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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阿摩司·奥兹的写作生涯最开端，是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给予奥兹最初的创作灵感。文章通过对比奥兹的基布兹题材小说《朋友之间》与安德森代表作《小城畸人》中人物群像的行为、心理特征，强调个人意志与基布兹集体主义大环境之间的冲突，也体现出《小城畸人》中“畸人”心态与封闭的乡镇环境的内在联系;通过展示两部作品在人物刻画与“冲突”主题上的异曲同工之妙，说明安德森对奥兹作品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阿摩司·奥兹 基布兹 集体主义 温士堡 冲突
一.引言
《朋友之间》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写于2012年以基布兹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8个互为关联又独立成篇的故事展现了以色列建国初期基布兹成员的日常生活场景。基布兹（Kibbutz）在希伯来语中为“聚集”之意，是以色列一种以农耕为主的共同体。基布兹于第二次阿里亚①时期建立，倡导人人平等、财产共有，按需分配的理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兄弟情谊、责任和共同兴趣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兴趣和物质欲望为目的。[1]小说里，白天成员们从事不同形式的农业劳动，晚上睡在委员会分配的房子里，平日里就把孩子送到“儿童之家”，交由学前教育委员会统一安排，直到周末才领回家短聚，周而复始。这种生活实质上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乌托邦想象实体。在20世纪，一共有三种乌托邦实体曾存在过：苏联与中国的现已不复存在，而以色列的基布兹屹立至今，可以说是当今以色列国极具特色的存在。然而，理想主义的体制之下是一个个叹息的个体：在以色列建国初期集体主义至上与反大流散的大环境下，个人的感觉、欲望以及价值实现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抑制，甚至是全盘否定。在个人意识与基布兹集体意识的夹缝中，人们实质上早已心力交瘁：或因前程未知而感到茫然若失;或不被周围人理解而孤独无助、甚至自我憎恨;抑或终日梦想着过私人生活，最终却被生活的细琐淹没。《朋友之间》是由这样一系列发生在基布兹小人物身上关于迷茫、窒息与孤独的故事组成。
《小城畸人》是舍伍德·安德森写于1919年的短篇小说集，讲述的是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温士堡镇居民身上一系列揭示小镇生活实质的故事。全篇共有一篇引子与21篇小故事，这些故事均由一个名为乔治·威拉德的小男孩串联起来。小说开篇道出主旨：“把人变成畸人的，正是真理。这些人拿了一个真理在身边，然后只遵照着这一个真理，活了一辈子。于是乎，人成了畸人，怀抱的真理成了谬误。”[2]温士堡的人的确各有各的“怪处”：有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带着孙子去树林里祈求上帝授他旨意;還有人不愿结交现实中的朋友，锁起门来与想象中的朋友相谈甚欢。相似的是，在所有人的故事里，他们都有自己的“真理”，有其“非如此不可”[3]的执念。究其原因，他们生活在当时工业化未涉及、信息闭塞的美国中西部农村地区，本身思想单一;再加上他们中大多数在探寻人生意义的过程中遭受挫折，导致他们在原本的循规蹈矩上愈发偏执，从正常的人际关系中退缩出来，把自己局限于狭小的一亩三分地里，一辈子也走不出来。《小城畸人》正是围绕这样一群“畸人”的生活展开的。
《朋友之间》与《小城畸人》的异曲同工之妙在于，某种程度上二者均揭示了一群人与其所处大环境之间的冲突，并将这群人在该环境下所呈现的迷茫、孤独、窒息、偏执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文章标题所言，他们是“被困住的一群人”：他们或生活在建国初期的以色列集体农庄，或生活在美国内战后的中西部小镇。他们中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渴望走出去，但由于当时的大环境，给他们的出走造成极大的阻力。在《朋友之间》的历史语境下，留在基布兹践行犹太复国主义理念②与拓荒者价值③是当时集体意识中最为理想的行为;相反，离开基布兹或者以色列就意味着背弃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甚至会被认为是“逃离国家的叛徒”[4]、“资产阶级叛徒”[4]。在这种背景下，离开基布兹是一个饱受非议的决定，因而不少人选择留下来。而留下来的人其个人意志就不可避免地要向集体主义理念妥协，“困在”集体主义体制下的生活里不得喘息。在《小城畸人》的历史背景中，困住“这群人”的是被当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遗忘的乡镇环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美国由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时代。中西部地区的温士堡虽名义上处于变革的年代，但生活实质依然是工业文明之前的小农模式。贫乏的乡镇环境扼杀人的欲望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一种使自己日渐呆滞的平静”[3]。他们有过离开小镇的模糊念头，但最终火花输给了惯性，任凭自己困在这熟悉又厌恶的怪圈里。小镇生活“困住”了他们的身体，也“困住”了他们的心。
