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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会上被毛泽东批评
1930年8月23日，红一、三军团会师浏阳县（今浏阳市）永和镇，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并成立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及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总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第二次攻打长沙。在此前夕，挑选了一批党、团员组成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学兵连，参加赤卫队的江文被选入该连正式加入了红军。江文在向母亲告别时，母亲没有阻拦，但是大哭了一场。从此，江文与母亲天各一方，踏上了80多年的漫漫革命征途。
9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无果后，总前委决定放弃对长沙的包围，主动向江西转移。这时，学兵连开始抽调一些人出来分配工作，上了3年半小学的江文被分配到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张际春领导的宣传队工作，当了一名宣传员，任务是向沿途群众宣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反帝反封建”的主张。
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进驻吉安市。江文被调到总前委秘书处工作，处长古柏找江文谈话，分配他为总政委毛泽东收集各种报纸刊物，收发保管文件和保管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及印章。部队行军时，江文率一个旗兵、两个挑夫负责押运文件担子、旗帜和大印。
当时红军信息来源主要靠各部队、各级地方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报送，还有就是靠在蒋管区的报刊上搜集。毛泽东要求总前委秘书处和各部队每到一处都要有专人去收集报刊送他阅看，他看后在重要信息上用铅笔画个圈。江文将画过圈的资料剪下来，按政治、军事、经济装贴成册。当毛泽东要调阅时，江文得尽快地翻找出来送给他阅读。总前委撤出吉安经峡江过赣江向东活动时，总前委秘书处设两个科，一科科长曾碧漪（兼毛泽东秘书），江文在二科科长贺子珍领导下工作。
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之前，古柏和曾碧漪他们要为总前委准备资料、会议记录，江文也帮着做一些辅助工作，把各渠道搜集的情报特别是刊登有“朱毛股匪”消息的报纸，随到随送给毛泽东。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参加了江文所在党小组的小组会，在大家发言快结束时，毛泽东突然问江文：“那天在山头上我批评你对不对呀？”江文说：“对！”“对在哪里？”江文说：“我私自上山，违反了纪律。”“犯了哪一条？”江文说：“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说：“总司令部的人员已经指定了集结地域，你应当和他们在一起，私自上山到总司令部指挥所是不对的，要听指挥，不能去干扰指挥所的工作，你认错了还要改就好啊！”毛泽东的谆谆教导，江文一直铭记在心。其实那次江文是好奇，就爬到山头去看看怎样打仗，没想到一上山头就被毛泽东看见，于是小组会上才对江文进行批评教育。
随任弼时奔赴湘赣苏区
1933年5月，为加强对湘赣苏区的领导，党中央派任弼时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在中央电台工作的江文奉命携带一部5瓦轻便电台随其赴湘赣苏区，从此开始了他在湘赣军区、红六军团的无线电通信工作。
