵玉篇》的注音方式、释义系统比宋本《玉篇》简单清晰，主要原因是汉字字汇传播至域外后，其功能发生了变异。宋本《玉篇》产生于汉字形体发展到楷书成熟定型的时期，是为了规范汉字楷书的字形、字音、字义及其源流演变而产生的。其收录字形的原则是“古今兼顾，雅俗共赏”，既要保存汉字楷书字形，又要梳理隶变过程字形的源流演变。宋本《玉篇》除了承担文字的传承与释读功能以外，还集训诂、音韵于一身。因此，它要博引群经，百家注解以及其他字汇的训释内容。《全韵玉篇》则更多地是为了阅读的方便，注重的是字典的注音和释义功能，而非研究音韵训诂之用，即由原来集文字、音韵和训诂于一身的功能缩小至仅仅注重字汇的文字释读功能。这一特点在释形系统中也有体现：宋本《玉篇》中的“或作”、“本或作”等术语是辑录其他字书中的异体字时使用的，有的甚至为《说文》的或体；“或为”是贮存异部同文类异体字时使用的术语；“为”、“并为”、“亦为”是贮存古籍注解中的异体字时使用的术语；“古文”、“籀文”、“篆文”是贮存古文字字形时使用的术语；“今文”、“今作”、“今为”收录字形多出现于距离修订《玉篇》较近的时代，与宋本《玉篇》前后甚至同时代产生，即收录当时流行于世的汉字形体时使用的术语。而《全韵玉篇》中均未或者较少使用这类术语，而是将字际关系尽量简单化、实用化，最大程度地统一用“通字”来统摄异体字字形。这表明汉字传播到域外以后，使用者查阅字汇一般是为了了解字音和字义，至于其形体的构成、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其字义的文献来源如何，并不是一般使用者所关注的，而多为研究传统文化者所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全韵玉篇》是字书分化为字典、词典和韵书过程中的雏形，使三类工具书分工更加明确，因而更实用，更适合流传于域外。
《全韵玉篇》有超过82%的字种传承自宋本《玉篇》，充分证明汉字在传播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汉字发展演变是传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传承是汉字稳定性的主要表现，而变异则是其发展性的主要表现。这些表现都充分地表明汉字本身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以适应记录汉语的需要，更好地发挥其交际工具的职能。传承使汉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否则，我们今天可能会因汉字变化太快而无法用其进行交际。变异则使汉字富有生命力，否则汉字可能早已被历史淘汰，成为历史的痕迹。因此，只要汉字还要继续被使用，它的字形就会被传承，也会发生变异，更会有一次又一次的规范运动展开。历史上，汉字流传到韩国以后，使用汉字仅仅是为数不多的上层社会的专利，使用者对汉字的字形和字义基本上是全盘接收。因此，汉字在韩国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模仿的程度比较高，使用者一般不会任意改变形体、意义和用法。除非被全民所接受和使用或者政府出台一些强制性、大规模的语言文字政策，汉字才会在各个层面发生较大的变化。换言之，汉字在韩国历史上的发展、演进和取舍中，字形和字义变化最小。从历史和字形角度来看，韩国仅仅是汉字字形的借用者和使用者，而非改造者。 两本字汇同类术语统摄字形的比较结果充分体现了两点：一是字形的变异主要发生在部件层面。这一现象在《全韵玉篇》中更为明显，这表明汉字在传播过程中往往通过替换表音和表义部件作为“域外化”的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是汉字发展到楷书阶段，笔画、部件、整字成为汉字楷书字形构成的三个层面。楷化过程中，汉字的表意区别性大大降低，最终导致形态或者意义接近的部件之间的混同。如：“躰”与“體”中的部件“骨”与“身”，“婕”、“捷”、“倢”中的部件“女”、“手”、“人”，等等。二是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繁化与简化并存，但简化是其主流。国内如此，域外亦如此。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字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简单实用是其最主要的要求。“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①到今文字阶段，隶变解散了篆书的形体，打破了古文字以象形为主的构形特点，使得汉字的形体逐步走向符号化和简单化。楷书阶段符号化和简单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如：“壎”、“塤”，“暱”、“昵”，“碪”、“砧”，“皦”、“皎”，“稺”、“稚”，“糧”、“粮”，“絍”、“紝”，“莕”、“荇”，“蜯”、“蚌”，等等，对应字形相比，后者均比前者简单。