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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谱，顾名思义是汇集历代官私印章及印人所刻印章作品的一种专门载体。它是历来篆刻从实用到艺术形态的汇编，也是后人学习篆刻艺术必不可少的范本。明清以来，文人参与了印章创作，印学研究风气大盛，印谱作为印章的载体便为印人和爱好者们所宝爱，喜爱收集印谱的文人学子大有人在。
机缘际会，笔者收了十几年的广东印谱，所得不过数十种，虽然数量看来有限，却实在是迄今所知广东古代印谱最多的一种，五年前已化私为公，今日都静静地藏在广州图书馆的书库中，可保其天年。而说起印谱收藏，倒是想写写这批印谱背后几个广东藏家有关的故事，望从中窥探广东印谱的珍贵之处。
潘氏一家四代的古铜印缘
冼玉清《广东印谱考》曾经概括说，整个清代广东的古铜印，其实只有一个大宗，就是潘氏的收藏。据笔者统计，整个广东古铜印谱系中，确实只有潘氏旧藏与居巢旧藏两笔，居巢旧藏有70余方，与潘氏相比，仅得零头而已。
潘氏来自于福建，乾隆时落户番禺河南岸，即今日广州海珠区南华西街一带。由经营十三行之同文行（后改名同孚行）成为广州首富，潘氏收藏铜印，由第二代潘有为开始。潘有为（1743-1821）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官内阁中书，为翁方纲弟子。受到翁氏影响，他喜欢收藏古代青铜器，又富于资财，所得非常丰厚。他所藏的古铜印接近1000方，集为《看篆楼古铜印谱》，目前所见，仅笔者旧藏的一部扉页有“嘉庆丁丑”（即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年款，可知此谱的准确成书年代，其余各馆所藏均无扉页。这批古铜印，原藏者为安徽金石收藏家程瑶田，程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所以伪印极少。此谱收官印达164方，私印700多方，其他印100多方，書口有“看篆楼古铜印谱”楷书字样，共装八册，每页有毛笔手写官印或私印及编号字样。
潘有为的侄子，潘正炜继承了同文行的行商身份，受到父亲和叔父影响，他也是一位好古风雅之士。潘有为的铜印到了潘正炜的手上，数量大概尚有四分之三，即600余方，集为《听帆楼古铜印谱》六册。此谱成于道光十二年（1832）每页书口有淡绿色的“古铜印汇”以及“听帆楼”篆书字，书前有版刻序两篇，一篇为两广总督百龄为潘有为《看篆楼古铜印谱》所写原序，其二为道光十二年宛平杨振麟序。
潘家同文行，经营到了道光年间，已经逐渐走下坡路，这时候，潘有为的孙辈有一支另起炉灶，经营茶叶生意，即后来赫赫有名的海山仙馆主人潘仕戎（1804-1873）。潘仕成的大宅海山仙馆，是清末华南最显赫的富商豪宅，也是当时官僚与外商聚会的会所之一。里面收藏的铜器、古画、珍宝，不可计数。他辗转获得了潘有为所藏的100多方古铜印，辑为《宝琴斋古铜印谱》。此谱非常罕见，无序跋，无扉页，只有书口有篆书“宝琴斋”三字，罗福颐《印谱考》谓“是谱失鉴藏人姓氏”，冼玉清则考订出是潘仕成所藏印，宝琴者，指海山仙馆所藏“天蚃”琴（今藏广州博物馆）。从数量看，流传到潘仕成这一代，潘有为的古铜印只剩100多方。
潘氏家族最后一次辑刻家藏印谱，在光绪二十年（1894），潘有为的重孙，潘仪增（字伯澄），即名诗人潘飞声的堂兄，拓印了自己所藏的古铜印为《秋晓庵古铜印》十册，首八册均为潘仪增自藏印，后两册乃番禺居巢所藏铜印。然而罗福颐评价认为，这套印谱赝品占了大半，真者不过20余方。按照潘仪增自己序言中说：“先高伯祖毅堂都转公旧藏古铜印，由汉递宋元千有余颗，拓为《看篆楼古铜印谱》，翁蕈溪学士采入《两汉金石记》，海内盛称之。自遭兵燹，诸印散失，余生也晚，不获摩挲先世法物，顾性之所嗜，亦尝搜辑古铜印百数十品。”