早在1931年任弼时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工作时，江文就认识他，那时任弼时任组织部长。秘书处当时安排江文负责上海党中央派来苏区的干部的密码身份识别工作，只要是上海党中央派来苏区的干部，包括项英、王稼祥、聂荣臻、陆定一等高级领导携带的秘密介绍信都是由江文负责用化学制品冲洗并阅读识别身份。他们的介绍信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手帕、白衬衣的袖子、衣背、衣角、裤头上，没有规律与定位，一般由当事人说明方位。江文开始不太熟练这些工作，任弼时就亲自向他传授方法，并把化学药品配方交给了江文。任弼时还指示江文，今后苏区致党中央的报告也由江文负责用化学制品在白色衣服上密写，中央的指示也用这种办法。有一次，一封密件写满了一件白绸长袍，江文用了两天时间才冲洗出来。
随任弼时前往湘赣军区（驻江西永新）途中最大的障碍是赣江，因为赣江是敌人的交通命脉，又是封锁分割中央苏区与湘赣军区联系的一道防线。赣江上常有“洋划子”巡逻，过江用秘密偷渡办法较安全。任弼时到岸边调查研究后决定，在两岸都有掩护部队准备强渡的情况下，争取夜间偷渡为主。江文用电台及时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并随时与湘赣军区保持联络，王震（湘赣军区代司令员）接电后亲率部隊按时到达渡江的指定地点来接应。任弼时、陈琮英、江文等一行5人利用敌人巡逻艇活动的间隙，乘坐一条小木船在秘密交通引导下顺利地渡过了赣江。
西征路上历尽艰险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湘赣苏区的形势异常严峻。1934年7月23日，中央军委电令红六军团准备西征。8月7日，红六军团在湘赣苏区突围，开始西征，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8月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12日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正式宣布了红六军团领导机构的组成（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并进行了西征的动员，号召同志们打出去，创建新苏区。随着红六军团的西征，红军长征的序幕就此拉开。
突围开始后，王震拿着指北针在前头带路，任弼时拄着拐棍随队前行。江文赤着双脚，带领电台紧跟队伍，每走一步都留下带血的脚印。他的脚上一直留有那段岁月的伤痕。确定突围那天，江文脚痛得难以忍耐，但他最担心的是掉队。无线电中队的思想政治、行军、宿营、生活保障和部队管理教育等工作主要由江文负责，当时中队长已经随先头部队出发，若他掉了队，大、小电台100多人和机器又如何冲出重围？最后江文想出了办法，他把自己穿的一条长裤子剪短变成短裤衩，把剪下来的半截裤子分别裹在两个脚板上，以减少痛苦和继续受伤，就这样带着大、小电台随部队奋力突围。
江文带领大、小电台突围时，军团首长命令张正坤师长带十八师一个团和红军学校的两个连掩护大、小电台通过封锁线，掩护部队浴血奋战把守关卡，直到江文他们带电台安全通过封锁线。
红六军团突围进入贵州后，部队在人烟稀少、物资奇缺的大山中奋战，极度疲劳，必须轻装突围。军团首长作出痛苦决定，把一些笨重装备一般用品分散埋藏。大电台的电源设备要求分散掩埋起来。当江文向全队人员传达上级指示时，当即有人询问：电源设备全部埋掉，大电台怎么工作？怎么保证与中央的联络？江文说：“这也是首长们不愿做的事，为顾全大局，权衡利弊，才不得已做出这样令人心疼的决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与中央联络可以改用小电台（2.5瓦特），过去我也曾这样做过，不会有什么问题。以后打胜仗缴到敌人的手摇马达，大电台（15瓦特）就可以恢复工作了。”在处理这些设备时大家都很难过，特别是运输排有的战士哭了起来。 被困在渺无人烟的大山里，没有吃的还难不倒江文他们，大山上可以采集些野果野菜充饥，最难受的是没有鞋穿。原来穿的鞋子烂掉后只能赤脚爬山越岭，由于走的都是羊肠小道，有时连羊肠小道也没有，而是踏着乱石荆棘前行，许多同志的脚都被乱石扎得血淋淋的。南方气温高，雨水多，又没有消炎药，脚上的伤口没几天就开始腐烂，招来的苍蝇趴在伤口上赶也赶不走。全军团的骡马都丢光了，江文的马也在过一座独木桥时摔到山沟里了。
突出重围，虽然经历了重重磨难，但江文甚感欣慰，因为他出色地完成了军团首长交给的任务，确保了大、小电台安全。当时中央红军已从江西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方向靠拢，中革军委规定红六军团每日必须向其报告一次行进情况。倘若丢了大、小电台，红六军团就要与中央红军失去联系，失去互相依托密切配合的可能，后果不堪设想。
贺龙不让江文走
