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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三彩头
这两件三彩头，形象很有特色。两眉骨略隆起，眼珠微突，施黑色，表现出怒目冲天、咄咄逼人之态。鼻尖向上翘，嘴唇左右裂开，头顶有两角，牙齿线条区分，长40厘米，宽36厘米，有黄、绿、白色。这件面葬具上将狰狞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古人将这种葬具放在墓葬里，其目的是为亡人驱除邪恶和疫疠。
作为葬具的头，因地区和死者的身份及信仰不同，形式和名称也有差异，古时打鬼驱疫时扮神者戴的面具，汉唐、宋丧礼亦用之。《周礼·夏官·方相士》“掌蒙熊皮”。郑玄注：“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头也。”汉应劭《风俗通》载：“欲说亡人魂气飞扬，故作头以存之，言以体然，盛大也。或渭头为触圹，殊方语也。”这一记载说明：头用于葬丧，是存贮“亡人魂气”的。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曰：“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为丧乐。由此可知，驱疫疠，存亡魂，乃头作为葬具的主要功能。
我国自汉到南北朝时，葬俗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隋朝再次统一中国，重新又规定葬仪制度，近几十年出土的有1987年扬州平山汉墓、1982年敦煌市东郊隋朝墓、1974年扬州肖家山汉墓及1986年7月巩义康店镇砖厂墓。
唐 三彩三足盘
唐三彩绚丽奇幻的釉色和浓郁的异国情调都促成了三彩这一艺术产物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正是当时浮夸的厚葬之风，刺激了唐三彩的大量生产。
盘，古代行沃盥之礼时的承水器，从倒出水来盥洗，以盘承接。在古器物中占有相当大比例。这件三足盘属于唐代巩义窑的产品，胎白，釉光亮，口径23.5厘米，圆口，盘底以三足相承，内外壁以黄、绿、蓝色釉装饰，底盘及三足内侧裹以黄釉，盘心刻以莲花纹饰，内外两层花瓣与中心花蕊数量皆为六组团，映照顺和吉祥之意，其火焰般绚烂夺目的釉色形成让人惊叹的艺术魅力。作为唐代流行的盘式之一，这件三彩三足盘代表了唐三彩陶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即突破以往单色釉的局限，运用多种釉色装饰器物，从而取得华丽动人的效果。
唐 三彩扁壶
这件三彩扁壶，高20厘米，是唐朝时饮酒所用酒具的一种。扁壶中间模印有一女子饮酒图。为唐时所盛行的“胡姬当垆”、“樽杓挹酒”饮酒风习的真实记录。
唐代中叶以前，通常请客饮酒多用樽杓置酒，即在大酒樽中盛满的美酒，众人在饮酒时各以杓挹酒。但自唐中叶以后，人们已盛行用酒壶装酒。酒壶开始时的形状如酒坛而略小，并无把手。此后，又出现了一种带有管状引流和把手的式样，外形与汤瓶相似。这是一种形状如瓶，有盖、嘴和柄的酒具，形状已演进为略如今日的酒壶，称为“注子”。据称，文宗大和年间，宫廷中发生“甘露事变”，事变失败后宦官们嫌恶事变的主谋人郑注之名，不称“注子”，去其柄，用绳系其梁，形状略如茶壶而稍有差异，改名为“扁提”，俗称“酒鳖子”，时人亦以为便，并认为“柄有碍而屡倾倒。”自“偏提”这种新式酒具出现后，由于使用简便，也就逐渐取代了以前的樽杓而盛行起来。
胡姬当垆，是指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的粟特系统的胡人女性，是所生活在酒肆延客的“酒家胡”。为了胡姬而去酒肆饮酒，在唐代城市里是一种世风。李白有“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的诗句。可见当时长安以歌舞侍酒为生的胡姬为数不少。胡姬来到中原，克服了旅途的艰辛和水土不服。她们在酒肆里强欢作笑时也时常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如李贺《龙夜吟》所述：“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李端《赠康洽》：“今朝醉卧又明朝，忽忆故乡头已白。”怀乡，仿佛是在一种人类学所说的展演仪式上，震撼着表演者与观赏者——胡、汉民族共同的心灵图景，是其共同的焦虑与企盼。
