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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之所以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有毛泽东的科学军事理论指导。从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中日基本国情出发，毛泽东做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预测和游击战具有战略地位的判断;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持久抗战的具体形式是实施敌后游击战，而开展游击战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打一场陷敌于汪洋大海的人民战争;国共两党领导人虽然都提出了游击战方针，但由于在代表谁的利益这个根本问题上不同，结果自然大相径庭。
关键词：毛泽东;抗战军事理论;抗战胜利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037-03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的科学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
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快速进入工业社会。由于日本属于资源匮乏的岛国，于是通过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来攫取资源成为日本近代以来的基本国策。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全面开战，这是一场很不对称的战争。中日两国在国家综合实力、军事力量包括武器装备水平、战争动员、军队体制、战场组织、士兵训练等方面差距很大，敌强我弱明显。抗战初期，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及军队积极抗日，组织了太原、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及单纯防御的军事方针，终致大片国土沦丧。与此同时，地处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不计前嫌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谨守承诺，改编后的八路军主力陆续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分的作战任务。
1938年3月，山西境内的大中城市及铁路和公路要道被日军占领，这标志着在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抵抗基本结束。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撤退了，日伪政权尚未巩固，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都处于空白状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战略机会，命令八路军深入敌后填补空白，先是占据太行山区、五台山区，然后向华北平原和山东进军。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中、山东等抗日敌后根据地陆续建立起来，这些地方逐步进入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时期。毛泽东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23
战争时期军事战略战术的筹划，首先要知己知彼，保持头脑清醒，制定出扬长避短的正确策略。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军一直处于弱势一方，面对强敌，不可能采用常规作战方式，必需独辟蹊径。事实上，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毛泽东在以往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并有效的军事战略战术理论。因此，面对抗战初期的严峻现实，毛泽东延续了他一贯的务实作风。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他着重指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中日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并提出了在总的持久战方针下的红军战略方针，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
山地是红军开展游击战得心应手的用武之地，也是日军坦克等重装备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合。进行山地游击战，是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下，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保存和发展自己，击败和消灭敌人的最好战略。毛泽东从当时客观形势出发，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队;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一转变在现象上虽然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但是，在本质上却是洞察中日战争全局而做出的正确战略决策。
但在洛川会议上，党内有些人仍主张打运动战抵触游击战。他们认为，既然在内战时期红军都能成建制地消灭国民党军队，现在是全民族一致对外，群众基础和外部环境都要比内战时期好得多，打几场大胜仗，才会提高共产党军队的威信、提振全国人民抗战信心。与此同时，全面抗战开始后关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国内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极端论调。面对这些党内外分歧，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战的实际，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军事论著。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并由此基本特点预测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这个过程，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中，他着重分析了相持阶段，认为这个阶段最艰苦、时间最长，但是只要我们坚韧努力，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根本变化，因此它是持久抗战胜利的关键。在相持阶段，游击战将成为我方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是持久战理论的精髓。由上我们得知毛泽东是在说：由于敌强我弱，战争初期，我们丢失国土、打败仗不可避免;我们要首先保存自己，才能最终消灭敌人。但是，由于敌小我大，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他们实际能够控制的只能是一些点和线即少数城市和交通要道，无力顾及广大的面即多数农村，这就为我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留下相当大的空间。在相持阶段，我们不断用游击战骚扰他、偷袭他、消耗他，使其没有稳固的后方，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形成敌消我长的局面，加之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中国就会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此后的抗战历史恰恰沿着毛泽东的预测发展，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远远胜过了野蛮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国民党方面著名的抗日将领李宗仁回忆说“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2]576“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增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2]511-512他认为日本军队虽不乏长处，但是由于缺乏战略家，致使国家的大政方针铸成大错，战争的结局注定是失败。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为何具有战略地位，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大而弱，日本小而强，于是日本能够迅速鲸吞中国大片领土。但由于有党的坚强领导，有纪律严明、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以及广大民众的有力支持，加之中国领土广大、有充足的战略缓冲空间，因此日本不能速胜，于是有了战争的长期性问题。而游击战争以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主体，有广大民众参与，这就造就了游击战争的规模将是史无前例的。于是，游击战争的外线作战问题、后方支持问题和战略反攻等问题就产生了。因此，需要我们把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从后来的实际发展看，洛川会议上不赞成游击战的部分中共将领逐步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价值，对毛泽东的决策真心接纳。分析原因，主要是将领们在战争实践中对敌我双方优劣有了切身体验。
