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6日是圆明园罹难150周年，今天的中国人，大多已将圆明网遗址当作警醒的标志、国耻的象征，将圆明园的毁灭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
　　然而150年前的中国人却并非如此，就在维克多·雨果奋笔疾书，痛斥其同胞野蛮行径的同时，大清国的官民们却似乎对这座园林的被毁相当漠然。上至封疆大吏，下至普通知识分子，无人关心此事，提也不提。
　　这并非纯粹因为国人的麻木，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尚未树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圆明园既不是象征社稷的太庙，也不是象征政权的宫殿，而是供皇帝休闲享乐的皇家私人园林，它的被焚毁，不过是皇家之耻，又与百姓何干?
　　这种意识虽然蒙殊甚至可悲，但并非毫无来由。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批评中国帝王“合天下而仅奉一人”。圆明园固然富丽堂皇、藏储珍宝，却仅供帝王一家享用，它的存在，对广大中国民众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它的毁灭，对广大中国民众也无切肤之痛。早在圆明园被焚前20年，广州、福建民间就流传着众多抵御外侮的故事；就在圆明园被焚前两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当英法联军攻击炮台时，附近村民也曾主动送粮食、送木材，帮助挖壕沟、搬运大炮和弹药，这是因为洋兵来犯让他们的家园受损庐墓受辱，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抵御外侮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万园之园”只是供皇帝消夏的封闭式私人园林。京郊数千人家因这座“东方奇迹”而不得不蒙受家园荡尽、流寓播迁之苦。既然皇帝不曾把他们的生死放在心上，他们又怎会把一座皇帝的私人园林的生死放在心上?
　　如今的人们常说，圆明园被焚的悲剧告诉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妄自尊大、闭关锁国就要落后，的确，正是清政府的颟顸愚昧、固步自封、闭关锁国，才导致中国政治、军事的全面落后，才让中国自鸦片战争起，蒙受一次又一次的奇耻大辱。
　　然而仅就圆明园本身而言，却一点也不“闭关锁国”：参与设计建造的有意大利画家郎世宁、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和王致诚：西洋楼、大水法等昔日的“标志性景观”，富有西方宫廷建筑和皇家园林风格；酷爱西洋“玩意儿”的雍正，曾在园中各处亭台楼阁摆放仿制的西洋望远镜和眼镜，甚至一个小小的凉亭，也要悬挂眼镜多副：乾隆则在三山五同的殿阁中陈列了许多精致的西洋钟表；圆明园四周，以“圆明园护军营”命名的八旗劲旅，装备着当时中国最好的西洋枪械……可所有这些开放，却都是为了娱乐皇帝、造福皇帝、满足皇帝、保护皇帝，而非天下人。这样的“开放”，是一种与国家、民族利益根本脱节的、虚假的“开放”，最终带来的，只能是自己和国家的耻辱、痛苦。
　　必须承认，中国民间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是在一次次痛苦和磨难中，被外国侵略者的一次又一次入侵打醒的。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珠江两岸的普通百姓在战火不烧到自己头上时，还会饶有兴趣地围观省河水战；如果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从官员到绅民，许多人都对圆明园的焚毁麻木不仁，认为英法联军的入侵，远不如太平天国的延续更加可怕：如果说直到甲午战争，还有广东偏僻地区的老者为日本战胜满清欢呼，认为是“替明朝报仇”(据孙中山先生的回忆)；那么到了庚子之变，巴黎和会，到了抗战全面展开，中国各阶层间才逐渐达成了“外御其侮”的共识，形成了现代民族、现代国家的概念。可以说，是外敌的贪得无厌，令中国各阶层逐渐成为共同的受害者、受辱者。被焚烧的不仅仅是皇帝的私人花园，更是中国千家万户的田园庐墓；被劫夺的不仅仅是圆明园里皇帝的私人珍宝，更是中国千万普通人的财产、生计、饭碗。
　　然而人们不禁要感慨，倘若当年圆明园的主人能够早见及此。能够将“圆明园的开放”推广而为整个国家、民族的开放，将仅供皇家享用的“外来先进事物”推广而为吐故纳新，引进先进技术、事物、思想、科学，而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服务、造福，那么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当可更早萌芽，圆明园之耻——或者换言之。皇家之耻和中华民族之耻，也就不会发生。
　　往事已矣，来者可追。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之满清，今日中国之社会也非昔日满清之社会。150年前，圆明园的劫难理应提醒中国人，要开放进取，不要闭关锁国，否则就会落后、就会挨打；这场150年前的劫难更应提醒中国人，开放应是造福于全中国、全中华民族的，而不能仅仅是“圆明园式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