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为统一前线指挥，成立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红二方面军侦察分队全体人员及器材调前总工作。从此红二方面军的技术侦察工作终结，无线电大队只担负通信联络任务了。电台全部技术人员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进行了集中整训。
1937年6月，军委电令江文到前敌总指挥部待命分配工作。方面军首长接令后找江文谈话，要江文“服从命令，把工作交代一下即赴前指报到”。江文按时到达三原县云阳镇前总报到，并去看望了离开半年的政委任弼時，顺便问问调自己到何处工作。任弼时说：“等延安来人当面交代。”江文一直等到七七事变爆发延安还未来人，调自己来干什么搞不清，江文心情有些不安。7月中旬的一天，任弼时突然找到江文，告诉他：“你立即回二方面军去，贺老总来电说，二方面军无线电大队发生了严重逃跑事件，我和彭总商定你今天就赶回去。”江文当天骑马赶回庄里镇。贺龙一见到江文就招呼他坐下：“你回来的好快呀，电台出了大事，任政委告诉你了吧！你回到电台去，把全面工作管起来，稳定大家情绪，部队很快就要改编（改为八路军一二○师）开赴华北抗战了。”听到指示后，江文回到无线电大队。这时集训工作还未结束。同志们见到江文回来都很高兴，一下子围上来，问这问那，战友之情依旧。大家首先谈到边中福、王云祥等人逃跑的情况。有的同志说他们是受“亡国论”影响，有的说王云祥早就像坏蛋（王逃后投敌了），但对其他人逃跑大家捉摸不透。其次大家也谈到红二方面军准备开赴华北抗日等情况。江文组织大家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
全面抗战开始后，上级派尤静轩来无线电大队任大队长。当时蒋介石要求八路军不能设政委。尤静轩来队后，方面军首长仍决定江文继续任无线电大队政委。参谋长周士第对江文说：“你不能走，仍当政委，管他（指蒋介石）准不准。”江文服从命令留在红二方面军。
对于到前总“待命”和方面军首长说“不能走”是什么意思，江文很长时间都不明白。直到1945年江文回到延安时王诤才向他说明实情。王诤说：“当时调你去前总待命，是根据中央指示准备派你到上海开设秘密电台。二方面军电台发生逃跑事件后，贺老总又把你要了回去。延安派尤静轩去接替你，还是想要你去上海，但贺老总不让你走，只得另选李白去了上海。”
李白和江文既是浏阳同乡，又是姑表兄弟，还是同行。他长江文4岁，是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第二期学员，江文是第四期学员。1937年李白奉命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1949年5月7日在上海浦东英勇就义。解放后，江文先后多次到上海参观李白故居并看望其夫人裘慧英及子女。
参加反“扫荡”中的电子战
1943年8月，冀中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江文任晋察冀军区通信科科长兼无线电大队政委。9月中旬至12月中旬，日军调集5万兵力，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大“扫荡”。
为了防范敌人的无线电侦测，达到隐蔽军区指挥机关并保证其安全的目的，江文根据以往经验，决定采用电子斗争方式与敌周旋，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他把电台人员分成两队，自己带领军区4部电台和一个侦察班百余人，在与军区领导机关行动相反的河北阜平西北和山西繁峙县城南一带大山里频繁转移、单独活动;另一队由大队长旷泉吉率领并带一部电台随军区机关行动。电子战的部署是：军区对上、下及友邻的通信，均由江文所带的电台联络，给敌以为这是军区机关所在地的错觉。军区下属台仍和平常一样收发电报（预先做好的假报），随军区机关的电台这时也模拟成下属的一个台。
在3个月的反“扫荡”中，江文所带的人员和电台，常常在远离军区机关百里之外活动。这个由电波制造的军区机关假目标，常遭敌人的合围和轰炸。江文带领这百余人和敌人在大山里捉迷藏。敌人来合围时，他们翻几个山头就可跳出合围圈;敌机来侦察时，他们就暂停工作，迅速伪装隐蔽起来。由于他们需要频繁转移，吃住条件异常艰苦，但在困难面前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因为他们懂得这是一场保护军区领导机关安全的特殊战斗，任务重要，也很光荣。这次电子战既保证了军区领导不间断地指挥，又保障了领导机关的安全。此次行动，成为抗日战争中我军成功的一次电子战实例。
