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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将至,面对绵延千年的“利义”之辩,特别又是在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企业
再度同时崛起时,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阳春白雪的口舌之争,而是现实的思考与抉择。
周公讲“礼”,孔子讲“仁”,孟子讲“义”。
礼,是治国纲常;仁,是爱民之心;义,是行事准则。
孔子以“仁”通“礼”,孟子用“义”注“仁”。“仁义”、“礼义”便成为儒学的经世之道。
那么,在一个社会里,“利益”被放在了什么位置?“仁义”与“利益”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义利之辨”成为了中国儒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辨,不是简单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而是面对中国民生经济必须探索的一个方向性问题。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自然也不会回避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看法。他在战国儒学代表人物孟子的论述中选择了一段典型的谈话,并用寥寥数句的评论抓住了中国儒学对“义利观”的精辟表述,那就是:仁义原本就是利益!
这个观点直到今天,重新回味,仍然醇香萦绕!
“利”是“义”的完美体现
《资治通鉴》引述了孟子拜见魏惠王的一段故事:
“孟子去拜见魏惠王。惠王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
“孟子说:‘君王啊,您何必张口就要利益呢,有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王一味地追问什么有利于我的国度,卿大夫一味地追问什么有利于我的家系,士民百姓一味地追问什么有利于我自身,上上下下相互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从来没有讲仁德的人会抛弃他的亲人,从来也没有讲道义的人会把他的君主置之脑后的。
“魏惠王说:‘对。’
“当初孟子拜子思,也就是孔子的嫡孙孔伋为师时,就曾经请教过老师:‘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孔伋说:‘首要的是使他们得到利益。’孟子说:‘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孔伋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些是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安民,弘扬道德。’这些才是利益中最重要的东西。”
接着是司马光的评论:“其实,孔伋、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不谈及利益,是因为谈话对象不同的缘故。”
对于儒家“义利观”的集成与阐发,首在孟子。历史上向来有争论,或认为他的学说中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看的。其实并非如此。他向孔伋讨教仁义与利益的关系,提出发问,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中是“重义轻利”的,反而说明孟子经历了一个认知过程和成熟思考。而在魏惠王这样的国君面前,他不了解“仁义”与“利益”的辩证关系,孟子就首先要启发他认识仁义。离开了仁义去一味地追逐利益,那一定是与民争利、尔虞我诈,这是亵渎“利益”。不能真正给予百姓利益,就不是真正的仁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仁义就是最大的利。而“利”就应该是能够完美地体现“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运用资料的点睛之意。
“民本”是“义”之本
而在《孟子》中,仁义与利益的关系,总是蕴藏在那些质朴的治国故事之中的。有这样一段:
“魏惠王说:‘对于治理国家,我尽心竭力了。河内发生灾荒,我就将那里的灾民移往河东,将河东的粮食运送到河内。河东发生灾荒呢,我也是这样做的。看看邻国君主办理政事,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用心的。可是邻国的人民不见减少,我的人民也不见增多,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大王您喜欢打仗……治理国家,不剥夺农民耕种的时间,粮食就吃不了;不用细网去池塘里捕鱼,鱼鳖就吃不完;伐木有定时,木材就用不尽。这就能使老百姓养生葬死而不会不满足,这就是王道的起点啊。
“老百姓有了五亩之宅,再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帛了;鸡狗家畜,繁殖有时,七十岁的人就可以经常吃到肉食了;一家一户能种上百亩田地又不失去耕种季节,数口之家就不会闹饥荒了;认真做好学校教育,反复阐明孝顺敬重的意义,白发老人就不会肩背负重出现在道路上了。如果这样,国家不兴旺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猪狗家畜吃着人吃的粮食而不知道设法制止;路上有那么多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老百姓死了,却说不怪我,都是凶年饥岁惹的祸。这和拿着刀把人刺杀了,却说是兵器杀的,不干我事,又有什么不同呢?国君如果不怪罪于自然之灾,普天下的老百姓就会向他汇聚而来了。’”
再看这样一段:
“齐国的大臣庄暴问孟子:‘齐王喜欢音乐,这到底应该不应该?’孟子回答:‘齐王如果喜欢音乐到了极点,齐国的治理就差不多了!’后来有一天孟子被齐宣王召见时主动提及此事,齐宣王面露愧色地说:‘我喜欢的不是先代帝王的古乐,不过是一些世俗流行的音乐罢了。’这时孟子却说:‘时下流行的音乐怎么了,它和先帝的古乐都一样嘛。重要的是我要问您:独自享受音乐,和跟别人一道享受音乐,哪个会更有乐趣呢?’齐宣王想了想说:‘与人一道听音乐更快乐。’孟子又问:‘跟少数人一道享受音乐,或者跟多数人一道享受音乐,哪个会更快乐呢?’齐宣王说:‘跟众人一道听音乐更快乐。’孟子便说:‘大王您要是真能跟老百姓一同娱乐,人民就能够归附于您,天下就会得到统一。’”