当年奥兹在胡尔达基布兹图书馆读《小城畸人》时，正是温士堡与他所在世界的相似性带给他不可思议的亲近感：“这部朴实无华的作品出现了，深深震撼着我，几乎整个夏天，我像喝醉酒一般在基布兹的小径上行走，直至凌晨三点半，自言自语，如同害相思病的乡村情郎颤抖不已，又唱又跳，带着敬畏、欢乐与狂喜悲泣——我找到了！”[5]站在温士堡与基布兹的中央，奥兹察觉到了同样令人倍感压抑的环境，和一群同样孤独窒息、在迷茫中寻求自我的人们。“在这里，在基布兹胡尔达……也有年事已高的光棍喜欢在凉风习习的晚上独自坐在长椅上凝视小姑娘，一个声音悦耳的卡车司机私下梦想成为歌剧演员，一对暴躁易怒的理论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文字中，均互相轻慢相互蔑视。”[5]这段对真实基布兹生活场景的文字追溯源于奥兹读《小城畸人》时的感同身受。他回想起书中的种种，由此及彼，下意识地描述起自己世界的人与事。归根结蒂，这两个世界存在如此多相似之处才足以使人产生共情。当初是舍伍德·安德森启发奥兹描写周围发生之事。自此，奥兹笔下的基布兹世界与相距遥远的温士堡产生奇异又亲密的联系。
本文将从人物群像的行为、心理特征两方面对比生活在基布兹与温士堡的人们，展示奥兹与安德森笔下人物的共性，体现出两种不同大环境与其对应人群之间同样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凸显两部作品所反映主题的相似性。 （三）对“真理”的狂热
第三种源自他们对某一种“真理”的盲信并付诸实践的行为。这种对“真理”的笃信在耶克哈特基布兹体现在对集体主义体制的信仰，在温士堡则是对上帝的信仰。大卫·达甘是耶克哈特基布兹的奠基人和领袖之一，他是集体主义体制的元老级拥护者，虽然基布兹建立之初，他为基布兹的正常运作做出巨大贡献，但拘泥于集体主义成规死法的做事风格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子集《戴爾阿吉隆》中，基布兹全体成员为男孩约塔姆“出国读书”事宜进行投票，作为领袖的大卫·达甘态度十分明确：
老师大卫·达甘对海尼娅说，他会反对约塔姆的请求，原因有三：第一，按照规定，青年人，无论男女，服完兵役后要在基布兹劳动至少三年，基布兹才会考虑其上大学的可能性，否则就没有人留在这里挤牛奶了。第二，从富亲戚那里得到的这种馈赠严重打击了平等。第三，去上大学的年轻人应该学些对社会、对我们基布兹的事业有益的东西。学机械工程对我们有什么用？我们车场有两名技工，没有持有文凭的教授，他们照样干得好好的。[7]
大卫·达甘为集体利益的考虑确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基布兹的运作需要大量人力，如果无条件地允许全部年轻人去上学，基布兹会因丧失大量劳动力而运转不周。没有基本的原则，基布兹就无法生存，这一点无可厚非。而其后两个观点令人不敢苟同。在基布兹外的人看来，出国读书是个人事务，学校、专业等理应由个人决定而不是集体表决，至于亲戚的物质援助更属于集体管辖以外的范畴了。如果说基布兹建立于一个框架内，显然这个框架过于紧绷，压得里面的人喘不过气：基布兹严苛的集体主义制度丝毫没有留有个人意志的空间，以集体的名义对个人欲望与价值实现进行打压，恰恰忽略了集体本身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而将这种制度视为绝对真理、抱令守律的人最终也演变成了狂热而不近人情的信徒。其实不光是大卫·达甘一个人，基布兹的普通居民也都纷纷陷入了集体主义制度“真理”的牢笼，一方面自己渴求自由的私人生活，另一方面为他人的自由表决时又毫不犹豫地选择拥护制度。因为是“真理”，所以要信奉。这种现象借基布兹年轻人妮娜之口得到很好的阐释：“老住户实际上都信教，抛弃了旧宗教，再去寻找一种新宗教，它也充满了罪恶与过失、清规戒律与严苛的规章制度。他们没有停止做真正的信仰者，他们只是把一种信仰制度变成另一种。马克思就是他们的《塔木德》。他们的全体会议就是犹太会堂，大卫·达甘就是他们的拉比”[7]。而在另一个世界，有人陷入了另外一种狂热的信仰。杰西·本特利年少时研读《圣经》，自许为上帝的真仆人并渴望上帝降恩于他，若干年后不仅给自己的外孙起名为“大卫”，还一本正经地带着大卫和祭献的山羊祈祷上帝降下神谕。是他年少时的生活环境为这些行为埋下了种子。当时美国内战刚结束不久，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人“他们在田间干活，脑子里的想法是模糊、朴素的。他们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有控制他们生活的力量”[2]。对《圣经》文本更熟悉的杰西，不满足于眼前粗俗愚昧的田间生活，渴望自己的人生能被赋予更深刻的意义。也就是说，杰西对上帝的信仰颇有几分自我实现的意味：因为温士堡无法给他的生活带来意义，而上帝可以，所以通过信奉上帝换取他所期盼的“头顶荣光的滋味”[2]。杰西对“荣光”的渴望在大卫出生后表现得更为迫切，仿佛大卫不是他的外孙，而是他祈祷得到感应的征兆、接近荣光的工具。“他粗暴地抓住男孩的肩膀，拉着他跨过一段倒在地上的木头，来到一处林间的空地，扑通跪下，开始大声祈祷。……他的整个左脸都在抽搐，放在男孩肩膀上的左手也在抽搐。‘上帝啊，给我一个征兆吧。’他喊道，‘我在这儿，身边就是孩子大卫。从天而降显圣于我吧，让我知道您的存在’”[2]。杰西狂热的信仰源自对自我实现的迫切，在温士堡一眼就能望到头的贫瘠生活对想要有番作为的人是压抑可怕的，这迫使他在自己与上帝之间缔造子虚乌有的联系，从而单方面地赋予自己生活重大的使命。从结局来看，晚年的他一方面在信仰上热情不减，另一方面也开始惦记在崇尚物质时代攫取财富。最终他把上帝显圣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太贪恋荣光”[2]。这无疑是生活在工业化包围下的贫瘠农村，被宗教与物质两种“真理”双重夹击的典型悲剧人物。