1930年8月23日，红一、三军团会师浏阳县（今浏阳市）永和镇，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并成立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及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总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第二次攻打长沙。在此前夕，挑选了一批党、团员组成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学兵连，参加赤卫队的江文被选入该连正式加入了红军。江文在向母亲告别时，母亲没有阻拦，但是大哭了一场。从此，江文与母亲天各一方，踏上了80多年的漫漫革命征途。
9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无果后，总前委决定放弃对长沙的包围，主动向江西转移。这时，学兵连开始抽调一些人出来分配工作，上了3年半小学的江文被分配到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张际春领导的宣传队工作，当了一名宣传员，任务是向沿途群众宣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反帝反封建”的主张。
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进驻吉安市。江文被调到总前委秘书处工作，处长古柏找江文谈话，分配他为总政委毛泽东收集各种报纸刊物，收发保管文件和保管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及印章。部队行军时，江文率一个旗兵、两个挑夫负责押运文件担子、旗帜和大印。
当时红军信息来源主要靠各部队、各级地方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报送，还有就是靠在蒋管区的报刊上搜集。毛泽东要求总前委秘书处和各部队每到一处都要有专人去收集报刊送他阅看，他看后在重要信息上用铅笔画个圈。江文将画过圈的资料剪下来，按政治、军事、经济装贴成册。当毛泽东要调阅时，江文得尽快地翻找出来送给他阅读。总前委撤出吉安经峡江过赣江向东活动时，总前委秘书处设两个科，一科科长曾碧漪（兼毛泽东秘书），江文在二科科长贺子珍领导下工作。
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之前，古柏和曾碧漪他们要为总前委准备资料、会议记录，江文也帮着做一些辅助工作，把各渠道搜集的情报特别是刊登有“朱毛股匪”消息的报纸，随到随送给毛泽东。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参加了江文所在党小组的小组会，在大家发言快结束时，毛泽东突然问江文：“那天在山头上我批评你对不对呀？”江文说：“对！”“对在哪里？”江文说：“我私自上山，违反了纪律。”“犯了哪一条？”江文说：“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说：“总司令部的人员已经指定了集结地域，你应当和他们在一起，私自上山到总司令部指挥所是不对的，要听指挥，不能去干扰指挥所的工作，你认错了还要改就好啊！”毛泽东的谆谆教导，江文一直铭记在心。其实那次江文是好奇，就爬到山头去看看怎样打仗，没想到一上山头就被毛泽东看见，于是小组会上才对江文进行批评教育。
随任弼时奔赴湘赣苏区
1933年5月，为加强对湘赣苏区的领导，党中央派任弼时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在中央电台工作的江文奉命携带一部5瓦轻便电台随其赴湘赣苏区，从此开始了他在湘赣军区、红六军团的无线电通信工作。
早在1931年任弼时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工作时，江文就认识他，那时任弼时任组织部长。秘书处当时安排江文负责上海党中央派来苏区的干部的密码身份识别工作，只要是上海党中央派来苏区的干部，包括项英、王稼祥、聂荣臻、陆定一等高级领导携带的秘密介绍信都是由江文负责用化学制品冲洗并阅读识别身份。他们的介绍信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手帕、白衬衣的袖子、衣背、衣角、裤头上，没有规律与定位，一般由当事人说明方位。江文开始不太熟练这些工作，任弼时就亲自向他传授方法，并把化学药品配方交给了江文。任弼时还指示江文，今后苏区致党中央的报告也由江文负责用化学制品在白色衣服上密写，中央的指示也用这种办法。有一次，一封密件写满了一件白绸长袍，江文用了两天时间才冲洗出来。