孟子认为:“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君王的仁义,就是要重视老百姓的利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孟子阐发整个儒学体系的奠基石。由此我们才能知道孟子的“义利观”从何而来,他为什么先跟魏惠王谈仁义。孟子的“义利观”就源于他的“民本”思想。
不合时宜,不等于永远没用
但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救世情怀、重视民生利益的“义利观”、崇尚仁德道义的统一论,都没有能在战国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里实践成功。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做了恰当的分析和总结:因为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过渡的时代,礼崩乐坏、诸侯恣行、政出强国、社会动荡,“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显然,不是孟子的错,而是他的思想传播需要时间的等待。秦国的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但是,汉、唐、明、清更长久的历史则证明:儒家倡导的“义利观”更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大史学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中就充分肯定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理的,“仁义”决不是被架空在物质利益之上的东西。司马光也竭力在体会儒家思想,信奉“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所以也就强调只有真正懂得“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就是最大的利”。
是“强国”?还是“富民”?
孔子、孟子、司马迁、司马光,他们是循着儒学民本主义的“富民思想”来探索社会发展之路的。与此同时,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走的则是另一条道路,追逐由国家管控、具有法家色彩的“强国之路”。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谁而又否定谁,他们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里起到了推动社会改革的作用。
那么,回到今天的现实中,仍然还有一个“强国”和“富民”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甚至这个属于民生范畴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市场竞争力。例如:今天的环境下到底是提升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去拓展全球的竞争力更好?还是藏富在民,放开更多的“富民”策略,让民营企业也能够成长为代表国家实力的发动机呢?这些年来,中国的“国家队”在国外天然气公司的收购、采矿资源公司的收购等一系列争夺战中屡屡受挫,是因为我们没有实力?是我们的“国”字号背景做起事来太麻烦,别人并不买账?而联想收购IBM的PC系统、四川腾中收购美国通用的“悍马”,无论结果将如何,那是商业运作的问题,毕竟在收购上的阻力就要小得多了。仅仅从这个角度或许我们也可以反思:为什么我们仍然过分地盯着“国强”,而把民营企业只看作“安排就业”的工具呢?真正把利益更多地让给老百姓,他们中间就会有无限的创造力。
儒家的“义利观”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背离“仁义”而追逐“利益”,就缺失了作为“人”的生活意义。“物利”和“道德”应该是相关相联、相生相长的。“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利。”“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以一己私利,尔虞我诈而富,不过小人而已;以德求富,富而弘德,那是君子之富。自然,企业的成长要形成“富而弘德”的良性系统,才能持续提升,那么唯一的出路恐怕也就在于:打好“仁义”的基础,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取利有道”!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中国哲学史上形成了种种派系和人物,他们长期探索,力求从伦理与现实的冲突、经济与社会的矛盾中去寻求对“义”和“利”的合理解答,看来其现实意义极其深远!管理
责任编辑:化 石
再度同时崛起时,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阳春白雪的口舌之争,而是现实的思考与抉择。
周公讲“礼”,孔子讲“仁”,孟子讲“义”。
礼,是治国纲常;仁,是爱民之心;义,是行事准则。
孔子以“仁”通“礼”,孟子用“义”注“仁”。“仁义”、“礼义”便成为儒学的经世之道。
那么,在一个社会里,“利益”被放在了什么位置?“仁义”与“利益”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义利之辨”成为了中国儒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辨,不是简单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而是面对中国民生经济必须探索的一个方向性问题。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自然也不会回避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看法。他在战国儒学代表人物孟子的论述中选择了一段典型的谈话,并用寥寥数句的评论抓住了中国儒学对“义利观”的精辟表述,那就是:仁义原本就是利益!
