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左手腕大拇指下三厘米处有一处伤口，缝了四针。尽管三十多年过去，但每当自己凝视那四横一竖的伤疤时，心就隐隐作痛。
　　那应该是我十五六岁时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时我们那一带山区农村很穷，农民除了到生产队出工挣廉价的工分，唯一能给家庭创收的就是去山上割荆条编荆笆，卖给当地的小煤矿。荆笆半尺来宽，一尺半长，四根竖擎（支撑荆笆的木条）上稀疏地编上一些荆条或其他藤类植物，很简单。荆笆被小煤矿填充顶板用，好一点的一个能卖到五六分钱，最便宜的卖过一分五。通过编笆，一家一年能卖到几十块钱，那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所以当时全村的人几乎都投身其中。
　　编笆子就要砍擎，地上的砍光了，就到树上砍，连材质不好的桐树也不放过。初秋的一天下午，我带上镰刀和绳子，到离村五里的荆河沟桐树上去砍擎，在树上因操作不便，一镰下去砍到了左手腕上，顿时鲜血直流。我不顾一切地从树上溜下来，脱下上衣紧紧包住伤口，鲜血很快渗出。在同村人的帮助下，我很快回到了家。母亲一人在家，叫来赤脚医生一看，一个孩子嘴似的大口子，赤脚医生治不了，必须上医院。母亲十分慌张，到屋里拿上钱，套上毛驴车和赤脚医生一块儿带我，向最近的市第二人民医院奔去。
　　到医院，直接到急诊室处理。治疗很简单，清理缝合，先交费再处理。但到交费时母亲掏出那用粗布包着的全部家当，仅够清理缝合，没有打麻药（止痛针）的钱。当时好像一支麻药四毛多钱，但母亲真的没有了。正常情况下缝针是要打麻药的，医生说一针四毛多，打就去交钱。母亲看看手上空空的包钱粗布，干巴黑瘦的脸顿时沉了下来，无奈地看着我，张了张嘴没有吭声。我不敢问医生，抬头问站在旁边的赤脚医生，“不打麻针行不行？打麻针有啥用？”医生抢着回答：“麻针不治病，就止疼，缝时不疼！”看着母亲为难的样子，看着母亲瘦小的身躯，握着母亲那粗糙皱巴的双手，我抬头凝视着医生，以恳求的口气说：“缝吧，我不怕疼！”母亲一手拉着我的右手，一手抚摸着我的肩膀，轻轻地说：“天儿，能行吗？”我坚定地说：“娘，没事，缝吧！我不怕疼！”说罢，医生、母亲还有我的目光对视了一下，算是达成了默契：“不打麻药，缝！”
　　缝针时，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伤口。先浇消毒液，泛起白沫，疼！手术钳子将肉皮挟起，像鱼钩一样的弯针穿过肉皮带着黑灰色的手术线，每穿一针都是一次疼痛，但不是太疼，一共缝了四针。最后医生将钳子伸进缝好的肉皮中左右搅动，说是对皮。真疼啊，像在抽筋！我咬紧牙关，硬是没吱一声。缝针时娘不敢看，双手紧紧抓住我的右手，脸朝门外，但我能感觉到娘握着我手的双手一直在抖，直到缝好结束。娘，您疼我吗？疼我为什么不给我打麻药？打一针才四毛多钱呀！您不疼我？不疼我为什么缝针时您不敢看？为什么您的双手一直在抖？
　　缝过针，回家。从此，我左手腕上留下了四横一竖的一个伤疤。
　　娘是2010年的农历四月初六去世的，享年75岁。2005年秋，70岁的娘在家不幸摔了一跤，左手着地，把左手小拇指摔着了，没有外伤，但由外向里弯曲了，應该是骨折了。娘忍痛用手掰了掰，硬说没有事，就是不上医院检查，说是让它自己长，也不让我们看，仍坚持做饭。我们以为不是多严重。几个月后，娘的小拇指就那样长成弯的了，关节不管用，伸不直了。直到娘去世，手都是那样。
　　娘去世后，每当我看到我手腕上的伤疤，马上就想到了娘，想到了娘的小拇指。娘，十指连心，您的手指肯定骨折了，一定很疼，您不该那样呀！娘，我不打麻针，那是因为咱没有钱，您实在拿不出买一支止疼针的钱呀！可您骨折时，咱家已经不穷了，别说做个小手术，再贵一点我们也能拿得起呀！娘，我不打麻药，那药不治病，仅仅是止止疼，打不打无所谓。而您做做手术，那手指还能恢复功能呀，您应该做呀！娘，我打麻药，仅仅是止一时的疼，不打也行，忍一忍就过去了。您不治疗，那要疼多长时间啊！娘，我受伤的是皮毛，您受伤的是筋骨，您疼的程度都应该远远超过孩子了。为了蒙蔽我们，您带着那伤残的手，还一直给我们做饭，您是怎样坚持下来的？都怪我们做儿女的不细心，不尽心，不操心，让娘受苦了！
　　娘，您带着那残疾的手指去了另一个世界，您的手还疼吗？
　　责任编辑：曹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