这件三彩扁壶中所再现的胡姬迷离的醉态，思乡的哀愁，令饮者观者为之同情，为之动容。
唐 三彩弦纹钟
巩县窑，呈弦纹，圆肩，撇口，钮呈树枝形，体拱起。通体满釉支烧，高12厘米，口径7厘米。
钟，是中国的一种金属撞击器，通常作为一种军事或宗教建筑的附设器具。宫廷所用的钟，以求天神保佑。钟在古代不仅是乐器，还是地位和权利象征的礼器。王公贵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宴飨与日常乐中，常使用钟乐。
钟据《礼记》、《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相传钟由垂、鼓、延、伶伦所造，表明其历史已很久远。在考古发现中，有原始形态的“陶钟”，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前3900-前3000）陶钟。由细泥红陶制成，光素无饰，有柄。高约9厘米，径约5厘米。陕西长安县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陶钟，长方形，柄实，形似商代的饶。明代景德镇窑，青花人物纹龙钮“钟”，高19.6厘米，足径14.5厘米。上述三件二陶制品及一瓷制品的腔均呈正圆形，有铜制钟的特点。
“钟”是佛教的“犍椎”之一，当初仅仅是作为集众之用的，所以也成为“信鼓”。印度在还没有“钟”的时期，多半是敲击木制的犍椎集众。钟也是报时之器，它的体积大小有一定的标准。
古昔时代，除了已经知道印度有“钟”之外，在当时中国似乎也有“钟”，只是缺少足资考证的文献而已。唐代张继《枫桥夜泊》诗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
根据以上所引述的资料显示：中国历代人士曾经不断制造“钟”。“钟”对于修道，有大公德，据《敕修清规法器章》说，“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因为“钟”有许多的功德，这两件唐三彩钟是何人制造，何人使用，何用意？只有唐人知道。这两件唐三彩“钟”为进一步研究古代器物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责编：高功）
这两件三彩头，形象很有特色。两眉骨略隆起，眼珠微突，施黑色，表现出怒目冲天、咄咄逼人之态。鼻尖向上翘，嘴唇左右裂开，头顶有两角，牙齿线条区分，长40厘米，宽36厘米，有黄、绿、白色。这件面葬具上将狰狞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古人将这种葬具放在墓葬里，其目的是为亡人驱除邪恶和疫疠。
作为葬具的头，因地区和死者的身份及信仰不同，形式和名称也有差异，古时打鬼驱疫时扮神者戴的面具，汉唐、宋丧礼亦用之。《周礼·夏官·方相士》“掌蒙熊皮”。郑玄注：“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头也。”汉应劭《风俗通》载：“欲说亡人魂气飞扬，故作头以存之，言以体然，盛大也。或渭头为触圹，殊方语也。”这一记载说明：头用于葬丧，是存贮“亡人魂气”的。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曰：“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为丧乐。由此可知，驱疫疠，存亡魂，乃头作为葬具的主要功能。
我国自汉到南北朝时，葬俗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隋朝再次统一中国，重新又规定葬仪制度，近几十年出土的有1987年扬州平山汉墓、1982年敦煌市东郊隋朝墓、1974年扬州肖家山汉墓及1986年7月巩义康店镇砖厂墓。
唐 三彩三足盘
唐三彩绚丽奇幻的釉色和浓郁的异国情调都促成了三彩这一艺术产物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正是当时浮夸的厚葬之风，刺激了唐三彩的大量生产。
盘，古代行沃盥之礼时的承水器，从倒出水来盥洗，以盘承接。在古器物中占有相当大比例。这件三足盘属于唐代巩义窑的产品，胎白，釉光亮，口径23.5厘米，圆口，盘底以三足相承，内外壁以黄、绿、蓝色釉装饰，底盘及三足内侧裹以黄釉，盘心刻以莲花纹饰，内外两层花瓣与中心花蕊数量皆为六组团，映照顺和吉祥之意，其火焰般绚烂夺目的釉色形成让人惊叹的艺术魅力。作为唐代流行的盘式之一，这件三彩三足盘代表了唐三彩陶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即突破以往单色釉的局限，运用多种釉色装饰器物，从而取得华丽动人的效果。
