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誤、超支，似已成本澳大型公共工程代名詞。典型的，如新城A區填海工程延誤；氹仔北安碼頭工程成“大白象”，至今依然啟用無期；作為重大交通基建工程的輕軌工程更似陷入無底深潭，連澳門段何時動工亦是未知數，遑論輕軌落成啟用時間。拖得越耐，輕軌最終造價料將天文數字。即使立下“軍令狀”的“萬九”公屋工程，部分仍有阻滯，建成的更屢現質量問題。公共工程延誤直接影響民生，超支耗費公帑，最令公眾氣結，多份審計報告均剖析了相關問題，但過後城市基建還是泥足深陷。教訓一個接一個，嚴重打擊政府的管治威信。
　　公共工程之所以反覆出現延誤、超支，歸根究底便是政府採購、招標、預算制度法律已不合時宜，欠缺有效監管機制。加上承建商可提出種種延期理由，結果工程延期又成為大型工程的“習慣”，有的甚而衍生質量問題。
　　相比之下，私人工程鮮見延誤。路氹城一幢幢大型綜合度假村，工程爭分奪秒，從動土到竣工不過兩三年。究其因，商業機構以盈利為目的，量入為出，在訂定工程合同時，明確施工期，延期需賠償損失等，雙方一切依合同辦事，自然水到渠成。況且，即使普羅大眾家居裝修，亦會與裝修師傅明碼實價、確定工期。同樣是工程，政府主導的大型公共工程為何又是另一回事？
　　誠然，當局亦非不知公共工程的種種弊病，特別是投標、開標、中標、簽約一切依法，但執行起來卻大打折扣。需要從改革法律、監管制度方向著手，明確將研究引入補償性違約金。然而，修訂預算綱要法、承建商分級、公共批給評分制度、訂立“採購法”等應對方法，提出多年，至今未有下文，唯一肯定的只是修訂“預算綱要法”會在今年啟動。多年來，政府乃至全社會為公共工程延誤、超支付出了龐大代價。
　　痛定思痛，當務之急，政府須透過修訂法律法規，改善公共工程漏弊，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建立善用公帑的心態，否則，再完善的法律，亦是徒然，公共工程永遠走不出延遲、超支夢魘。
　　（澳門/張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