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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九七三年来访问时，中国社会不安定，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总的说，那个时候“左”得要命。“左”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很慢。
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干得很好。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这年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進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
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农村改革经过三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现在农村面貌一新，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改善了。还有百分之十的人生活差一些，但也不难解决。刚才你说在北京看到了很多新盖的高楼大厦，这还不是中国主要的变化，中国最大的变化在农村。
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我们经验不足。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千家万户。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加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当然小错误、中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现在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心里是踏实的。如果说农村改革三年成功，城市改革经过三年五载也能判断成败。我们相信会成功的。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我给你们介绍了我们的历史，介绍了这些年我们做的事情。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你们讲要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谈话的主要部分。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刊印
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干得很好。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这年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進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
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农村改革经过三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现在农村面貌一新，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改善了。还有百分之十的人生活差一些，但也不难解决。刚才你说在北京看到了很多新盖的高楼大厦，这还不是中国主要的变化，中国最大的变化在农村。
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我们经验不足。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千家万户。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加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当然小错误、中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现在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心里是踏实的。如果说农村改革三年成功，城市改革经过三年五载也能判断成败。我们相信会成功的。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我给你们介绍了我们的历史，介绍了这些年我们做的事情。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你们讲要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谈话的主要部分。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