温士堡的杰西·本特利与基布兹众人，在不同的地方却呈现出相同的对某种“真理”异常笃信及狂热的状态。或是对制度的信奉，或是对上帝的信奉，无论哪种行为都是对一定环境做出的对应的反应。
三.人物群像的心理特征
（一）渴望出走的心态
首先，是存在于多位主人公内心深处渴望出走的心态。引言中提到，两本书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揭示了大环境对个体的抑制以及置身其中的人们呈现出的各种状态。压抑的大环境，是人们渴望出走的最本质原因。
在基布兹，压抑的源头显而易见——集体主义制度。集体主义至上的大环境对个人空间、意志、欲望等进行挤压、弱化，令基布兹成员叫苦不堪，有人因此产生出走的念头。比如《戴尔阿吉隆》中的男孩约塔姆，他在全体会议表决自己是否可以去意大利上学前，对大卫·达甘说：“是这样，我无法再响应召唤了。我没有空气”[7]。这里的召唤是指以色列建国初期政府号召国民在新生国家刚站稳脚跟的紧要关头里应以集体、民族、国家为重的理念。而个人意志、自我实现等概念自然是被置后的。在这样群情激昂的时代，他对献身于集体逐渐感到疲倦，无法再做一个符合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期许的新希伯来人模范。他不想再背负沉重的责任与期许，首先他想要离开基布兹，去创立自己想要的生活。“现在他很清楚，真正的问题不是阿瑟的邀请，而是他是否有勇气离开基布兹，离开母亲和哥哥，穿上身上的衬衣就去闯世界”[7]。这对于想出走的青年又是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怀揣同样渴望的还有《在夜晚》中的夫妻二人约阿夫和达娜。达娜一直梦想着过私人生活，因为基布兹迫使女性从事服务性工作，对女性成员不公平;但身为基布兹书记的约阿夫对基布兹负有特别的责任，自然不能答应妻子出去生活的愿望。而同时，约阿夫也隐约产生出走的想法，“有人在什么地方等待他，他这样感觉……终会有个夜晚，他将起身离去。但是去往何方？他不得而知，实际上他有点害怕知道答案”[7]。约阿夫是出生在耶克哈特基布兹的第一个孩子，其父母皆为复国主义先驱，因而他的出走心理极具代表性：代表着一批疲于响应老一辈英雄主义号召，厌倦强调集体、弱化个人的压抑的社会语境而最终愤然出走的基布兹子女。 在温士堡，压抑来源于被工业发展排除在外的小镇的荒凉现状。不同于集体主义体制对基布兹的抑制表现明显（比如大卫·达甘直接化身为制度代言人对居民进行意识形态的说教;普通人自身对体制的缺陷也有强烈的意识等），温士堡的荒凉带来的压抑常常在表现形式上更具有隐蔽性：没有谁能站出来指明小镇的病症，温士堡的压抑俨然已内化为居民的“畸人”心理。在这里就是渴望出走的心理。比如《思想家》中的男孩塞思·里士满，他常觉得自己与镇子格格不入，镇子上的人总是在说无意义的事，“塞思对朋友感到愤慨，对镇上的人感到愤慨，他们总是无休无尽地在说些毫无意义的东西。”[2]“……我不属于这儿。我会离开这儿。”[2]同样还有《启程》中的乔治·威拉德，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小说中唯一成功出走的主人公。由于工业文明只停留在温士堡的外围，除了带给居民思想上些许躁动外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小镇破败荒凉的氛围。可望不可即，这对每一位怀揣小火苗的年轻人来说都是绝望的，因而出走的念头具有必然性。“《小城故事》回响着美国的寂寞，那种曾引起马克·吐温对密西西比河的田园赞颂的寂寞。”[9]机器轰鸣的城市沿着将一切商业化的道路前进，追求效率和等价交换成为社会基本准则，温情而闲适的田园牧歌被迫隐退到历史之书中去。[10]温士堡既没有在工业文明中发展起来，也丧失了传统意义上小镇的美好品质，留下的只有“人类被困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荒原上”[10]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压抑的景象：固执的居民、无意义的对话、破败不堪的建筑、穷极无聊的生活等等。渴望出走，正是渴望从这样的绝望之地解脱出来。
（二）对自我或外界强烈的憎恨
其次，还有一种强烈的憎恨之情弥漫在两个世界中。一种表现为自我憎恨，另一种是对外界、他人的愤恨。
在基布兹，新成员莫沙伊·亚沙尔时常感到自我憎恨：
他突然对自己感到厌恶，他经常有这种情绪，其原因多种多样。而后他又因自己的厌恶之情对自己产生反感，轻蔑地称自己心肠软，那是大卫·达甘有时用来形容那些畏惧革命的必要残酷性的人的。[7]