唐 三彩扁壶
这件三彩扁壶，高20厘米，是唐朝时饮酒所用酒具的一种。扁壶中间模印有一女子饮酒图。为唐时所盛行的“胡姬当垆”、“樽杓挹酒”饮酒风习的真实记录。
唐代中叶以前，通常请客饮酒多用樽杓置酒，即在大酒樽中盛满的美酒，众人在饮酒时各以杓挹酒。但自唐中叶以后，人们已盛行用酒壶装酒。酒壶开始时的形状如酒坛而略小，并无把手。此后，又出现了一种带有管状引流和把手的式样，外形与汤瓶相似。这是一种形状如瓶，有盖、嘴和柄的酒具，形状已演进为略如今日的酒壶，称为“注子”。据称，文宗大和年间，宫廷中发生“甘露事变”，事变失败后宦官们嫌恶事变的主谋人郑注之名，不称“注子”，去其柄，用绳系其梁，形状略如茶壶而稍有差异，改名为“扁提”，俗称“酒鳖子”，时人亦以为便，并认为“柄有碍而屡倾倒。”自“偏提”这种新式酒具出现后，由于使用简便，也就逐渐取代了以前的樽杓而盛行起来。
胡姬当垆，是指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的粟特系统的胡人女性，是所生活在酒肆延客的“酒家胡”。为了胡姬而去酒肆饮酒，在唐代城市里是一种世风。李白有“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的诗句。可见当时长安以歌舞侍酒为生的胡姬为数不少。胡姬来到中原，克服了旅途的艰辛和水土不服。她们在酒肆里强欢作笑时也时常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如李贺《龙夜吟》所述：“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李端《赠康洽》：“今朝醉卧又明朝，忽忆故乡头已白。”怀乡，仿佛是在一种人类学所说的展演仪式上，震撼着表演者与观赏者——胡、汉民族共同的心灵图景，是其共同的焦虑与企盼。
这件三彩扁壶中所再现的胡姬迷离的醉态，思乡的哀愁，令饮者观者为之同情，为之动容。
唐 三彩弦纹钟
巩县窑，呈弦纹，圆肩，撇口，钮呈树枝形，体拱起。通体满釉支烧，高12厘米，口径7厘米。
钟，是中国的一种金属撞击器，通常作为一种军事或宗教建筑的附设器具。宫廷所用的钟，以求天神保佑。钟在古代不仅是乐器，还是地位和权利象征的礼器。王公贵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宴飨与日常乐中，常使用钟乐。
钟据《礼记》、《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相传钟由垂、鼓、延、伶伦所造，表明其历史已很久远。在考古发现中，有原始形态的“陶钟”，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前3900-前3000）陶钟。由细泥红陶制成，光素无饰，有柄。高约9厘米，径约5厘米。陕西长安县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陶钟，长方形，柄实，形似商代的饶。明代景德镇窑，青花人物纹龙钮“钟”，高19.6厘米，足径14.5厘米。上述三件二陶制品及一瓷制品的腔均呈正圆形，有铜制钟的特点。
“钟”是佛教的“犍椎”之一，当初仅仅是作为集众之用的，所以也成为“信鼓”。印度在还没有“钟”的时期，多半是敲击木制的犍椎集众。钟也是报时之器，它的体积大小有一定的标准。
古昔时代，除了已经知道印度有“钟”之外，在当时中国似乎也有“钟”，只是缺少足资考证的文献而已。唐代张继《枫桥夜泊》诗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
根据以上所引述的资料显示：中国历代人士曾经不断制造“钟”。“钟”对于修道，有大公德，据《敕修清规法器章》说，“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因为“钟”有许多的功德，这两件唐三彩钟是何人制造，何人使用，何用意？只有唐人知道。这两件唐三彩“钟”为进一步研究古代器物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责编：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