潘仪增所谈的“自遭兵燹”，盖指嘉庆末年以来，不断的分产，两次鸦片战争，给潘家带来很多打击。潘氏藏印后来部分辗转又流回江南，现在有少量在上海博物馆和西泠印社等馆中。
佛山两大家藏谱饶有佳趣
仪清室所藏广东古印谱，其最大来源，乃是佛山已故藏家钟毅弘（1901-1966）所藏。钟毅弘原名志棠，以字行，佛山人，曾在香港开设铁铺，又在佛山经营“仁寿堂”中药店，最后在广州珠江塑料厂退休，来往于佛山与广州两地。他学画于北京著名山水画师胡佩衡，又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潘达微、卢子枢、罗落花等为好友，经常一起作画切磋，留下不少作品，今存佛山博物馆。
钟毅弘并不是富商，然而他的收藏，却在近代佛山颇有名气，他注重收集佛山本地旧时藏家所散出来的藏品，例如吴荣光家族的藏品，就有不少到了他的书斋中。他的藏书藏画之所，据佛山博物馆张雪莲的文章记载，在佛山行仁里，楼高两层，名为“晓清西楼”，又以所藏宋代所拓《汝帖》名为“宝汝楼”，所藏以古籍善本、印谱、碑帖尤为可观。
据吴灏先生对笔者回忆，当年钟氏经常来往广州佛山两地，也有点闲钱买旧书和书画。少年的吴灏就是在钟氏书斋中，第一次见到石涛的真迹。钟氏晚年将所藏印谱，转归弟子李氏，笔者从李氏处所得甚多，先后数年间，计有《听帆楼古铜印谱》《宝琴斋古铜印谱》《秋晓庵古铜印谱》及《风满楼古铜印谱》等，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则是吴荣光自己手集的《筠清馆古铜印谱》，里面所收古铜印均为吴氏师友由各地寄赠，吴荣光自己手写释文与来源，这册印谱是迄今所见最早广东古铜印谱，由吴氏家族递藏，钟毅弘自己手写长题。
钟毅弘自己也能刻印，笔者所得有《晓清楼印谱》，乃他自己手拓并有边款，印学邓尔雅风格。钟毅弘的藏书，其贵重者尚不止此，据王贵忱师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钟毅弘曾经有意出让两册《永乐大典》，托人到广州问询商承柞先生，索价500元，商老拿不出这样的现金，问王师是否有意思。500元当时颇难筹措，事件后来为北京图书馆所得知，马上派人南下到佛山，按值购入了两册《永乐大典》。
钟毅弘喜欢在藏书上题字和盖印，也喜欢钞书，笔者所藏各谱上，多有他的行书题字，字体作董香光体，流畅文雅。又喜欢用他自己印的淡绿色“晓清西楼”专用纸钞书，笔者藏有其中两册，钞吴昌硕的传记等，闲时把玩，饶有佳趣。 另一位藏印章和印谱的大家，今日更少人提及，是守高室主人吴元浩，字瀚波。吴元浩民国年间在佛山经营戏院，资产颇丰，平生唯爱收印章，据笔者采访其儿子所得，提及其父亲所说印章达数千方，母亲一生没有做工，唯一工作就是每日给父亲的藏印做印套。
笔者曾收过部分守高室的藏印，不仅有清代民国初年篆刻家的印，还有其自用印，如李尹桑所刻“守高室印”，无论印材还是篆刻，都属上乘，可知他对于印章有很深的鉴赏力。但他却不像钟毅弘那样会刻印，未见其印作留存。仪清室旧藏的《黄牧甫印集》四册，即守高室旧物，这是篆刻大家冯康侯手拓之本，仅做一部，扉页前有胡毅生题字和冯康候手写序言，所收诸印，很多未经出版，是研究黄士陵的重要文献。
广东印谱知见补略
印谱的制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为了完整地体现印章的每一个细铂，需要专业人士为印章涂印泥，将纸固定在印章上反复摩擦上色，不能出现丝毫差错。像这术瞰印谱一次的制作量可能是数本，制作时间达数月之久。笔者收集广东印谱十多年，所见所知，亦能总结出一些特点。