这个观点直到今天,重新回味,仍然醇香萦绕!
“利”是“义”的完美体现
《资治通鉴》引述了孟子拜见魏惠王的一段故事:
“孟子去拜见魏惠王。惠王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
“孟子说:‘君王啊,您何必张口就要利益呢,有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王一味地追问什么有利于我的国度,卿大夫一味地追问什么有利于我的家系,士民百姓一味地追问什么有利于我自身,上上下下相互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从来没有讲仁德的人会抛弃他的亲人,从来也没有讲道义的人会把他的君主置之脑后的。
“魏惠王说:‘对。’
“当初孟子拜子思,也就是孔子的嫡孙孔伋为师时,就曾经请教过老师:‘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孔伋说:‘首要的是使他们得到利益。’孟子说:‘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孔伋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些是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安民,弘扬道德。’这些才是利益中最重要的东西。”
接着是司马光的评论:“其实,孔伋、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不谈及利益,是因为谈话对象不同的缘故。”
对于儒家“义利观”的集成与阐发,首在孟子。历史上向来有争论,或认为他的学说中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看的。其实并非如此。他向孔伋讨教仁义与利益的关系,提出发问,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中是“重义轻利”的,反而说明孟子经历了一个认知过程和成熟思考。而在魏惠王这样的国君面前,他不了解“仁义”与“利益”的辩证关系,孟子就首先要启发他认识仁义。离开了仁义去一味地追逐利益,那一定是与民争利、尔虞我诈,这是亵渎“利益”。不能真正给予百姓利益,就不是真正的仁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仁义就是最大的利。而“利”就应该是能够完美地体现“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运用资料的点睛之意。
“民本”是“义”之本
而在《孟子》中,仁义与利益的关系,总是蕴藏在那些质朴的治国故事之中的。有这样一段:
“魏惠王说:‘对于治理国家,我尽心竭力了。河内发生灾荒,我就将那里的灾民移往河东,将河东的粮食运送到河内。河东发生灾荒呢,我也是这样做的。看看邻国君主办理政事,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用心的。可是邻国的人民不见减少,我的人民也不见增多,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大王您喜欢打仗……治理国家,不剥夺农民耕种的时间,粮食就吃不了;不用细网去池塘里捕鱼,鱼鳖就吃不完;伐木有定时,木材就用不尽。这就能使老百姓养生葬死而不会不满足,这就是王道的起点啊。
“老百姓有了五亩之宅,再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帛了;鸡狗家畜,繁殖有时,七十岁的人就可以经常吃到肉食了;一家一户能种上百亩田地又不失去耕种季节,数口之家就不会闹饥荒了;认真做好学校教育,反复阐明孝顺敬重的意义,白发老人就不会肩背负重出现在道路上了。如果这样,国家不兴旺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猪狗家畜吃着人吃的粮食而不知道设法制止;路上有那么多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老百姓死了,却说不怪我,都是凶年饥岁惹的祸。这和拿着刀把人刺杀了,却说是兵器杀的,不干我事,又有什么不同呢?国君如果不怪罪于自然之灾,普天下的老百姓就会向他汇聚而来了。’”
再看这样一段:
“齐国的大臣庄暴问孟子:‘齐王喜欢音乐,这到底应该不应该?’孟子回答:‘齐王如果喜欢音乐到了极点,齐国的治理就差不多了!’后来有一天孟子被齐宣王召见时主动提及此事,齐宣王面露愧色地说:‘我喜欢的不是先代帝王的古乐,不过是一些世俗流行的音乐罢了。’这时孟子却说:‘时下流行的音乐怎么了,它和先帝的古乐都一样嘛。重要的是我要问您:独自享受音乐,和跟别人一道享受音乐,哪个会更有乐趣呢?’齐宣王想了想说:‘与人一道听音乐更快乐。’孟子又问:‘跟少数人一道享受音乐,或者跟多数人一道享受音乐,哪个会更快乐呢?’齐宣王说:‘跟众人一道听音乐更快乐。’孟子便说:‘大王您要是真能跟老百姓一同娱乐,人民就能够归附于您,天下就会得到统一。’”