二
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抗战理论是着眼于抗战全局，而持久抗战的具体方式则是敌后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3]499-500因此，毛泽东坚持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如何实施敌后游击战？关键在于发动民众，组织百姓和军队一起抗日。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511-512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战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八路军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伊始，就不失时机地分兵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各项政策，号召并组织各阶层人民起来抗日。八路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与百姓打成一片，使他们感觉像遇到了子弟兵，同时在战斗中争取多打胜仗，向人民显示我们是有力量打败日本人的，从而赢得群众对八路军的信任。八路军走到哪里，那里的群众就被发动和组织起来。这些现象被当时正在中国考察和采访的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记录在其《中国战歌》一书中，她指出华中敌后根据地的新四军“用铁的事实，从各方面说服了淳朴的农民，使得沉寂很久的苏北农村，开始传遍了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呼声，广大的农民是组织起来了，武装起来了，一队一队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
为了动员敌后广大民众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财产、废除苛捐杂税等抗日的经济政策，同时，建立代表人民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求减轻民众负担，通过实施以上诸种措施给广大劳苦民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极大地调动了敌后百姓的抗战积极性，奠定了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4]160。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民战争指引下，人民群众从青壮年、老人、妇女以至儿童，都被广泛深入地发动起来。他们以惊人的胆略和智慧，拿起各式各样的武器，依托高山密林、水网芦荡、平原地道、庄稼“青纱”，因地制宜，开展空前活跃的人民游击战争。他们创造出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等充满民间智慧的各种土法，令日军防不胜防、焦虑不堪。日军在我方敌后根据地活动时，几乎是“遍地枪声响，村村打日军”，在农村根本找不到一个完全安全的地方，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扭转这种被动战局，侵华日军曾大批训练特种部队，其教程中《游击战条令》第65条就提出：“游击部队应按敌之进退择机行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几乎就是八路军游击战十六字决的盗版。然而，建立在本土人民群众支持之上的游击战的成功之道，是作为外来侵略者的日本军队断然实施不了的。
曾担任当年日军大本营陆军参谋的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5]104
三
我们以往认为“敌后游击战”只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专利，其实，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方面也曾开展了敌后游击战。
1938年末，经历了淞沪、武汉等兵力多达百万的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士兵，其陆军兵员，已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因此，蒋介石在1938年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决定实施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即用全国现有国军的三分之一在敌后打游击战。蒋介石不仅理论上重视，而且付诸实施。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之前，他派遣国军近三十个师深入敌后，后来根据形势变化又陆续向敌后战场加派了三十个师。除正规军之外，国民政府还控制着敌后大量的地方武装。最高峰时，国军的敌后抗日武装，近百万之众。
依靠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国民政府建立了大量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是，结局令人大跌眼镜。国民政府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年，基本上都丢掉了。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却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抗战初期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20万之众。为何同样实施敌后游击战、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结局却如此迥异？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国共两党对“游击战”的认识有着巨大区别：蒋介石将“游击战”当成“正规战”，要求必须由集中的正规部队来担任游击战任务，而对于分散的民众武装，则表现出极大不信任。而毛泽东却认为，游击战应该主要依赖“群众工作”，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原本集中起来的正规军，还应该被分散。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致信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 总之，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敌后游击战”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于蒋介石只信任正规军能承担敌后游击战的任务，而毛泽东则更倾向于发展群众武装。同时，“分散做群众工作”也非国民党军队特长。国民政府名义上是“一党训政”，但实际上是“以军统党”，其各级党部地位低下，基层党组织涣散，大都无力整合民间力量;且国军的人事组织结构不具现代性，其内部凝聚力，更多依赖长官之间的私谊，可聚不可散，一旦散开去做“群众工作”，则难免沦为流寇。反观中国共产党，“以党统军”，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以人民利益至上，自然具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能力。
军队和人民的团结是战胜强敌的根本条件。抗日战争中，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写道，1945年1月，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杜伦上尉到冀中根据地考察。他的行踪被日本鬼子发觉，鬼子集中了二千多名日伪军包围村庄，准备捉拿他。时任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紧急安排杜伦上尉随抗日军民进入地道躲藏。情势紧急，杜伦十分惊慌，担心八路军把他交给日本人。魏司令说，共产党、八路军光明正大，凡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都是朋友，我们绝不做出卖朋友的缺德事儿，有我们在就有你在。鬼子进村找到了地道口，又是打枪，又是灌烟，还施放毒气。在坑道里，为了不被鬼子发现目标，魏洪亮八个多月大的儿子被憋死。在地面上，房东大娘拒绝供出美国军官的去向，被鬼子砍掉4个手指;一位民兵被鬼子烙死……杜伦上尉在地道里整整躲藏了一天，最终脱险生命无恙。事后，他感慨地对杨成武将军说，日军暴虐无道，冀中的老百姓是最好的老百姓，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中国一定会胜利。