首先是印谱的不确定性，收藏印谱必须有参考书，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当推冼玉清《广东印谱考》，当年这部书经常在案头翻阅，每得一种则与书中对勘，然而发现，冼玉清所见的本子，与笔者所千寄经常有区别，例如她所署录的卷数、册数、方数，乃到坂本都颇有异同，比较明显的，例如她所见的《秋晓庵谱》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 Mul RA收的却是光绪二十年（1894）的黄士陵题签本。另外所著录的印章数目，各家也不一致。
印谱与其他古书不一样，是因为印谱每次印制（拓制）数量非常少。以古铜印谱为例，古代铜印，是用们辜习泥之用，表面并不完全平整，若用作铃拓印谱，需要剔除}净铜锈，稍利打磨等，准备功夫非常麻烦，且每次打制数量极为有限，通常以20部为极限。故在收藏的各类印谱中，尤以原印铃叠韧豹印浇}最为珍贵，目前在拍卖会上最受青睐和追捧的就是此类印谱。但与印制大部分古书不同，印谱是只要褚）需求，又可以随时请熟练工匠拓制备用，因此这种古籍可以说是随要随拓，所以会出现不同藏家所收集的版本会有时间的差异（每次新印只需要刻扉页即可，内容不变》，而所收印章数量，也会随时变化，不像印书那样不可缺页。
另外，广东古代印谱还存在“借刻”的问题。借刻一词，源自于书画著录，意谓藏家自己本没有这些藏品，借用朋友的藏品刻入书中，以示眼福。舅高道年间的广东很多书画著录中已经出现这种现象。表现在印谱中，则有借他人的藏印拓讲{的韦邹衫。例如上述吴荣光所集的《筠清馆古铜印谱》，据卷前吴荣光的曾孙吴荃选斤言说，原谱还礁，册是性聋潘有为的看篆楼铜印拓成。又仪清室旧藏中有《风满楼古铜印谱》一种，此谱不见各家著录，只有书口上有《风满楼古铜印谱》字样，本来初入藏时，诧为孤本，且南海叶氏风满楼也是赫赫太户，所藏定是佳品。可是细细对比，才知道四册所收内容，全部为看篆楼旧藏，叶家不过向潘氏借印拓制而已。
最后还唯一些尚稿研究的细节，例如居巢的《添茅小屋古铜印谱》，与借居岭南的衡阳符子琴《蔬笋馆印谱》，和居巢自用印的《今夕庵印存》，所用的印譜纸，板引装饰风格完全相同，只是书口字样有区别。鉴]居氏家族和符家有交扫，因此不排除这板翻是同时印刷，书口字样则可以挖嵌修改，不贤如笔者，仅志其小，以就教于方家者也。
机缘际会，笔者收了十几年的广东印谱，所得不过数十种，虽然数量看来有限，却实在是迄今所知广东古代印谱最多的一种，五年前已化私为公，今日都静静地藏在广州图书馆的书库中，可保其天年。而说起印谱收藏，倒是想写写这批印谱背后几个广东藏家有关的故事，望从中窥探广东印谱的珍贵之处。
潘氏一家四代的古铜印缘
冼玉清《广东印谱考》曾经概括说，整个清代广东的古铜印，其实只有一个大宗，就是潘氏的收藏。据笔者统计，整个广东古铜印谱系中，确实只有潘氏旧藏与居巢旧藏两笔，居巢旧藏有70余方，与潘氏相比，仅得零头而已。
潘氏来自于福建，乾隆时落户番禺河南岸，即今日广州海珠区南华西街一带。由经营十三行之同文行（后改名同孚行）成为广州首富，潘氏收藏铜印，由第二代潘有为开始。潘有为（1743-1821）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官内阁中书，为翁方纲弟子。受到翁氏影响，他喜欢收藏古代青铜器，又富于资财，所得非常丰厚。他所藏的古铜印接近1000方，集为《看篆楼古铜印谱》，目前所见，仅笔者旧藏的一部扉页有“嘉庆丁丑”（即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年款，可知此谱的准确成书年代，其余各馆所藏均无扉页。这批古铜印，原藏者为安徽金石收藏家程瑶田，程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所以伪印极少。此谱收官印达164方，私印700多方，其他印100多方，書口有“看篆楼古铜印谱”楷书字样，共装八册，每页有毛笔手写官印或私印及编号字样。