另一方面，随着楷化过程的加深，汉字符号化的程度日益加剧，字符之间的区别度大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字交际功能的发挥。另外，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新的语词不断出现，文字也随之增多。因此，从交际功能的立场出发，楷书阶段部分汉字则需要繁化。如：“吒”、“咤”，“奼”、“姹”，“觓”、“觩”，等等。“汉字职能的发挥，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合成的，这就是书写和认读。就书写而言，人们总希望符号简单易写；而就认读而言，人们又总希望符号形象易识。然而越简单，就越丢掉信息，给认读带来困难；追求信息量大、区别度高，就需要形象丰满，也就难免增加符号构形的复杂度，给书写增加负担。二者的要求是对立的，必须加以调节。汉字就是要在这个调节过程中，寻求简繁适度的造型。”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简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第73页。
《全韵玉篇》与宋本《玉篇》异体字的收录数量不同、部分字形来源不同、字形有异、用法有别。这些表现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部分属于汉字在传播过程中适应性的体现。所谓汉字在传播过程使用中的适应性，即汉字在传播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本土化倾向，汉字在传播到域外，遭遇“水土不服”时，能利用自身的调节能力，显示出较强的适应性。这也是汉字这种“万岁文字”能够穿越历史时空而在世界各地永久存在的原因所在。如宋本《玉篇》：“瑯，魯當切。琅瑘，郡名。正作琅。”宋本《玉篇》：“琅，力當切。琅玕，石似玉。《説文》云：琅玕，似珠者。”《全韵玉篇》：“瑯，沂州郡名，瑯琊。阳。” 《全韵玉篇》：“琅，似珠，琅玕。宫門鋪首銅镮，倉琅。長鏁，琅當。玉聲，琳琅。陽。”在宋本《玉篇》中，“琅”为“瑯”的正体，与承担玉石义的“琅”同形，而在《全韵玉篇》中，“瑯”为郡县地名专用字，“琅”为玉石专用字，二者严格区分。
总之，尽管汉字在域外传播过程中在字量、字形、字义、字音上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其传播使用的范围也不一样，但是它们都与国内使用着的汉字有着相同的汉文化底蕴，都承担着记录语言的功能，都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宋本《玉篇》；《全韵玉篇》；字汇；传播
H162；H124A009005
近几年，域外汉学的发展十分迅速。域外汉学的研究，其最基本的层次是汉字及其文化的传播。要全面了解汉字在域外的传播，特别是在韩国的传播，除了借助于作为可见证文化交流成果的出土文物，如金文、瓦当文、陶文、简牍文字、碑刻文字，此外还可参照历史上韩国官方或个人仿照中国字汇编纂的汉字字汇。历史汉字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大多会通过字汇保存下来，字汇不仅类聚了汉字历时和共时层面的诸多信息，还贮存了许多汉字在域外传播和使用中的资料。“通过对东亚文化圈传世汉字字典的研究，可以了解汉字和汉文化传播的时间、层次、国别、规律、特点、方向，可以了解支流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回馈，从而构建科学的汉字传播史。”①选择字汇作为研究起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国家的辞书编纂水平往往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
在诸多字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产生于韩国历史上的《全韵玉篇》②。《全韵玉篇》产生于韩国的朝鲜时代，是韩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楷书字汇，从此“玉篇”成为韩国汉字字典的代名词。“在韩国自编字典史上，《全韵玉篇》以其成熟的编排体例、简洁概括的训释语言对韩国后代汉文字典的编纂起了典范作用。”③《全韵玉篇》的书名则直接传承自中国南朝梁代顾野王的《玉篇》，与经宋人重修的《大广益会玉篇》④更是一脉相承。前者我们称之为原本《玉篇》，后者称之为宋本《玉篇》，其中原本已散佚，只存少量残卷。宋本《玉篇》共计三十卷，为北宋时期陈彭年等人编纂的重修本，共收字二万二千有余，包括五百四十二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楷书字汇，除了将历代传抄的各种历史汉字定型为楷书字体以外，还界定了各种字形之间的字际关系，是研究中古汉字的唯一坐标。