随任弼时前往湘赣军区（驻江西永新）途中最大的障碍是赣江，因为赣江是敌人的交通命脉，又是封锁分割中央苏区与湘赣军区联系的一道防线。赣江上常有“洋划子”巡逻，过江用秘密偷渡办法较安全。任弼时到岸边调查研究后决定，在两岸都有掩护部队准备强渡的情况下，争取夜间偷渡为主。江文用电台及时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并随时与湘赣军区保持联络，王震（湘赣军区代司令员）接电后亲率部隊按时到达渡江的指定地点来接应。任弼时、陈琮英、江文等一行5人利用敌人巡逻艇活动的间隙，乘坐一条小木船在秘密交通引导下顺利地渡过了赣江。
西征路上历尽艰险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湘赣苏区的形势异常严峻。1934年7月23日，中央军委电令红六军团准备西征。8月7日，红六军团在湘赣苏区突围，开始西征，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8月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12日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正式宣布了红六军团领导机构的组成（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并进行了西征的动员，号召同志们打出去，创建新苏区。随着红六军团的西征，红军长征的序幕就此拉开。
突围开始后，王震拿着指北针在前头带路，任弼时拄着拐棍随队前行。江文赤着双脚，带领电台紧跟队伍，每走一步都留下带血的脚印。他的脚上一直留有那段岁月的伤痕。确定突围那天，江文脚痛得难以忍耐，但他最担心的是掉队。无线电中队的思想政治、行军、宿营、生活保障和部队管理教育等工作主要由江文负责，当时中队长已经随先头部队出发，若他掉了队，大、小电台100多人和机器又如何冲出重围？最后江文想出了办法，他把自己穿的一条长裤子剪短变成短裤衩，把剪下来的半截裤子分别裹在两个脚板上，以减少痛苦和继续受伤，就这样带着大、小电台随部队奋力突围。
江文带领大、小电台突围时，军团首长命令张正坤师长带十八师一个团和红军学校的两个连掩护大、小电台通过封锁线，掩护部队浴血奋战把守关卡，直到江文他们带电台安全通过封锁线。
红六军团突围进入贵州后，部队在人烟稀少、物资奇缺的大山中奋战，极度疲劳，必须轻装突围。军团首长作出痛苦决定，把一些笨重装备一般用品分散埋藏。大电台的电源设备要求分散掩埋起来。当江文向全队人员传达上级指示时，当即有人询问：电源设备全部埋掉，大电台怎么工作？怎么保证与中央的联络？江文说：“这也是首长们不愿做的事，为顾全大局，权衡利弊，才不得已做出这样令人心疼的决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与中央联络可以改用小电台（2.5瓦特），过去我也曾这样做过，不会有什么问题。以后打胜仗缴到敌人的手摇马达，大电台（15瓦特）就可以恢复工作了。”在处理这些设备时大家都很难过，特别是运输排有的战士哭了起来。 被困在渺无人烟的大山里，没有吃的还难不倒江文他们，大山上可以采集些野果野菜充饥，最难受的是没有鞋穿。原来穿的鞋子烂掉后只能赤脚爬山越岭，由于走的都是羊肠小道，有时连羊肠小道也没有，而是踏着乱石荆棘前行，许多同志的脚都被乱石扎得血淋淋的。南方气温高，雨水多，又没有消炎药，脚上的伤口没几天就开始腐烂，招来的苍蝇趴在伤口上赶也赶不走。全军团的骡马都丢光了，江文的马也在过一座独木桥时摔到山沟里了。
突出重围，虽然经历了重重磨难，但江文甚感欣慰，因为他出色地完成了军团首长交给的任务，确保了大、小电台安全。当时中央红军已从江西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方向靠拢，中革军委规定红六军团每日必须向其报告一次行进情况。倘若丢了大、小电台，红六军团就要与中央红军失去联系，失去互相依托密切配合的可能，后果不堪设想。
贺龙不让江文走