这种自我憎恨与主人公夹在新希伯来人与旧式流散地犹太人之间的身份困顿有关。莫沙伊是从流散地过来的寄宿生，他幼年丧母，父亲重病，先被叔叔收养后又辗转千里来到基布兹。不同于基布兹出生的同龄孩子，他并没有从小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教育的熏陶，缺少新希伯来人强悍血性的一面，尤其是缺乏接受“革命必要残酷性”的觉悟;反而出于流散地的不幸经历更多地对弱小生物寄予同情。比如他想要把鸡笼里的小鸡放生，把小狗尸体抱到路边防止二次碾压等。这种“软心肠”背后代表的流散地犹太人思想特征与新希伯来人“要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追求恰恰是对立的，是当时社会所嗤之以鼻的，也正是莫沙伊自我憎恨的来源。“以色列生活通常由两大阵营所代表：进步营垒与旧世界。”[7]一方面，莫沙伊渴望成为进步营垒里的新希伯来人一员;另一方面，他始终知道自己的一部分仍属于旧世界，正如他那顶从流散地带来的黑色贝雷帽一样，不想丢也丢不掉。这样的双重身份导致每当他本能地对某一事物心生怜悯，接下来心中另一个声音就会斥责他的愚善与软弱，造成自我憎恨。正是“反大流散”的社会语境铸造了这样具有双重身份个体的悲剧，令人唏嘘。
而在温士堡，电报员老沃什·威廉姆斯因憎恨女人、憎恨生活而出名。沃什年轻时因为妻子的出轨以及岳母为求二人复合所使用的龌龊伎俩而对所有异性心生憎恨之情。后来，这种憎恨扩大到对生活的痛恨。值得玩味的是，这样一号身心被仇恨扭曲至畸形的人竟广受爱戴，“他们本能地在电报员的身上体会到一种闪闪发光的憎恨，他恨着他们没有勇气去恨的东西。当沃什·威廉姆斯走过街巷，这些男人会不由自主地向他脱帽或鞠躬，以表敬意。”[2]“他恨着他们没有勇气去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当一大群人对某一事物感到愤恨而其中绝大多数不敢声张，这已不局限于对女性的恨意，而是对温士堡变幻无常、时常愚弄人的荒诞生活实质的痛恨。没有勇气去恨，是没有勇气面对生活的实质。回顾小说，我们发现在温士堡这样的荒诞事件比比皆是：有刚拿到工资去买醉却命丧铁轨的油漆工;有以稳重自持著称最终却相信上帝借助裸女显圣的牧师;也有老沃什这样感情接二连三被愚弄的可怜鬼等等。这种看似偶然的事件依然与温士堡封闭落后的乡镇环境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把赚的錢全拿去消遣是因为受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冷落的中西部小镇经济萧条，即使储蓄也难以积少成多不如现赚现花;牧师的狂念源于在封闭的社会里数十年如一日地过着单一重复、自我克制的生活，其压力得不到正常的释放;老沃什的体面妻子与其关系和睦却同时与三个情人交往，实际上反映出小镇的人内心孤独的情景。总的来说，温士堡的封闭落后环境使荒诞事件的发生成为可能，而荒诞事件的频频发生酝酿了居民们对小镇生活由来已久的恨意。当恨得最不加掩饰的人反而被群众拥护爱戴为勇者时，这个狭小社会内部的畸形可悲可见一斑。
四.结语
阿摩司·奥兹视《小城畸人》为一部对他影响深远的作品。本文以奥兹的态度为基础，对比研究了《朋友之间》中基布兹居民与《小城畸人》中温士堡居民在压抑环境下的行为、心理特征。如果说，舍伍德·安德森通过温士堡生活对19世纪末被美国工业发展排除在外的中西部小镇破败荒凉的窘境作了真实写照;那么阿摩司·奥兹则是通过基布兹社会反映出以色列建国初期的某些关键性问题，如复国理念问题、集体主义制度的问题、反大流散的问题等。两种不同形式的背景之下其人物却展现出相似特征：对亲密关系排斥、反复的行为与言语、对“真理”盲信的行为特征;以及渴望出走、对自我或外界强烈憎恨的心理特征。两本书在人物刻画上有着相似的呈现，同样探讨了“环境与个体冲突”的主题，从而体现出《小城畸人》对奥兹作品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 释
①第二次阿里亚（the Second Aliyah）：即1904年到1914年第二次犹太移民浪潮，移民多为俄国的年轻男子、未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包括基布兹在内的对建国后以色列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各种机构。 ②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Zionism），是犹太人发起的一种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和犹太文化模式。旨在支持或认同在以色列地带重建“犹太家园”的行为。也是建基于犹太人在宗教思想与传统上对以色列土地之联系的一种意识形态。
③拓荒者价值：以色列建国初期倡导通过辛勤劳作与土地建立联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锻炼坚强的意志等。
④耶克哈特基布兹是作者取材于真实基布兹生活而虚构出来的集体农庄，现实中并没有以此命名的基布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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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平.畸人心态录——《小城畸人》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52-56.
[4][以]梅厄·沙莱夫.黄觉，译.蓝山[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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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Oz，A.Between Friends[M]. London：Vintage，2017：6.