基于此，本文将以宋本《玉篇》和《全韵玉篇》这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楷书字汇为研究对象，全面清理和总结二者在编排体例、释音方式、释义方式、释形方式和字形差异等方面的异同之处，并进一步探求汉字在域外传播发展的规律，以期对域外汉学的传播、发展、接受规律以及传播途径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宋本《玉篇》与《全韵玉篇》整体编排体例之异同
宋本《玉篇》产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为陈彭年等人奉旨在唐朝孙强增删本的基础上重修而成，又名《大广益会玉篇》。主要编排体例为：先列单字，字下首先以反切注音，继而释义，并引有书证或直接以典籍的训诂来释义，凡有古体、俗体、或体、异体者，亦一并附在其后。
《全韵玉篇》作者不详，大约产生于1796年，[韩]郑卿一：《奎章全韵·全韵玉篇》，首尔：新丘文化社，2008年，第252页。
②其中仍然包含一部分异体，这部分异体都是贮存在不同的部首里面，即在《玉篇》某个部里作为异体出现过，但到了另外的部里又作为字头呈现出来。主要编排体例为：先列单字，字下首先以韩语注音，继而释义，并列出该字所属韵部，如有异体并附其后。
二者在收字规模、部首数量和排序方式方面的区别如下（见表1）：
另外，通过调查发现，《全韵玉篇》与宋本《玉篇》相同字种数有8，956文中有关宋本《玉篇》和《全韵玉篇》的数据统计均来自《传世字书语料库》，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2006年。个，有超过82%的字种传承自宋本《玉篇》。二、 宋本《玉篇》与《全韵玉篇》释音方式之异同
根据统计，宋本《玉篇》采用反切注音的汉字共有19，161个，如：“璥，居影切。吏，力致切。畯，祖峻切。” 使用直音法的共有861个，如：“禄，音鹿。呦，音幽。姻，音因。”多音字中的双音节字或先采用反切注音，后在释义结束再用直音标注另外的读音，如：“郿，莫悲切。右扶風縣名。郃陽有郿郷。又音媚。”或先用直音法，后用反切注音，如：“姆，音茂。女師也。娒，同上。《說文》又莫后切。”或先后使用两次反切注音，如：“禅，市战切。祭名。又市然切，静也。”多音字中的三音节字或先采用两次反切，再用直音法，如：“佛，孚勿切。仿佛也。又符弗切。又音弼。”或先后三次使用反切注音，如：“畜， 許六切。養也，容也。《説文》曰：田畜也。《淮南子》曰：玄田爲畜。又許又、丑六二切。”
总之，宋本《玉篇》对于单音字的注音方式以反切注音为主，并间杂使用直音法。对于多音字的注音方式则是反切法和直音法重复使用或交互使用。
《全韵玉篇》中，单音字则采用直接加注韩音的方式注音，韩音外加方框，并在释义后注明所属韵部，外加圆圈符号以示区别。如：“偘，，剛直，偘偘。旱。翰。侃同。”据统计，《全韵玉篇》共有10，859个汉字标注了韩音。
多音字则直接加注多种韩音，并标明每种发音所属的韵部。如：“畜，，家養獸。。獸可養。宥。。六畜。積也，止也。卦名，大畜。蓄同。。養也，容也。屋。”
总之，《全韵玉篇》对于单音字和多音字均是采用直注韩音和标明所属韵部的方式。
较宋本《玉篇》，《全韵玉篇》的注音方式明显简单，方便实用。
三、 宋本《玉篇》与《全韵玉篇》释义方式之异同
宋本《玉篇》的释义方式主要有：或引有书证或直接以典籍的诂训来释义，如：“礿，《公羊傳》云：夏祭曰礿”；“祜，《詩》云：受天之祜。箋云：祜，福也”。或用同义词或近义词释义，如：“疅，界也。”或直接下定义，如：“予，予者，我也。”或将前三种方式混用。《全韵玉篇》主要用同义词、近义词释义或直接释义，如：“祜，福也”；“礿，夏祭名”；“予， 我稱”。 两本字汇在训释时引用的文献也不同，宋本《玉篇》的正文内容，层次繁多，引文复杂。上至先秦，下到六朝，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据统计，其所引小学类书就有《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字书》、《声类》、《苍颉篇》、《埤苍》、《广苍》、《广雅》、《字指》、《汉书音义》等；所引其他类古典文献有《毛诗》、《韩诗》、《韩诗外传》、《尚书》、《尚书大传》、《周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等50余种。直接援引《说文解字》内容就多达1，294次。《玉篇》引用文献长度或长或短，或完或不完，或一处或两处，或直接或间接，都是为了贮存义项系统的需要。运用语言的实例来证明义项的训释，直观鲜明。总之《玉篇》的释义体系源流并重，既有字书之功，又含训诂之效。
《全韵玉篇》中注明文献出处的仅有9条记录共12篇，分别为《毛诗》、《周礼》、《舜典》、《禹贡》、《薤露》、《蒿里》、《周礼》、《字汇》、《字典》、《易》、《诗·大雅》、《终军》。除“州”、“繻”、“挽”字头下有引文以外，其余几条均仅为注明异体字形的出处，并未引用文献。全书几乎全部删除书证，以简约训释为经，仅仅贮存义项。