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中国人民终于以弱胜强，一洗百年耻辱，这其中重要因素是得益于毛泽东科学的军事理论指导。面对强敌，不仅要有顽强不屈的意志，相信正义终究战胜邪恶。更为重要的是，知己知彼，扬长避短，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持久的敌后游击战中等待敌消我长;弱军战胜强敌，关键是依靠人民。抗战的硝烟虽已散去，但是以上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开创新的事业，应付国内外复杂局面，仍然有着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朱鸿召.延安缔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关键词：毛泽东;抗战军事理论;抗战胜利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037-03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的科学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
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快速进入工业社会。由于日本属于资源匮乏的岛国，于是通过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来攫取资源成为日本近代以来的基本国策。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全面开战，这是一场很不对称的战争。中日两国在国家综合实力、军事力量包括武器装备水平、战争动员、军队体制、战场组织、士兵训练等方面差距很大，敌强我弱明显。抗战初期，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及军队积极抗日，组织了太原、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及单纯防御的军事方针，终致大片国土沦丧。与此同时，地处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不计前嫌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谨守承诺，改编后的八路军主力陆续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分的作战任务。
1938年3月，山西境内的大中城市及铁路和公路要道被日军占领，这标志着在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抵抗基本结束。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撤退了，日伪政权尚未巩固，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都处于空白状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战略机会，命令八路军深入敌后填补空白，先是占据太行山区、五台山区，然后向华北平原和山东进军。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中、山东等抗日敌后根据地陆续建立起来，这些地方逐步进入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时期。毛泽东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23
战争时期军事战略战术的筹划，首先要知己知彼，保持头脑清醒，制定出扬长避短的正确策略。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军一直处于弱势一方，面对强敌，不可能采用常规作战方式，必需独辟蹊径。事实上，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毛泽东在以往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并有效的军事战略战术理论。因此，面对抗战初期的严峻现实，毛泽东延续了他一贯的务实作风。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他着重指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中日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并提出了在总的持久战方针下的红军战略方针，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
山地是红军开展游击战得心应手的用武之地，也是日军坦克等重装备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合。进行山地游击战，是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下，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保存和发展自己，击败和消灭敌人的最好战略。毛泽东从当时客观形势出发，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队;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一转变在现象上虽然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但是，在本质上却是洞察中日战争全局而做出的正确战略决策。
但在洛川会议上，党内有些人仍主张打运动战抵触游击战。他们认为，既然在内战时期红军都能成建制地消灭国民党军队，现在是全民族一致对外，群众基础和外部环境都要比内战时期好得多，打几场大胜仗，才会提高共产党军队的威信、提振全国人民抗战信心。与此同时，全面抗战开始后关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国内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极端论调。面对这些党内外分歧，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战的实际，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军事论著。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并由此基本特点预测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这个过程，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中，他着重分析了相持阶段，认为这个阶段最艰苦、时间最长，但是只要我们坚韧努力，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根本变化，因此它是持久抗战胜利的关键。在相持阶段，游击战将成为我方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是持久战理论的精髓。由上我们得知毛泽东是在说：由于敌强我弱，战争初期，我们丢失国土、打败仗不可避免;我们要首先保存自己，才能最终消灭敌人。但是，由于敌小我大，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他们实际能够控制的只能是一些点和线即少数城市和交通要道，无力顾及广大的面即多数农村，这就为我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留下相当大的空间。在相持阶段，我们不断用游击战骚扰他、偷袭他、消耗他，使其没有稳固的后方，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形成敌消我长的局面，加之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中国就会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此后的抗战历史恰恰沿着毛泽东的预测发展，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远远胜过了野蛮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国民党方面著名的抗日将领李宗仁回忆说“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2]576“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增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2]511-512他认为日本军队虽不乏长处，但是由于缺乏战略家，致使国家的大政方针铸成大错，战争的结局注定是失败。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为何具有战略地位，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大而弱，日本小而强，于是日本能够迅速鲸吞中国大片领土。但由于有党的坚强领导，有纪律严明、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以及广大民众的有力支持，加之中国领土广大、有充足的战略缓冲空间，因此日本不能速胜，于是有了战争的长期性问题。而游击战争以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主体，有广大民众参与，这就造就了游击战争的规模将是史无前例的。于是，游击战争的外线作战问题、后方支持问题和战略反攻等问题就产生了。因此，需要我们把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从后来的实际发展看，洛川会议上不赞成游击战的部分中共将领逐步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价值，对毛泽东的决策真心接纳。分析原因，主要是将领们在战争实践中对敌我双方优劣有了切身体验。