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为统一前线指挥，成立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红二方面军侦察分队全体人员及器材调前总工作。从此红二方面军的技术侦察工作终结，无线电大队只担负通信联络任务了。电台全部技术人员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进行了集中整训。
1937年6月，军委电令江文到前敌总指挥部待命分配工作。方面军首长接令后找江文谈话，要江文“服从命令，把工作交代一下即赴前指报到”。江文按时到达三原县云阳镇前总报到，并去看望了离开半年的政委任弼時，顺便问问调自己到何处工作。任弼时说：“等延安来人当面交代。”江文一直等到七七事变爆发延安还未来人，调自己来干什么搞不清，江文心情有些不安。7月中旬的一天，任弼时突然找到江文，告诉他：“你立即回二方面军去，贺老总来电说，二方面军无线电大队发生了严重逃跑事件，我和彭总商定你今天就赶回去。”江文当天骑马赶回庄里镇。贺龙一见到江文就招呼他坐下：“你回来的好快呀，电台出了大事，任政委告诉你了吧！你回到电台去，把全面工作管起来，稳定大家情绪，部队很快就要改编（改为八路军一二○师）开赴华北抗战了。”听到指示后，江文回到无线电大队。这时集训工作还未结束。同志们见到江文回来都很高兴，一下子围上来，问这问那，战友之情依旧。大家首先谈到边中福、王云祥等人逃跑的情况。有的同志说他们是受“亡国论”影响，有的说王云祥早就像坏蛋（王逃后投敌了），但对其他人逃跑大家捉摸不透。其次大家也谈到红二方面军准备开赴华北抗日等情况。江文组织大家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
全面抗战开始后，上级派尤静轩来无线电大队任大队长。当时蒋介石要求八路军不能设政委。尤静轩来队后，方面军首长仍决定江文继续任无线电大队政委。参谋长周士第对江文说：“你不能走，仍当政委，管他（指蒋介石）准不准。”江文服从命令留在红二方面军。
对于到前总“待命”和方面军首长说“不能走”是什么意思，江文很长时间都不明白。直到1945年江文回到延安时王诤才向他说明实情。王诤说：“当时调你去前总待命，是根据中央指示准备派你到上海开设秘密电台。二方面军电台发生逃跑事件后，贺老总又把你要了回去。延安派尤静轩去接替你，还是想要你去上海，但贺老总不让你走，只得另选李白去了上海。”
李白和江文既是浏阳同乡，又是姑表兄弟，还是同行。他长江文4岁，是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第二期学员，江文是第四期学员。1937年李白奉命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1949年5月7日在上海浦东英勇就义。解放后，江文先后多次到上海参观李白故居并看望其夫人裘慧英及子女。
参加反“扫荡”中的电子战
1943年8月，冀中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江文任晋察冀军区通信科科长兼无线电大队政委。9月中旬至12月中旬，日军调集5万兵力，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大“扫荡”。
为了防范敌人的无线电侦测，达到隐蔽军区指挥机关并保证其安全的目的，江文根据以往经验，决定采用电子斗争方式与敌周旋，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他把电台人员分成两队，自己带领军区4部电台和一个侦察班百余人，在与军区领导机关行动相反的河北阜平西北和山西繁峙县城南一带大山里频繁转移、单独活动;另一队由大队长旷泉吉率领并带一部电台随军区机关行动。电子战的部署是：军区对上、下及友邻的通信，均由江文所带的电台联络，给敌以为这是军区机关所在地的错觉。军区下属台仍和平常一样收发电报（预先做好的假报），随军区机关的电台这时也模拟成下属的一个台。
在3个月的反“扫荡”中，江文所带的人员和电台，常常在远离军区机关百里之外活动。这个由电波制造的军区机关假目标，常遭敌人的合围和轰炸。江文带领这百余人和敌人在大山里捉迷藏。敌人来合围时，他们翻几个山头就可跳出合围圈;敌机来侦察时，他们就暂停工作，迅速伪装隐蔽起来。由于他们需要频繁转移，吃住条件异常艰苦，但在困难面前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因为他们懂得这是一场保护军区领导机关安全的特殊战斗，任务重要，也很光荣。这次电子战既保证了军区领导不间断地指挥，又保障了领导机关的安全。此次行动，成为抗日战争中我军成功的一次电子战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