四、 宋本《玉篇》与《全韵玉篇》释形方式之异同
宋本《玉篇》解释字形时，首先引用《说文》的解释，凡有异体，一并放在最后，并用专门术语界定。《全韵玉篇》均无引用《说文》的用例，凡有异体，也一并放在最后，并用专门术语界定。
两本字汇在界定字际关系时所使用的术语不完全相同。两本字汇界定字际关系的术语及统摄字数如下（见表2）：
通过表2可以看出：一是界定字际关系时使用的术语种类数量不同。宋本《玉篇》界定字际关系时使用的术语种类多，共涉及15类称谓，分类细致，统摄4，022个异体字这里的异体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与正文字头字形不同的所有字形，下同。字形，而《全韵玉篇》使用的术语种类少，仅有8类，统摄异体字字形3，707个。二是《全韵玉篇》中没有使用“今文”、“今作”、“今为”的术语。三是《全韵玉篇》中涉及古文字（古文、籀文、篆文）的字形保存少，篆文则直接未收录。四是《全韵玉篇》中没有或者较少使用“本亦作”、“亦作”、“本或作”、“或作”、“或为”、“正作”等术语。五是《全韵玉篇》创造性地使用了“通”这一术语。
五、 宋本《玉篇》与《全韵玉篇》收录字形之异同
由于两本字汇收字数量繁多、时间层次混乱和收字种类庞杂，限于篇幅无法全部展开字形对比，特选使用同类术语的字形展开比较，窥一斑而知全豹。
其中，籀文，对应1个：“醩，糟籀文。”异体字字形相同。俗字，对应6个，只有：“躰”、“體”，“揔”、“捴”、“摠”，“帚”、“箒”，“准”、“準”，“决”、“決”，“牀”、“床”。其中，每组字形中前者为两本字汇贮存的俗字字形，后者为正字字形。与正字相比，俗字均呈现简化趋势。同字，对应387个，有84%的字形变异发生在构件层面，发生在笔画和整字层面的字形仅占16%。字形简化的占59%，字形增繁的占34%，还有部分字形笔画数量相同。
六、 结论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汉字本体发展演变以及在域外传播的规律。
《全韵玉篇》的注音方式、释义系统比宋本《玉篇》简单清晰，主要原因是汉字字汇传播至域外后，其功能发生了变异。宋本《玉篇》产生于汉字形体发展到楷书成熟定型的时期，是为了规范汉字楷书的字形、字音、字义及其源流演变而产生的。其收录字形的原则是“古今兼顾，雅俗共赏”，既要保存汉字楷书字形，又要梳理隶变过程字形的源流演变。宋本《玉篇》除了承担文字的传承与释读功能以外，还集训诂、音韵于一身。因此，它要博引群经，百家注解以及其他字汇的训释内容。《全韵玉篇》则更多地是为了阅读的方便，注重的是字典的注音和释义功能，而非研究音韵训诂之用，即由原来集文字、音韵和训诂于一身的功能缩小至仅仅注重字汇的文字释读功能。这一特点在释形系统中也有体现：宋本《玉篇》中的“或作”、“本或作”等术语是辑录其他字书中的异体字时使用的，有的甚至为《说文》的或体；“或为”是贮存异部同文类异体字时使用的术语；“为”、“并为”、“亦为”是贮存古籍注解中的异体字时使用的术语；“古文”、“籀文”、“篆文”是贮存古文字字形时使用的术语；“今文”、“今作”、“今为”收录字形多出现于距离修订《玉篇》较近的时代，与宋本《玉篇》前后甚至同时代产生，即收录当时流行于世的汉字形体时使用的术语。而《全韵玉篇》中均未或者较少使用这类术语，而是将字际关系尽量简单化、实用化，最大程度地统一用“通字”来统摄异体字字形。这表明汉字传播到域外以后，使用者查阅字汇一般是为了了解字音和字义，至于其形体的构成、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其字义的文献来源如何，并不是一般使用者所关注的，而多为研究传统文化者所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全韵玉篇》是字书分化为字典、词典和韵书过程中的雏形，使三类工具书分工更加明确，因而更实用，更适合流传于域外。
《全韵玉篇》有超过82%的字种传承自宋本《玉篇》，充分证明汉字在传播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汉字发展演变是传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传承是汉字稳定性的主要表现，而变异则是其发展性的主要表现。这些表现都充分地表明汉字本身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以适应记录汉语的需要，更好地发挥其交际工具的职能。传承使汉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否则，我们今天可能会因汉字变化太快而无法用其进行交际。变异则使汉字富有生命力，否则汉字可能早已被历史淘汰，成为历史的痕迹。因此，只要汉字还要继续被使用，它的字形就会被传承，也会发生变异，更会有一次又一次的规范运动展开。