二
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抗战理论是着眼于抗战全局，而持久抗战的具体方式则是敌后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3]499-500因此，毛泽东坚持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如何实施敌后游击战？关键在于发动民众，组织百姓和军队一起抗日。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511-512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战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八路军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伊始，就不失时机地分兵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各项政策，号召并组织各阶层人民起来抗日。八路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与百姓打成一片，使他们感觉像遇到了子弟兵，同时在战斗中争取多打胜仗，向人民显示我们是有力量打败日本人的，从而赢得群众对八路军的信任。八路军走到哪里，那里的群众就被发动和组织起来。这些现象被当时正在中国考察和采访的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记录在其《中国战歌》一书中，她指出华中敌后根据地的新四军“用铁的事实，从各方面说服了淳朴的农民，使得沉寂很久的苏北农村，开始传遍了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呼声，广大的农民是组织起来了，武装起来了，一队一队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
为了动员敌后广大民众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财产、废除苛捐杂税等抗日的经济政策，同时，建立代表人民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求减轻民众负担，通过实施以上诸种措施给广大劳苦民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极大地调动了敌后百姓的抗战积极性，奠定了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4]160。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民战争指引下，人民群众从青壮年、老人、妇女以至儿童，都被广泛深入地发动起来。他们以惊人的胆略和智慧，拿起各式各样的武器，依托高山密林、水网芦荡、平原地道、庄稼“青纱”，因地制宜，开展空前活跃的人民游击战争。他们创造出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等充满民间智慧的各种土法，令日军防不胜防、焦虑不堪。日军在我方敌后根据地活动时，几乎是“遍地枪声响，村村打日军”，在农村根本找不到一个完全安全的地方，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扭转这种被动战局，侵华日军曾大批训练特种部队，其教程中《游击战条令》第65条就提出：“游击部队应按敌之进退择机行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几乎就是八路军游击战十六字决的盗版。然而，建立在本土人民群众支持之上的游击战的成功之道，是作为外来侵略者的日本军队断然实施不了的。
曾担任当年日军大本营陆军参谋的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5]104
三
我们以往认为“敌后游击战”只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专利，其实，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方面也曾开展了敌后游击战。
1938年末，经历了淞沪、武汉等兵力多达百万的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士兵，其陆军兵员，已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因此，蒋介石在1938年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决定实施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即用全国现有国军的三分之一在敌后打游击战。蒋介石不仅理论上重视，而且付诸实施。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之前，他派遣国军近三十个师深入敌后，后来根据形势变化又陆续向敌后战场加派了三十个师。除正规军之外，国民政府还控制着敌后大量的地方武装。最高峰时，国军的敌后抗日武装，近百万之众。
依靠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国民政府建立了大量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是，结局令人大跌眼镜。国民政府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年，基本上都丢掉了。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却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抗战初期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20万之众。为何同样实施敌后游击战、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结局却如此迥异？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国共两党对“游击战”的认识有着巨大区别：蒋介石将“游击战”当成“正规战”，要求必须由集中的正规部队来担任游击战任务，而对于分散的民众武装，则表现出极大不信任。而毛泽东却认为，游击战应该主要依赖“群众工作”，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原本集中起来的正规军，还应该被分散。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致信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 总之，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敌后游击战”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于蒋介石只信任正规军能承担敌后游击战的任务，而毛泽东则更倾向于发展群众武装。同时，“分散做群众工作”也非国民党军队特长。国民政府名义上是“一党训政”，但实际上是“以军统党”，其各级党部地位低下，基层党组织涣散，大都无力整合民间力量;且国军的人事组织结构不具现代性，其内部凝聚力，更多依赖长官之间的私谊，可聚不可散，一旦散开去做“群众工作”，则难免沦为流寇。反观中国共产党，“以党统军”，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以人民利益至上，自然具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能力。
军队和人民的团结是战胜强敌的根本条件。抗日战争中，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写道，1945年1月，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杜伦上尉到冀中根据地考察。他的行踪被日本鬼子发觉，鬼子集中了二千多名日伪军包围村庄，准备捉拿他。时任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紧急安排杜伦上尉随抗日军民进入地道躲藏。情势紧急，杜伦十分惊慌，担心八路军把他交给日本人。魏司令说，共产党、八路军光明正大，凡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都是朋友，我们绝不做出卖朋友的缺德事儿，有我们在就有你在。鬼子进村找到了地道口，又是打枪，又是灌烟，还施放毒气。在坑道里，为了不被鬼子发现目标，魏洪亮八个多月大的儿子被憋死。在地面上，房东大娘拒绝供出美国军官的去向，被鬼子砍掉4个手指;一位民兵被鬼子烙死……杜伦上尉在地道里整整躲藏了一天，最终脱险生命无恙。事后，他感慨地对杨成武将军说，日军暴虐无道，冀中的老百姓是最好的老百姓，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中国一定会胜利。
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中国人民终于以弱胜强，一洗百年耻辱，这其中重要因素是得益于毛泽东科学的军事理论指导。面对强敌，不仅要有顽强不屈的意志，相信正义终究战胜邪恶。更为重要的是，知己知彼，扬长避短，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持久的敌后游击战中等待敌消我长;弱军战胜强敌，关键是依靠人民。抗战的硝烟虽已散去，但是以上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开创新的事业，应付国内外复杂局面，仍然有着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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