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4日，西班牙最高法院以煽动叛乱、非法使用公共资金等罪名，对9名加泰罗尼亚地区（以下简称“加区”）“独立派”前高官分别判处9至13年有期徒刑。判决一经公布，旋即在加区引发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仅在几天之内，参与抗议游行的民众就由1万人上升到52万，并开始出现暴力倾向—激进分子向警察投掷石块并发射烟火，警方则以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还击。
　　2017年10月，加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并宣告独立，但并未获得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承认。其领袖反被中央政府解职，地区议会也被解散。同年年底，加区选出了新的议会和政府，此后两年大体风平浪静，一度让人产生独立运动已偃旗息鼓的感觉。
　　而此次骚乱又起，无疑会再次挑动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敏感神经，同时也让人们对加区的未来走向再生疑窦。独立运动在加区反复上演，说明加泰罗尼亚问题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而要理解加区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可以从历史、制度与国际三个维度进行审视。

历史之维：来之不易的自治地位

　　与通过强制或资本途径整合的其他西欧国家不同的是，在西班牙的国家整合过程中，王室联姻发挥了重要作用。加泰羅尼亚即是通过王室联姻而被整合进西班牙的，这是理解加区为何一直具有强烈独立诉求的历史根源。
　　作为政治实体的加泰罗尼亚在公元9世纪开始形成。当时的加泰罗尼亚公国与瓦伦西亚王国和马洛卡王国一起，构成了巴塞罗那伯爵领地。从1137年开始，因王室联姻的关系，巴塞罗那伯爵同时也成为阿拉贡王国的国王，于是加泰罗尼亚公国与阿拉贡王国，因共同的国王而整合在一起。从1516年开始，基于同样的联姻逻辑，加泰罗尼亚-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开始共有同一个国王;加泰罗尼亚与阿拉贡一起被并入卡斯蒂利亚，现代西班牙的雏形初现。

　　身居左翼联盟阵营的加泰罗尼亚，在内战结束之后即遭到佛朗哥的清算。

　　与战争的整合方式相比，靠王室联姻方式整合起来的国家，虽然避免了血腥的杀戮，却也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就是整合的程度往往较低，各地区往往保持了较高的自主性。加泰罗尼亚自然也不例外，虽然较早地被整合进西班牙这个政治共同体，但保留着自己的一套行政、法律、财政、货币和经济体系，同时也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和族群认同。这是理解加泰罗尼亚为何一直具有强烈分离主义的逻辑起点。
　　18世纪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国王腓力五世，废除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权，同时禁止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加泰罗尼亚开始丧失自治权。此后加区曾多次发起分离运动，但大都被西班牙中央政府镇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加泰罗尼亚还曾向西班牙中央政府寻求自治权，但再次被直接否决。
　　20世纪30年代中期，加泰罗尼亚谋求自治权的努力开始迎来曙光。当时加区支持西班牙左翼政党，并与左翼力量共同赢得了1936年大选，其自治权因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好景不长，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内战，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国民军在内战中获胜。身居左翼联盟阵营的加泰罗尼亚，在内战结束之后即遭到佛朗哥的清算。
　　佛朗哥不仅直接废除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同时还实施高压统治。具体做法包括：禁止在公开场合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在公开场合只能使用卡斯蒂利亚语（即西班牙语），还把大批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判刑或流放。
　　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的民主制度得以恢复，加区也再次迎来重获自治权的曙光。1978年通过的民主宪法承认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至此加区最终赢得了宪法层面的自治权。
　　按理说，既然自治权在宪法层面获得了保障，加泰罗尼亚自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几个世纪以来的苦涩经历，始终是加泰罗尼亚人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也是西班牙民族国家建设中迈不过去的坎。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西班牙都没有创造出统一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像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这样具有自身民族认同的历史民族，始终抵制和抗拒着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政治努力。而要进一步理解加区的自治权与西班牙中央政权之间的张力，我们需要进入第二个维度，即制度维度。

制度之维：复杂微妙的“比例政治”