历史上，汉字流传到韩国以后，使用汉字仅仅是为数不多的上层社会的专利，使用者对汉字的字形和字义基本上是全盘接收。因此，汉字在韩国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模仿的程度比较高，使用者一般不会任意改变形体、意义和用法。除非被全民所接受和使用或者政府出台一些强制性、大规模的语言文字政策，汉字才会在各个层面发生较大的变化。换言之，汉字在韩国历史上的发展、演进和取舍中，字形和字义变化最小。从历史和字形角度来看，韩国仅仅是汉字字形的借用者和使用者，而非改造者。 两本字汇同类术语统摄字形的比较结果充分体现了两点：一是字形的变异主要发生在部件层面。这一现象在《全韵玉篇》中更为明显，这表明汉字在传播过程中往往通过替换表音和表义部件作为“域外化”的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是汉字发展到楷书阶段，笔画、部件、整字成为汉字楷书字形构成的三个层面。楷化过程中，汉字的表意区别性大大降低，最终导致形态或者意义接近的部件之间的混同。如：“躰”与“體”中的部件“骨”与“身”，“婕”、“捷”、“倢”中的部件“女”、“手”、“人”，等等。二是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繁化与简化并存，但简化是其主流。国内如此，域外亦如此。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字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简单实用是其最主要的要求。“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①到今文字阶段，隶变解散了篆书的形体，打破了古文字以象形为主的构形特点，使得汉字的形体逐步走向符号化和简单化。楷书阶段符号化和简单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如：“壎”、“塤”，“暱”、“昵”，“碪”、“砧”，“皦”、“皎”，“稺”、“稚”，“糧”、“粮”，“絍”、“紝”，“莕”、“荇”，“蜯”、“蚌”，等等，对应字形相比，后者均比前者简单。另一方面，随着楷化过程的加深，汉字符号化的程度日益加剧，字符之间的区别度大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字交际功能的发挥。另外，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新的语词不断出现，文字也随之增多。因此，从交际功能的立场出发，楷书阶段部分汉字则需要繁化。如：“吒”、“咤”，“奼”、“姹”，“觓”、“觩”，等等。“汉字职能的发挥，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合成的，这就是书写和认读。就书写而言，人们总希望符号简单易写；而就认读而言，人们又总希望符号形象易识。然而越简单，就越丢掉信息，给认读带来困难；追求信息量大、区别度高，就需要形象丰满，也就难免增加符号构形的复杂度，给书写增加负担。二者的要求是对立的，必须加以调节。汉字就是要在这个调节过程中，寻求简繁适度的造型。”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简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第73页。
《全韵玉篇》与宋本《玉篇》异体字的收录数量不同、部分字形来源不同、字形有异、用法有别。这些表现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部分属于汉字在传播过程中适应性的体现。所谓汉字在传播过程使用中的适应性，即汉字在传播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本土化倾向，汉字在传播到域外，遭遇“水土不服”时，能利用自身的调节能力，显示出较强的适应性。这也是汉字这种“万岁文字”能够穿越历史时空而在世界各地永久存在的原因所在。如宋本《玉篇》：“瑯，魯當切。琅瑘，郡名。正作琅。”宋本《玉篇》：“琅，力當切。琅玕，石似玉。《説文》云：琅玕，似珠者。”《全韵玉篇》：“瑯，沂州郡名，瑯琊。阳。” 《全韵玉篇》：“琅，似珠，琅玕。宫門鋪首銅镮，倉琅。長鏁，琅當。玉聲，琳琅。陽。”在宋本《玉篇》中，“琅”为“瑯”的正体，与承担玉石义的“琅”同形，而在《全韵玉篇》中，“瑯”为郡县地名专用字，“琅”为玉石专用字，二者严格区分。
总之，尽管汉字在域外传播过程中在字量、字形、字义、字音上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其传播使用的范围也不一样，但是它们都与国内使用着的汉字有着相同的汉文化底蕴，都承担着记录语言的功能，都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