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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据的比例太高,老百姓占的比重太低了
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缘何会越来越大?政府到底应该通过怎样的政策去调节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十二五”规划会不会解决目前这种经济失衡现象?本刊就此采访了经济学家梁小民。
1
什么原因导致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梁小民:国民收入格局问题不光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例太高,而老百姓占的比例太低。在这两方面比例不平衡的情况下,老百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又在拉大。
2
这种经济失衡是由政府不当干预造成的吗?
梁小民:就是这样。例如说收入分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总体的收入挺高,其他企业偏低,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扶持,这其实是一个体制问题。说到底,国有企业赚钱靠的不是本身的竞争能力,而是垄断权力在赚钱。比如说粤商以前垄断对外贸易,那是政府给的;徽商垄断私盐赚了大钱,那也是政府给予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过多。
3
我国国有企业内部是否有分配不均的情况?有怎样的特点?
梁小民:当然也有。一般的特点是领导层和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另一方面老员工和新员工的待遇也不一样。而且这个情况并不是个案,每个国有企业内部或多或少的都存在这个问题。
4
你怎么评价“十二五”规划中的“强国富民”政策?
梁小民:从秦始皇以来中国都是中央集权制,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最主要强调的是强国,而不是富民。历史上所谓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最主要还是体现在国家强大上。这个指导思想到解放之后也一直没有改变。
这次“十二五”规划应该说是明确提出把发展重点调整为富民,但虽然提出了方针,却没有具体的实施措施,而且没有触及到一些体制性问题。比如上面说到的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涉及到了收入分配问题,但是该怎么解决呢?规划建议书里却没有提。民营企业对富民有更大的作用,但是对民营企业的支持虽然口头上说的多,实际上做的就很少了。
5
发达国家处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遇到分配不均问题时是怎么处理的?
梁小民:他们不会去抑制高收入者的收入,而是着力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增加工人的工资,没有生产率工资自然很难提高;另一方面就是民主制度,这个对收入分配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工会是独立存在的。
我们的核心问题不应该是让富人少赚钱,而是应该想办法让穷人赚更多的钱。
6
我们现阶段可以借鉴的有哪些?
梁小民:除工会组织外,我觉得其他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去借鉴。中国要在现阶段组建独立工会还不太可能。但其他一些措施只要是执行力度够了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7
劳资双方的谈判机制在目前成为一种空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梁小民:这个谈判机制在中国还不可能成为现实,这是由于国家体制造成的。
8
对于私营企业的分配不均,国家是否可以用调控手段进行干预?
梁小民:这个主要还是资源分配造成的,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控制不严密。比如煤矿放给私人去挖,内蒙、山西都有了一大批煤老板。这本是国有资源,但是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私人通过运作,获得这些资源,从而迅速暴富。
对私营企业,特别是占用国家资源的,应该征收最重的资源税。我们需要一种具有导向性的税收政策。
9
我们应该怎样实现二次分配的公正性?
梁小民:一方面是税收;另一方面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也是一种二次分配,对于贫困群众需要实现基本福利保障。至于二次分配,不仅要向富人加强税收,更重要的是这些征来的税收的用途。
10
目前我国怎样才能实现分配的制度性公正?
梁小民:可以说最大的突破点就是改革人大代表制度,让更多的人民而不是官员担任人大代表。
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缘何会越来越大?政府到底应该通过怎样的政策去调节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十二五”规划会不会解决目前这种经济失衡现象?本刊就此采访了经济学家梁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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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原因导致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梁小民:国民收入格局问题不光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例太高,而老百姓占的比例太低。在这两方面比例不平衡的情况下,老百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又在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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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失衡是由政府不当干预造成的吗?
梁小民:就是这样。例如说收入分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总体的收入挺高,其他企业偏低,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扶持,这其实是一个体制问题。说到底,国有企业赚钱靠的不是本身的竞争能力,而是垄断权力在赚钱。比如说粤商以前垄断对外贸易,那是政府给的;徽商垄断私盐赚了大钱,那也是政府给予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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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有企业内部是否有分配不均的情况?有怎样的特点?
梁小民:当然也有。一般的特点是领导层和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另一方面老员工和新员工的待遇也不一样。而且这个情况并不是个案,每个国有企业内部或多或少的都存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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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评价“十二五”规划中的“强国富民”政策?
梁小民:从秦始皇以来中国都是中央集权制,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最主要强调的是强国,而不是富民。历史上所谓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最主要还是体现在国家强大上。这个指导思想到解放之后也一直没有改变。
这次“十二五”规划应该说是明确提出把发展重点调整为富民,但虽然提出了方针,却没有具体的实施措施,而且没有触及到一些体制性问题。比如上面说到的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涉及到了收入分配问题,但是该怎么解决呢?规划建议书里却没有提。民营企业对富民有更大的作用,但是对民营企业的支持虽然口头上说的多,实际上做的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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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处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遇到分配不均问题时是怎么处理的?
梁小民:他们不会去抑制高收入者的收入,而是着力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增加工人的工资,没有生产率工资自然很难提高;另一方面就是民主制度,这个对收入分配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工会是独立存在的。
我们的核心问题不应该是让富人少赚钱,而是应该想办法让穷人赚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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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阶段可以借鉴的有哪些?
梁小民:除工会组织外,我觉得其他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去借鉴。中国要在现阶段组建独立工会还不太可能。但其他一些措施只要是执行力度够了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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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双方的谈判机制在目前成为一种空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梁小民:这个谈判机制在中国还不可能成为现实,这是由于国家体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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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私营企业的分配不均,国家是否可以用调控手段进行干预?
梁小民:这个主要还是资源分配造成的,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控制不严密。比如煤矿放给私人去挖,内蒙、山西都有了一大批煤老板。这本是国有资源,但是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私人通过运作,获得这些资源,从而迅速暴富。
对私营企业,特别是占用国家资源的,应该征收最重的资源税。我们需要一种具有导向性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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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样实现二次分配的公正性?
梁小民:一方面是税收;另一方面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也是一种二次分配,对于贫困群众需要实现基本福利保障。至于二次分配,不仅要向富人加强税收,更重要的是这些征来的税收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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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怎样才能实现分配的制度性公正?
梁小民:可以说最大的突破点就是改革人大代表制度,让更多的人民而不是官员担任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