　　多族群国家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通常会承认少数族群的自治权。西班牙属于多族群的单一制国家，在制度设计上也遵循着这样的原则。20世纪70年代末民主制确立以来，西班牙中央政府开始承认并赋予少数族群自治权。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下，西班牙尽可能地容纳少数族群的自治权，具体原则就是实行“比例政治”。
　　所谓“比例政治”，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权力配置、税收汲取与分配、治理机制（央、地执政党之间协调）等方面实行比例原则，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行政、立法、司法权上按照一定比例分权;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上按比例分配;全国性政党主导的中央政府与地区性政党为主的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管理中进行互动与协作。
　　“比例政治”虽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但央地之间在权力配置、资源分配、治理机制等方面一旦出现比例失调，就极易引发央地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首先，从西班牙宪制来看，西班牙宪法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允许加区实施自治并对其语言持宽容态度，但是随着中央政府隐性或渐进地压缩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限，加区自治权敏感性被广泛激发，进而转向强调自身的历史身份属性、语言特性，以求遏制中央权力的扩张，维持完整的自治权。

　　加泰罗尼亚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经济发展现状的影响。

　　在议会中，现实的权力安排和加泰罗尼亚人民的心理期望之间，也存在比例失衡。西班牙议会分参众两院，参议院议员来源于地区代表，众议院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相较于其他普通地方行政区，加泰罗尼亚等自治区在参议院的代表较少，处于边缘地位;在众议院中，加泰罗尼亚地区性政党所获议席数有限，难以在全国性的代议平台上发挥影响。

　　其次，从税收汲取和分配来看，由于西班牙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中央政府出于照顾某些特殊地区的考虑，在全国并没有实行完全统一税制，加剧了加泰罗尼亚人的离心感。加区税收贡献与其从中央政府所得比例失衡较大，因此每当经济危机浮现或者经济下行时，地区民族主义者就试图从央地税收关系中寻找改变经济低迷现状的可能。双方将继续聚焦于税收和分配比例之间的较量，因此，加泰罗尼亚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经济发展现状的影响。
　　最后，从央地治理机制来看，中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央地两级政党体制的互动与协作关系。当全国性政党同时获得中央政府与加区政府的执政权时，央地之间并无冲突性对抗，分离主义运动仅仅表现为低烈度、小规模的社会抗争运动;当地区民族主义政党获得加区执政权时，此类政党基于长期执政的考量，往往会主动或被动向分离主义运动靠拢，甚至形成以分离主义为指导的地区政府，此时中央政府与自治区政府之间的协作机制就会严重失调。当中央政府无法通过既有民主机制干预地区事务，就会被迫采取强制措施，央地关系也会因此而恶化。

国际之维：难以隔绝的示范效应

　　除了历史和制度两个维度之外，国际因素也是影响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之后，分离主义运动此起彼伏，成为现实国际政治发展的一大典型特征。原苏联东欧国家和很多殖民地纷纷取得独立，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国家难以满足经典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要件，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此，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建构单一的民族国家，而只能采取多民族国家的建构策略。
　　多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是，要时刻警惕族群分离主义。一旦分离主义在其他国家上演，很快就会形成示范效应和传导效应，最终引发区域层面的动荡。除了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之外，比利时的佛拉芒地区、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意大利的南蒂罗尔等地区，同样埋藏着分离主义的苗头。这些都是加区独立运动的外在客观条件。
　　当然，对加泰罗尼亚示范效应最强的或许当属苏格兰。苏格兰在2014年9月举行独立公投，加泰罗尼亚则在2017年10月举行了独立公投。两者之间看似无关的公投时间顺序安排，或许不仅仅是历史巧合。
　　目前英国身处脱欧困境中，苏格兰独立派脱英心切，以苏格兰民族党为首的政治力量正在积极筹划2020年再次独立公投。不约而同，加区现任主席托拉提出要于2021年再次举行独立公投。苏格兰独立公投与加区公投紧密交织在一起，充分展现了分离主义运动的相互示范效应。
　　與此同时，两者未来公投时间的安排，体现了分离主义运动的行为逻辑，即相互尾随交织，相互造势、借势。对于加区分离主义运动而言，其处于后发状态，紧密观望苏格兰独立动向，势必成为其进一步行动的依据。倘如苏格兰独立公投取得进展，想必加区独立公投会选择跟进，这样就可以避免单独作战招致的国际负面评价，增加独立公投的国际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