孟子认为:“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君王的仁义,就是要重视老百姓的利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孟子阐发整个儒学体系的奠基石。由此我们才能知道孟子的“义利观”从何而来,他为什么先跟魏惠王谈仁义。孟子的“义利观”就源于他的“民本”思想。
不合时宜,不等于永远没用
但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救世情怀、重视民生利益的“义利观”、崇尚仁德道义的统一论,都没有能在战国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里实践成功。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做了恰当的分析和总结:因为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过渡的时代,礼崩乐坏、诸侯恣行、政出强国、社会动荡,“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显然,不是孟子的错,而是他的思想传播需要时间的等待。秦国的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但是,汉、唐、明、清更长久的历史则证明:儒家倡导的“义利观”更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大史学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中就充分肯定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理的,“仁义”决不是被架空在物质利益之上的东西。司马光也竭力在体会儒家思想,信奉“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所以也就强调只有真正懂得“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就是最大的利”。
是“强国”?还是“富民”?
孔子、孟子、司马迁、司马光,他们是循着儒学民本主义的“富民思想”来探索社会发展之路的。与此同时,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走的则是另一条道路,追逐由国家管控、具有法家色彩的“强国之路”。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谁而又否定谁,他们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里起到了推动社会改革的作用。
那么,回到今天的现实中,仍然还有一个“强国”和“富民”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甚至这个属于民生范畴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市场竞争力。例如:今天的环境下到底是提升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去拓展全球的竞争力更好?还是藏富在民,放开更多的“富民”策略,让民营企业也能够成长为代表国家实力的发动机呢?这些年来,中国的“国家队”在国外天然气公司的收购、采矿资源公司的收购等一系列争夺战中屡屡受挫,是因为我们没有实力?是我们的“国”字号背景做起事来太麻烦,别人并不买账?而联想收购IBM的PC系统、四川腾中收购美国通用的“悍马”,无论结果将如何,那是商业运作的问题,毕竟在收购上的阻力就要小得多了。仅仅从这个角度或许我们也可以反思:为什么我们仍然过分地盯着“国强”,而把民营企业只看作“安排就业”的工具呢?真正把利益更多地让给老百姓,他们中间就会有无限的创造力。
儒家的“义利观”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背离“仁义”而追逐“利益”,就缺失了作为“人”的生活意义。“物利”和“道德”应该是相关相联、相生相长的。“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利。”“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以一己私利,尔虞我诈而富,不过小人而已;以德求富,富而弘德,那是君子之富。自然,企业的成长要形成“富而弘德”的良性系统,才能持续提升,那么唯一的出路恐怕也就在于:打好“仁义”的基础,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取利有道”!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中国哲学史上形成了种种派系和人物,他们长期探索,力求从伦理与现实的冲突、经济与社会的矛盾中去寻求对“义”和“利”的合理解答,看来其现实意义极其深远!管理
责任编辑:化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