[7][以]阿摩司·奥兹.钟志清，译.朋友之间[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3-8，11-12，56，60，103，114，124-126，130.
[8]鐘志清.“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225.
[9]Anderson，S.Winesburg，Ohio[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88：145.
[10]朱小琳.在工业文明的樊篱之外——论《小城故事》中的畸人现象[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5）：35-39.
（作者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阿摩司·奥兹 基布兹 集体主义 温士堡 冲突
一.引言
《朋友之间》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写于2012年以基布兹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8个互为关联又独立成篇的故事展现了以色列建国初期基布兹成员的日常生活场景。基布兹（Kibbutz）在希伯来语中为“聚集”之意，是以色列一种以农耕为主的共同体。基布兹于第二次阿里亚①时期建立，倡导人人平等、财产共有，按需分配的理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兄弟情谊、责任和共同兴趣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兴趣和物质欲望为目的。[1]小说里，白天成员们从事不同形式的农业劳动，晚上睡在委员会分配的房子里，平日里就把孩子送到“儿童之家”，交由学前教育委员会统一安排，直到周末才领回家短聚，周而复始。这种生活实质上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乌托邦想象实体。在20世纪，一共有三种乌托邦实体曾存在过：苏联与中国的现已不复存在，而以色列的基布兹屹立至今，可以说是当今以色列国极具特色的存在。然而，理想主义的体制之下是一个个叹息的个体：在以色列建国初期集体主义至上与反大流散的大环境下，个人的感觉、欲望以及价值实现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抑制，甚至是全盘否定。在个人意识与基布兹集体意识的夹缝中，人们实质上早已心力交瘁：或因前程未知而感到茫然若失;或不被周围人理解而孤独无助、甚至自我憎恨;抑或终日梦想着过私人生活，最终却被生活的细琐淹没。《朋友之间》是由这样一系列发生在基布兹小人物身上关于迷茫、窒息与孤独的故事组成。
《小城畸人》是舍伍德·安德森写于1919年的短篇小说集，讲述的是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温士堡镇居民身上一系列揭示小镇生活实质的故事。全篇共有一篇引子与21篇小故事，这些故事均由一个名为乔治·威拉德的小男孩串联起来。小说开篇道出主旨：“把人变成畸人的，正是真理。这些人拿了一个真理在身边，然后只遵照着这一个真理，活了一辈子。于是乎，人成了畸人，怀抱的真理成了谬误。”[2]温士堡的人的确各有各的“怪处”：有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带着孙子去树林里祈求上帝授他旨意;還有人不愿结交现实中的朋友，锁起门来与想象中的朋友相谈甚欢。相似的是，在所有人的故事里，他们都有自己的“真理”，有其“非如此不可”[3]的执念。究其原因，他们生活在当时工业化未涉及、信息闭塞的美国中西部农村地区，本身思想单一;再加上他们中大多数在探寻人生意义的过程中遭受挫折，导致他们在原本的循规蹈矩上愈发偏执，从正常的人际关系中退缩出来，把自己局限于狭小的一亩三分地里，一辈子也走不出来。《小城畸人》正是围绕这样一群“畸人”的生活展开的。
《朋友之间》与《小城畸人》的异曲同工之妙在于，某种程度上二者均揭示了一群人与其所处大环境之间的冲突，并将这群人在该环境下所呈现的迷茫、孤独、窒息、偏执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文章标题所言，他们是“被困住的一群人”：他们或生活在建国初期的以色列集体农庄，或生活在美国内战后的中西部小镇。他们中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渴望走出去，但由于当时的大环境，给他们的出走造成极大的阻力。在《朋友之间》的历史语境下，留在基布兹践行犹太复国主义理念②与拓荒者价值③是当时集体意识中最为理想的行为;相反，离开基布兹或者以色列就意味着背弃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甚至会被认为是“逃离国家的叛徒”[4]、“资产阶级叛徒”[4]。在这种背景下，离开基布兹是一个饱受非议的决定，因而不少人选择留下来。而留下来的人其个人意志就不可避免地要向集体主义理念妥协，“困在”集体主义体制下的生活里不得喘息。在《小城畸人》的历史背景中，困住“这群人”的是被当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遗忘的乡镇环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美国由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时代。中西部地区的温士堡虽名义上处于变革的年代，但生活实质依然是工业文明之前的小农模式。贫乏的乡镇环境扼杀人的欲望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一种使自己日渐呆滞的平静”[3]。他们有过离开小镇的模糊念头，但最终火花输给了惯性，任凭自己困在这熟悉又厌恶的怪圈里。小镇生活“困住”了他们的身体，也“困住”了他们的心。