潘有为的侄子，潘正炜继承了同文行的行商身份，受到父亲和叔父影响，他也是一位好古风雅之士。潘有为的铜印到了潘正炜的手上，数量大概尚有四分之三，即600余方，集为《听帆楼古铜印谱》六册。此谱成于道光十二年（1832）每页书口有淡绿色的“古铜印汇”以及“听帆楼”篆书字，书前有版刻序两篇，一篇为两广总督百龄为潘有为《看篆楼古铜印谱》所写原序，其二为道光十二年宛平杨振麟序。
潘家同文行，经营到了道光年间，已经逐渐走下坡路，这时候，潘有为的孙辈有一支另起炉灶，经营茶叶生意，即后来赫赫有名的海山仙馆主人潘仕戎（1804-1873）。潘仕成的大宅海山仙馆，是清末华南最显赫的富商豪宅，也是当时官僚与外商聚会的会所之一。里面收藏的铜器、古画、珍宝，不可计数。他辗转获得了潘有为所藏的100多方古铜印，辑为《宝琴斋古铜印谱》。此谱非常罕见，无序跋，无扉页，只有书口有篆书“宝琴斋”三字，罗福颐《印谱考》谓“是谱失鉴藏人姓氏”，冼玉清则考订出是潘仕成所藏印，宝琴者，指海山仙馆所藏“天蚃”琴（今藏广州博物馆）。从数量看，流传到潘仕成这一代，潘有为的古铜印只剩100多方。
潘氏家族最后一次辑刻家藏印谱，在光绪二十年（1894），潘有为的重孙，潘仪增（字伯澄），即名诗人潘飞声的堂兄，拓印了自己所藏的古铜印为《秋晓庵古铜印》十册，首八册均为潘仪增自藏印，后两册乃番禺居巢所藏铜印。然而罗福颐评价认为，这套印谱赝品占了大半，真者不过20余方。按照潘仪增自己序言中说：“先高伯祖毅堂都转公旧藏古铜印，由汉递宋元千有余颗，拓为《看篆楼古铜印谱》，翁蕈溪学士采入《两汉金石记》，海内盛称之。自遭兵燹，诸印散失，余生也晚，不获摩挲先世法物，顾性之所嗜，亦尝搜辑古铜印百数十品。”
潘仪增所谈的“自遭兵燹”，盖指嘉庆末年以来，不断的分产，两次鸦片战争，给潘家带来很多打击。潘氏藏印后来部分辗转又流回江南，现在有少量在上海博物馆和西泠印社等馆中。
佛山两大家藏谱饶有佳趣
仪清室所藏广东古印谱，其最大来源，乃是佛山已故藏家钟毅弘（1901-1966）所藏。钟毅弘原名志棠，以字行，佛山人，曾在香港开设铁铺，又在佛山经营“仁寿堂”中药店，最后在广州珠江塑料厂退休，来往于佛山与广州两地。他学画于北京著名山水画师胡佩衡，又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潘达微、卢子枢、罗落花等为好友，经常一起作画切磋，留下不少作品，今存佛山博物馆。
钟毅弘并不是富商，然而他的收藏，却在近代佛山颇有名气，他注重收集佛山本地旧时藏家所散出来的藏品，例如吴荣光家族的藏品，就有不少到了他的书斋中。他的藏书藏画之所，据佛山博物馆张雪莲的文章记载，在佛山行仁里，楼高两层，名为“晓清西楼”，又以所藏宋代所拓《汝帖》名为“宝汝楼”，所藏以古籍善本、印谱、碑帖尤为可观。
据吴灏先生对笔者回忆，当年钟氏经常来往广州佛山两地，也有点闲钱买旧书和书画。少年的吴灏就是在钟氏书斋中，第一次见到石涛的真迹。钟氏晚年将所藏印谱，转归弟子李氏，笔者从李氏处所得甚多，先后数年间，计有《听帆楼古铜印谱》《宝琴斋古铜印谱》《秋晓庵古铜印谱》及《风满楼古铜印谱》等，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则是吴荣光自己手集的《筠清馆古铜印谱》，里面所收古铜印均为吴氏师友由各地寄赠，吴荣光自己手写释文与来源，这册印谱是迄今所见最早广东古铜印谱，由吴氏家族递藏，钟毅弘自己手写长题。
钟毅弘自己也能刻印，笔者所得有《晓清楼印谱》，乃他自己手拓并有边款，印学邓尔雅风格。钟毅弘的藏书，其贵重者尚不止此，据王贵忱师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钟毅弘曾经有意出让两册《永乐大典》，托人到广州问询商承柞先生，索价500元，商老拿不出这样的现金，问王师是否有意思。500元当时颇难筹措，事件后来为北京图书馆所得知，马上派人南下到佛山，按值购入了两册《永乐大典》。
