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对于不少国内中小企业来说，是惨淡经营甚至度日如年的一年。而这种感觉到了2011年中后期又再次出现。用工成本大幅提高，人民币持续升值，加上欧美债务危机影响，订单减少，致使大量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民间借贷利率高企。
　　与此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呼声与日俱增，劳动合同法执行力度也有收紧的趋势。因为这些劳动法规的具体内容，包括不断提高的最低工资标准、10年以上工龄不能辞退、强制购买社保等，实际上对中小企业广泛采用的计件工资合约的影响很大。
　　计时和计件工资是中小企业普遍使用的两种工资合约模式，企业如何选择，取决于具体工种里头的信息费用。
　　曾经与一位亲戚聊天，她说最近去一家摩托车厂工作，工资固定，加班费按时计算。这是比较特别的了。我马上问她：你是在流水线工作吧？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她做的是摩托车装配的流水线，每小时有固定数量的零件流过，工人各自负责自己的工序，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提早完成的可以稍稍休息一下。这是产品和模式相对固定的企业，工序变化不大，上下工序结合紧密，讲究团队效率，也就是所谓的木桶原理，团队效率等于最低那个人的效率，企业管理者会把效率相近的人安排在同一组。在这种模式下，个人的工作速度和质量容易通过同组人的互相监督来考核。
　　加工企业更多情况下选择的是计件工资。这些企业规模和设备有限，工人素质参差不齐，而加工的产品也五花八门并不固定。通过计件工资合约，能有效鉴别工人的工作效率，并且根据其效率分配不同的设备。达到最优使用。这是因为工厂有固定的上头成本，包括占用机械设备，单位时间完成更多产量，无疑单位产出耗费更少。因此有些工厂会对超额的产出，给予递进式的薪酬回报。而这样的合约也降低了工人的进入壁垒，在技术尚未过关时，他们可以少拿些工资，边学边干来积累经验。用宏观一点的话语来说，这样有助于减少失业。如果存在一个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初学者会被歧视，难以找到工作。
　　西方的经济危机亦能给我们一些借鉴。那里约束自由雇佣合约的压力来自工会。以美国为例，近百年前通过的《克莱顿法》，使工会免受《谢尔曼法》有关反垄断规定的限制，后来又通过其他条例和法案对劳工组织侵权行为免责，禁止雇主干预工人组织工会，甚至曾有劳联产联官员担任最高法院法官。
　　工会由此获取了非常大的政治权力。比如，很多公司签订的雇佣合同都包含了“生活指数调整”条款，以保证工资能跟随通胀自动上调。可当经济不景气时，资方要向下调节薪酬却几乎不可能。另外，一些行业禁止计件工资合约，认为工人生产效率高时企业方会降低其分成而剥削工人。
　　这里头既有错误的知识，也有平均主义鼓励好吃懒做的流弊。在经济环境转差之时，如果工资合约不能灵活调整，企业很可能会因成本过高而关门大吉，百年老店通用汽车的破产就是一个例子。失业率会因此显著增加，而市场投资也受到打压，财政赤字加剧，政府不得不发动印钞机，通胀也因此加剧，陷入恶性循环，经济因而受到沉重打击。
　　归根结底，美国的工会约束了合约的结构，造成难以由市场自动调整的“工资刚性”。在如今不容乐观的经济环境下，过度去干预工人和企业主的合同条款，无异于自缚手脚，压制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约束了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而实际上工人的处境和企业主是荣损与共的，他们境况的改善靠的是自由市场而非政府一纸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