当年奥兹在胡尔达基布兹图书馆读《小城畸人》时，正是温士堡与他所在世界的相似性带给他不可思议的亲近感：“这部朴实无华的作品出现了，深深震撼着我，几乎整个夏天，我像喝醉酒一般在基布兹的小径上行走，直至凌晨三点半，自言自语，如同害相思病的乡村情郎颤抖不已，又唱又跳，带着敬畏、欢乐与狂喜悲泣——我找到了！”[5]站在温士堡与基布兹的中央，奥兹察觉到了同样令人倍感压抑的环境，和一群同样孤独窒息、在迷茫中寻求自我的人们。“在这里，在基布兹胡尔达……也有年事已高的光棍喜欢在凉风习习的晚上独自坐在长椅上凝视小姑娘，一个声音悦耳的卡车司机私下梦想成为歌剧演员，一对暴躁易怒的理论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文字中，均互相轻慢相互蔑视。”[5]这段对真实基布兹生活场景的文字追溯源于奥兹读《小城畸人》时的感同身受。他回想起书中的种种，由此及彼，下意识地描述起自己世界的人与事。归根结蒂，这两个世界存在如此多相似之处才足以使人产生共情。当初是舍伍德·安德森启发奥兹描写周围发生之事。自此，奥兹笔下的基布兹世界与相距遥远的温士堡产生奇异又亲密的联系。
本文将从人物群像的行为、心理特征两方面对比生活在基布兹与温士堡的人们，展示奥兹与安德森笔下人物的共性，体现出两种不同大环境与其对应人群之间同样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凸显两部作品所反映主题的相似性。 （三）对“真理”的狂热
第三种源自他们对某一种“真理”的盲信并付诸实践的行为。这种对“真理”的笃信在耶克哈特基布兹体现在对集体主义体制的信仰，在温士堡则是对上帝的信仰。大卫·达甘是耶克哈特基布兹的奠基人和领袖之一，他是集体主义体制的元老级拥护者，虽然基布兹建立之初，他为基布兹的正常运作做出巨大贡献，但拘泥于集体主义成规死法的做事风格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子集《戴爾阿吉隆》中，基布兹全体成员为男孩约塔姆“出国读书”事宜进行投票，作为领袖的大卫·达甘态度十分明确：
老师大卫·达甘对海尼娅说，他会反对约塔姆的请求，原因有三：第一，按照规定，青年人，无论男女，服完兵役后要在基布兹劳动至少三年，基布兹才会考虑其上大学的可能性，否则就没有人留在这里挤牛奶了。第二，从富亲戚那里得到的这种馈赠严重打击了平等。第三，去上大学的年轻人应该学些对社会、对我们基布兹的事业有益的东西。学机械工程对我们有什么用？我们车场有两名技工，没有持有文凭的教授，他们照样干得好好的。[7]
大卫·达甘为集体利益的考虑确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基布兹的运作需要大量人力，如果无条件地允许全部年轻人去上学，基布兹会因丧失大量劳动力而运转不周。没有基本的原则，基布兹就无法生存，这一点无可厚非。而其后两个观点令人不敢苟同。在基布兹外的人看来，出国读书是个人事务，学校、专业等理应由个人决定而不是集体表决，至于亲戚的物质援助更属于集体管辖以外的范畴了。如果说基布兹建立于一个框架内，显然这个框架过于紧绷，压得里面的人喘不过气：基布兹严苛的集体主义制度丝毫没有留有个人意志的空间，以集体的名义对个人欲望与价值实现进行打压，恰恰忽略了集体本身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而将这种制度视为绝对真理、抱令守律的人最终也演变成了狂热而不近人情的信徒。其实不光是大卫·达甘一个人，基布兹的普通居民也都纷纷陷入了集体主义制度“真理”的牢笼，一方面自己渴求自由的私人生活，另一方面为他人的自由表决时又毫不犹豫地选择拥护制度。因为是“真理”，所以要信奉。这种现象借基布兹年轻人妮娜之口得到很好的阐释：“老住户实际上都信教，抛弃了旧宗教，再去寻找一种新宗教，它也充满了罪恶与过失、清规戒律与严苛的规章制度。他们没有停止做真正的信仰者，他们只是把一种信仰制度变成另一种。马克思就是他们的《塔木德》。他们的全体会议就是犹太会堂，大卫·达甘就是他们的拉比”[7]。而在另一个世界，有人陷入了另外一种狂热的信仰。杰西·本特利年少时研读《圣经》，自许为上帝的真仆人并渴望上帝降恩于他，若干年后不仅给自己的外孙起名为“大卫”，还一本正经地带着大卫和祭献的山羊祈祷上帝降下神谕。是他年少时的生活环境为这些行为埋下了种子。当时美国内战刚结束不久，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人“他们在田间干活，脑子里的想法是模糊、朴素的。他们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有控制他们生活的力量”[2]。对《圣经》文本更熟悉的杰西，不满足于眼前粗俗愚昧的田间生活，渴望自己的人生能被赋予更深刻的意义。也就是说，杰西对上帝的信仰颇有几分自我实现的意味：因为温士堡无法给他的生活带来意义，而上帝可以，所以通过信奉上帝换取他所期盼的“头顶荣光的滋味”[2]。杰西对“荣光”的渴望在大卫出生后表现得更为迫切，仿佛大卫不是他的外孙，而是他祈祷得到感应的征兆、接近荣光的工具。“他粗暴地抓住男孩的肩膀，拉着他跨过一段倒在地上的木头，来到一处林间的空地，扑通跪下，开始大声祈祷。……他的整个左脸都在抽搐，放在男孩肩膀上的左手也在抽搐。‘上帝啊，给我一个征兆吧。’他喊道，‘我在这儿，身边就是孩子大卫。从天而降显圣于我吧，让我知道您的存在’”[2]。杰西狂热的信仰源自对自我实现的迫切，在温士堡一眼就能望到头的贫瘠生活对想要有番作为的人是压抑可怕的，这迫使他在自己与上帝之间缔造子虚乌有的联系，从而单方面地赋予自己生活重大的使命。从结局来看，晚年的他一方面在信仰上热情不减，另一方面也开始惦记在崇尚物质时代攫取财富。最终他把上帝显圣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太贪恋荣光”[2]。这无疑是生活在工业化包围下的贫瘠农村，被宗教与物质两种“真理”双重夹击的典型悲剧人物。