钟毅弘喜欢在藏书上题字和盖印，也喜欢钞书，笔者所藏各谱上，多有他的行书题字，字体作董香光体，流畅文雅。又喜欢用他自己印的淡绿色“晓清西楼”专用纸钞书，笔者藏有其中两册，钞吴昌硕的传记等，闲时把玩，饶有佳趣。 另一位藏印章和印谱的大家，今日更少人提及，是守高室主人吴元浩，字瀚波。吴元浩民国年间在佛山经营戏院，资产颇丰，平生唯爱收印章，据笔者采访其儿子所得，提及其父亲所说印章达数千方，母亲一生没有做工，唯一工作就是每日给父亲的藏印做印套。
笔者曾收过部分守高室的藏印，不仅有清代民国初年篆刻家的印，还有其自用印，如李尹桑所刻“守高室印”，无论印材还是篆刻，都属上乘，可知他对于印章有很深的鉴赏力。但他却不像钟毅弘那样会刻印，未见其印作留存。仪清室旧藏的《黄牧甫印集》四册，即守高室旧物，这是篆刻大家冯康侯手拓之本，仅做一部，扉页前有胡毅生题字和冯康候手写序言，所收诸印，很多未经出版，是研究黄士陵的重要文献。
广东印谱知见补略
印谱的制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为了完整地体现印章的每一个细铂，需要专业人士为印章涂印泥，将纸固定在印章上反复摩擦上色，不能出现丝毫差错。像这术瞰印谱一次的制作量可能是数本，制作时间达数月之久。笔者收集广东印谱十多年，所见所知，亦能总结出一些特点。
首先是印谱的不确定性，收藏印谱必须有参考书，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当推冼玉清《广东印谱考》，当年这部书经常在案头翻阅，每得一种则与书中对勘，然而发现，冼玉清所见的本子，与笔者所千寄经常有区别，例如她所署录的卷数、册数、方数，乃到坂本都颇有异同，比较明显的，例如她所见的《秋晓庵谱》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 Mul RA收的却是光绪二十年（1894）的黄士陵题签本。另外所著录的印章数目，各家也不一致。
印谱与其他古书不一样，是因为印谱每次印制（拓制）数量非常少。以古铜印谱为例，古代铜印，是用们辜习泥之用，表面并不完全平整，若用作铃拓印谱，需要剔除}净铜锈，稍利打磨等，准备功夫非常麻烦，且每次打制数量极为有限，通常以20部为极限。故在收藏的各类印谱中，尤以原印铃叠韧豹印浇}最为珍贵，目前在拍卖会上最受青睐和追捧的就是此类印谱。但与印制大部分古书不同，印谱是只要褚）需求，又可以随时请熟练工匠拓制备用，因此这种古籍可以说是随要随拓，所以会出现不同藏家所收集的版本会有时间的差异（每次新印只需要刻扉页即可，内容不变》，而所收印章数量，也会随时变化，不像印书那样不可缺页。
另外，广东古代印谱还存在“借刻”的问题。借刻一词，源自于书画著录，意谓藏家自己本没有这些藏品，借用朋友的藏品刻入书中，以示眼福。舅高道年间的广东很多书画著录中已经出现这种现象。表现在印谱中，则有借他人的藏印拓讲{的韦邹衫。例如上述吴荣光所集的《筠清馆古铜印谱》，据卷前吴荣光的曾孙吴荃选斤言说，原谱还礁，册是性聋潘有为的看篆楼铜印拓成。又仪清室旧藏中有《风满楼古铜印谱》一种，此谱不见各家著录，只有书口上有《风满楼古铜印谱》字样，本来初入藏时，诧为孤本，且南海叶氏风满楼也是赫赫太户，所藏定是佳品。可是细细对比，才知道四册所收内容，全部为看篆楼旧藏，叶家不过向潘氏借印拓制而已。
最后还唯一些尚稿研究的细节，例如居巢的《添茅小屋古铜印谱》，与借居岭南的衡阳符子琴《蔬笋馆印谱》，和居巢自用印的《今夕庵印存》，所用的印譜纸，板引装饰风格完全相同，只是书口字样有区别。鉴]居氏家族和符家有交扫，因此不排除这板翻是同时印刷，书口字样则可以挖嵌修改，不贤如笔者，仅志其小，以就教于方家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