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工党内部，人们认为国有化意义重大。只有在那些血液中仍然残存无政府主义或基尔特社会主义印迹的人们中间，才会偶尔听到一些不同意见，不过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相当另类。
　　人们希望实现国有化，一部分原因是基于特殊工业的考虑，换言之，是为了控制特殊资本资产的用途；一部分原因是基于全体工业的考虑，也就是说，因为人们认为所有主要的资本资产都实现公有制，才算得上“社会主义”。
　　但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发现实行国有化的设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一些想象中的优势并未出现，而一些出乎预料的缺点却表现出来。
　　 在私有制方面，战前人们认为权力存在于名义上的所有权之中，因此，改变所有制就成为实现国家控制的前提条件。但如今人们认识到，即使在私有企业也可以进行有效计划。政府现在拥有财政、实体、货币等控制手段；尽管这些手段并非完全有效，然而，政府的确可以通过它们向私有企业施加影响。
　　对私有企业的控制已经超过预期结果，但对公有企业的控制却没有达到预期。一些国有化委员会独立行事，缺乏公众责任。是的，政府对L.西特林（他在1957年开办了一家电厂，同时他还是英国中央电力局主席）的影响还不及对英国化学公司（I. C. I.）的影响，这是一句俗谚，但这句俏皮话并非没有依据。重要的能源、电力企业，几乎不受控制，都可以独立行事。这迫切需要政府进行协调，无论通过价格控制还是实体控制。但是，这些都没出现。
　　投资政策同样是无计划的。战前，人们认为对投资规模巨大的工业进行国有化有一点优势，那就是巨额投资计划可以成为商业周期内的稳定因素——在私人领域投资繁荣时，可起到减速作用；在私人投资迟缓时，可起到促进作用。事实上，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私人投资波动仅仅增强或减弱通胀程度，并没有发挥有效的对抗补充作用。
　　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其原因是双重的。第一，已经出现的计划问题不仅超出人们的预见，而且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有效解释。第二，即使内阁大臣们有确切想法，他们往往不愿让自己的想法强行付诸实践，因为他们基于莫里森的国有化观念，一味地钟情于独立公共委员会理论。
　　但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至少基于计划方面的考虑而主张进一步国有化的观点目前已经没有市场了。
　　与计划失灵相关的是价格政策，它阻碍了国有化的另一个目标充分实现，即财富从私人之手转到公共之手。简单地说，不允许这些委员会扩大剩余价值，也意味着公有企业的储蓄为零或者负值，因此，总储蓄会过于集中在私人手里。这样，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价格政策，以实现公有资本相对于私人资本而言的大幅提升。
　　两方面的失灵在原则上都是可矫正的，因为毕竟有各种政府政策可供选择。但还是存在一些难题，它们的出现似乎同我们迄今所设想的国有化不可分割；换言之，这些难题同垄断密切相关。
　　现在，我们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垄断，即使是公有垄断，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在垄断的情况下，的确存在限制自由的问题，比如明令禁止人们生产某种产品。同时，竞争所表现出来的优势已经超过战前社会主义者的认识——比如，防止懒惰、鼓励进取，以及民众通过对商品及其供应商的自由选择而提高消费者福利意识。这并不意味着垄断毫无优点，竞争毫无缺陷，而是指当前这种优势平衡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同了。
　　战前，一个判断众人皆知，即“规模生产，尤其是大公司或大工厂的规模生产将带来效率最大化”。这被视为不言自明的公理。如今，我们对此不再那么有把握了——至少在超出一定规模的情况下，我们不再那么确定不疑。这不是说规模经济在理论上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人们开始怀疑“规模经济”是否会被一些其他方面的“不经济”所抵消。
　　 比如在工人精神状态方面（事故发生率更高、矿工怠工现象更多，以及工作态度更为消极）；或者在管理责任和管理控制方面（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风险，即决策过程过于集中，因而决策迟钝）。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几个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证据，但显而易见的是，规模过大不是什么绝对的福音，特别是这样一来至少会有过度集中的风险。
　　实际上，这种风险无法完全避免；人们对国有化的诸多期望之所以有些落空，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源于此。人们原本认为，国有化会立即且明显改善劳资关系，进而不断走向工业民主。
　　《社会主义的未来》，（英）安东尼·克罗斯兰著，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本文选自该书“第五部分”，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