温士堡的杰西·本特利与基布兹众人，在不同的地方却呈现出相同的对某种“真理”异常笃信及狂热的状态。或是对制度的信奉，或是对上帝的信奉，无论哪种行为都是对一定环境做出的对应的反应。
三.人物群像的心理特征
（一）渴望出走的心态
首先，是存在于多位主人公内心深处渴望出走的心态。引言中提到，两本书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揭示了大环境对个体的抑制以及置身其中的人们呈现出的各种状态。压抑的大环境，是人们渴望出走的最本质原因。
在基布兹，压抑的源头显而易见——集体主义制度。集体主义至上的大环境对个人空间、意志、欲望等进行挤压、弱化，令基布兹成员叫苦不堪，有人因此产生出走的念头。比如《戴尔阿吉隆》中的男孩约塔姆，他在全体会议表决自己是否可以去意大利上学前，对大卫·达甘说：“是这样，我无法再响应召唤了。我没有空气”[7]。这里的召唤是指以色列建国初期政府号召国民在新生国家刚站稳脚跟的紧要关头里应以集体、民族、国家为重的理念。而个人意志、自我实现等概念自然是被置后的。在这样群情激昂的时代，他对献身于集体逐渐感到疲倦，无法再做一个符合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期许的新希伯来人模范。他不想再背负沉重的责任与期许，首先他想要离开基布兹，去创立自己想要的生活。“现在他很清楚，真正的问题不是阿瑟的邀请，而是他是否有勇气离开基布兹，离开母亲和哥哥，穿上身上的衬衣就去闯世界”[7]。这对于想出走的青年又是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怀揣同样渴望的还有《在夜晚》中的夫妻二人约阿夫和达娜。达娜一直梦想着过私人生活，因为基布兹迫使女性从事服务性工作，对女性成员不公平;但身为基布兹书记的约阿夫对基布兹负有特别的责任，自然不能答应妻子出去生活的愿望。而同时，约阿夫也隐约产生出走的想法，“有人在什么地方等待他，他这样感觉……终会有个夜晚，他将起身离去。但是去往何方？他不得而知，实际上他有点害怕知道答案”[7]。约阿夫是出生在耶克哈特基布兹的第一个孩子，其父母皆为复国主义先驱，因而他的出走心理极具代表性：代表着一批疲于响应老一辈英雄主义号召，厌倦强调集体、弱化个人的压抑的社会语境而最终愤然出走的基布兹子女。 在温士堡，压抑来源于被工业发展排除在外的小镇的荒凉现状。不同于集体主义体制对基布兹的抑制表现明显（比如大卫·达甘直接化身为制度代言人对居民进行意识形态的说教;普通人自身对体制的缺陷也有强烈的意识等），温士堡的荒凉带来的压抑常常在表现形式上更具有隐蔽性：没有谁能站出来指明小镇的病症，温士堡的压抑俨然已内化为居民的“畸人”心理。在这里就是渴望出走的心理。比如《思想家》中的男孩塞思·里士满，他常觉得自己与镇子格格不入，镇子上的人总是在说无意义的事，“塞思对朋友感到愤慨，对镇上的人感到愤慨，他们总是无休无尽地在说些毫无意义的东西。”[2]“……我不属于这儿。我会离开这儿。”[2]同样还有《启程》中的乔治·威拉德，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小说中唯一成功出走的主人公。由于工业文明只停留在温士堡的外围，除了带给居民思想上些许躁动外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小镇破败荒凉的氛围。可望不可即，这对每一位怀揣小火苗的年轻人来说都是绝望的，因而出走的念头具有必然性。“《小城故事》回响着美国的寂寞，那种曾引起马克·吐温对密西西比河的田园赞颂的寂寞。”[9]机器轰鸣的城市沿着将一切商业化的道路前进，追求效率和等价交换成为社会基本准则，温情而闲适的田园牧歌被迫隐退到历史之书中去。[10]温士堡既没有在工业文明中发展起来，也丧失了传统意义上小镇的美好品质，留下的只有“人类被困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荒原上”[10]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压抑的景象：固执的居民、无意义的对话、破败不堪的建筑、穷极无聊的生活等等。渴望出走，正是渴望从这样的绝望之地解脱出来。
（二）对自我或外界强烈的憎恨
其次，还有一种强烈的憎恨之情弥漫在两个世界中。一种表现为自我憎恨，另一种是对外界、他人的愤恨。
在基布兹，新成员莫沙伊·亚沙尔时常感到自我憎恨：
他突然对自己感到厌恶，他经常有这种情绪，其原因多种多样。而后他又因自己的厌恶之情对自己产生反感，轻蔑地称自己心肠软，那是大卫·达甘有时用来形容那些畏惧革命的必要残酷性的人的。[7]
这种自我憎恨与主人公夹在新希伯来人与旧式流散地犹太人之间的身份困顿有关。莫沙伊是从流散地过来的寄宿生，他幼年丧母，父亲重病，先被叔叔收养后又辗转千里来到基布兹。不同于基布兹出生的同龄孩子，他并没有从小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教育的熏陶，缺少新希伯来人强悍血性的一面，尤其是缺乏接受“革命必要残酷性”的觉悟;反而出于流散地的不幸经历更多地对弱小生物寄予同情。比如他想要把鸡笼里的小鸡放生，把小狗尸体抱到路边防止二次碾压等。这种“软心肠”背后代表的流散地犹太人思想特征与新希伯来人“要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追求恰恰是对立的，是当时社会所嗤之以鼻的，也正是莫沙伊自我憎恨的来源。“以色列生活通常由两大阵营所代表：进步营垒与旧世界。”[7]一方面，莫沙伊渴望成为进步营垒里的新希伯来人一员;另一方面，他始终知道自己的一部分仍属于旧世界，正如他那顶从流散地带来的黑色贝雷帽一样，不想丢也丢不掉。这样的双重身份导致每当他本能地对某一事物心生怜悯，接下来心中另一个声音就会斥责他的愚善与软弱，造成自我憎恨。正是“反大流散”的社会语境铸造了这样具有双重身份个体的悲剧，令人唏嘘。
而在温士堡，电报员老沃什·威廉姆斯因憎恨女人、憎恨生活而出名。沃什年轻时因为妻子的出轨以及岳母为求二人复合所使用的龌龊伎俩而对所有异性心生憎恨之情。后来，这种憎恨扩大到对生活的痛恨。值得玩味的是，这样一号身心被仇恨扭曲至畸形的人竟广受爱戴，“他们本能地在电报员的身上体会到一种闪闪发光的憎恨，他恨着他们没有勇气去恨的东西。当沃什·威廉姆斯走过街巷，这些男人会不由自主地向他脱帽或鞠躬，以表敬意。”[2]“他恨着他们没有勇气去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当一大群人对某一事物感到愤恨而其中绝大多数不敢声张，这已不局限于对女性的恨意，而是对温士堡变幻无常、时常愚弄人的荒诞生活实质的痛恨。没有勇气去恨，是没有勇气面对生活的实质。回顾小说，我们发现在温士堡这样的荒诞事件比比皆是：有刚拿到工资去买醉却命丧铁轨的油漆工;有以稳重自持著称最终却相信上帝借助裸女显圣的牧师;也有老沃什这样感情接二连三被愚弄的可怜鬼等等。这种看似偶然的事件依然与温士堡封闭落后的乡镇环境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把赚的錢全拿去消遣是因为受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冷落的中西部小镇经济萧条，即使储蓄也难以积少成多不如现赚现花;牧师的狂念源于在封闭的社会里数十年如一日地过着单一重复、自我克制的生活，其压力得不到正常的释放;老沃什的体面妻子与其关系和睦却同时与三个情人交往，实际上反映出小镇的人内心孤独的情景。总的来说，温士堡的封闭落后环境使荒诞事件的发生成为可能，而荒诞事件的频频发生酝酿了居民们对小镇生活由来已久的恨意。当恨得最不加掩饰的人反而被群众拥护爱戴为勇者时，这个狭小社会内部的畸形可悲可见一斑。
四.结语
阿摩司·奥兹视《小城畸人》为一部对他影响深远的作品。本文以奥兹的态度为基础，对比研究了《朋友之间》中基布兹居民与《小城畸人》中温士堡居民在压抑环境下的行为、心理特征。如果说，舍伍德·安德森通过温士堡生活对19世纪末被美国工业发展排除在外的中西部小镇破败荒凉的窘境作了真实写照;那么阿摩司·奥兹则是通过基布兹社会反映出以色列建国初期的某些关键性问题，如复国理念问题、集体主义制度的问题、反大流散的问题等。两种不同形式的背景之下其人物却展现出相似特征：对亲密关系排斥、反复的行为与言语、对“真理”盲信的行为特征;以及渴望出走、对自我或外界强烈憎恨的心理特征。两本书在人物刻画上有着相似的呈现，同样探讨了“环境与个体冲突”的主题，从而体现出《小城畸人》对奥兹作品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 释
①第二次阿里亚（the Second Aliyah）：即1904年到1914年第二次犹太移民浪潮，移民多为俄国的年轻男子、未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包括基布兹在内的对建国后以色列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各种机构。 ②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Zionism），是犹太人发起的一种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和犹太文化模式。旨在支持或认同在以色列地带重建“犹太家园”的行为。也是建基于犹太人在宗教思想与传统上对以色列土地之联系的一种意识形态。
③拓荒者价值：以色列建国初期倡导通过辛勤劳作与土地建立联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锻炼坚强的意志等。
④耶克哈特基布兹是作者取材于真实基布兹生活而虚构出来的集体农庄，现实中并没有以此命名的基布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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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阿摩司·奥兹.钟志清，译.朋友之间[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3-8，11-12，56，60，103，114，124-12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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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nderson，S.Winesburg，Ohio[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88：145.
[10]朱小琳.在工业文明的樊篱之外——论《小城故事》中的畸人现象[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5）：35-39.
（作者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