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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有愧党的培养，私欲和贪欲占据自己的内心，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谋取利益的工具，最终在发票中迷失方向，栽了跟斗。”去年，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湖南双牌县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刘红安在忏悔书中如是写道。
执纪部门调查发现，2011年3月以来，刘红安在湖南东安县任职期间，指使司机文明华用虚假发票混同部分真实开支发票到东安县协税护税办、东安县财政局等14家单位、企业报账，报账金额共计458万余元，其中用购买的假发票和虚开的发票报得345万余元。
“刘红安身为领导干部，用虚假发票报账时间跨度之长，套取资金金额之高，作案手段之大胆，几乎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湖南省一位纪委干部认为，刘红安案十分典型，揭开了基层触目惊心的“假发票”乱象的冰山一角。
部分基层干部表示，“假发票”乱象背后隐匿着触目惊心的“真腐败”……
常务副县长“假发票”套现345万元
在东安县，刘红安绝对算得上一个“人物”。
小学教师出身的他，先后在地方国企、乡镇和县直部门工作。35岁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后，刘红安的仕途顺风顺水，一路看涨——39岁担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43岁担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在同龄人中绝对算得上是佼佼者。如果不是伙同司机文明华用虚假发票套取巨额公共资金，刘红安的仕途也不会戛然而止。
据知情人士透露，2011年3月，在担任东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后，刘红安手中权力越来越大，原本行事谨慎的他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原先还信誓旦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他，逐渐把“道”抛在了脑后，一门心思奔着“财”去，从吃吃喝喝，再到收受红包礼金，再到贪污公款，一步一步从“破纪”走向“破法”。
经查，2010年1月至2016年6月，刘红安收受红包礼金共计58.6万元。从开始收受1.4万元，到收受4.2万元，再到突破10万元，收受的红包礼金“屡创新高”，越来越肆无忌惮。
2011年1月，刘红安的亲信司机文明华在他耳边提起，一些领导干部存在大吃大喝、用虚假发票报账的情况，并建议他也“想想办法”。
这让刘红安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执纪部门查明，2011年3月，劉红安得知自己即将从东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岗位调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职务，便主动找时任东安县检察院检察长胡某，说自己在政法委有些开支尚未报账。胡某心领神会，爽快答应。事后，刘红安让文明华用虚假发票到东安县检察院报账5.56万元，并安排文明华将这笔报账款存入他人的账户保管。
一旦伸手，贪欲就无法控制。
2011年3月以后，刘红安利用到长沙等地出差的机会，安排文明华多次购买、虚开餐费、烟酒等虚假发票。
调任双牌县常务副县长以后，刘红安依然不知收敛。2016年1月，刘红安对双牌县政府办主任陈某说自己要去走访跑项目，需要到财务室借款8万元。陈某答应后，刘红安安排文明华到县政府办以出差名义借出了这笔钱。8月初，双牌县政府用电脑耗材等发票冲销了这8万元“借款”。
执纪部门调查发现，截至“落马”前，刘红安伙同文明华通过购买“假发票”和虚开发票，先后从10多家单位套现超过345万元。
“针对刘红安案暴露出的问题，永州市对公务经费管理、公务接待、费用报销制度及执行流程提出了整改意见。”永州市监察局副局长曾瑶平介绍，永州市落实中央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了公务经费管理制度，取消了市县两级领导干部经费包干制度；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差旅费用的管理，严格按照有关方面的要求按标准报销费用，只能一个渠道报销，不能多渠道报销，确保此类问题不再发生。
“年底报账多，发票早就卖完了”
刘红安案并不是孤例。
记者在湖南、广西、福建、江苏等省区调查发现，在中央禁令之下，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少数党员干部仍然存在大量违规公款开支等情况。部分基层干部表示，“假发票”乱象背后隐匿着触目惊心的“真腐败”。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所谓的“假发票”，从票据本身来说基本上都是正规发票，但这些发票都不能反映真实交易情况，有的是为了掩盖按规定不能报销的“灰色开支”，有的干脆没有实际交易，纯粹为了套取公共资金。
“公司有些开支，比如领导请客、送礼，按照规定不能直接报账，我们都是从‘票贩子’手上买发票，开成办公用品或者其他能报销的名目，‘票贩子’收5个点的手续费。”长沙一位大型国企职员小陈说。
根据小陈提供的电话号码，记者给被人称为“杨老板”的“票贩子”打电话，向对方提出想购买三四万元办公用品发票。
“杨老板”对记者说，“长沙的发票，开办公用品，现在恐怕搞不到。年底各单位报账多，发票都卖完了。广州的行吗？油票可以不？长沙的油票现在还能搞到。你如果不急，下个月再找我咯。”
发票买卖还催生了规模庞大的“黑市交易”。
2016年，长沙警方侦破一起虚开普通发票大案，以王某虎为首的犯罪团伙自2012年以来合计倒卖金额高达2亿多元的普通发票。
长沙警方人士透露，王某虎团伙案的受票单位多为各大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医药公司、房地产、旅游公司等企业，也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
这个团伙勾结商场、超市、酒店的财务人员、营业员，按“客户”要求从这些企业虚开发票后，按开票金额的1.5%至6%不等收取购票者的“手续费”。他们所开发票的名目都是售票单位能报销的，多为日用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电脑耗材、文体用品等。
从记者近日实地调查情况来看，尽管长沙公安和国税部门2016年联合捣毁了王某虎团伙，形成了严打倒卖发票犯罪的强大震慑氛围，但在巨大市场需求和暴利的刺激下，长沙地区“发票黑市”仍然比较活跃。
从记者暗访情况来看，“杨老板”等“票贩子”依然能从_些涉王某虎案的超市、酒店、商场等企业倒卖“假发票”牟利。 多位基层纪委人士告诉记者，从查办的大量案件来看，只要发生了使用公款的“灰色开支”，肯定就有虚开发票或买卖发票等现象存在。“假发票”已成为基层惯用的掩盖“灰色开支”的“隐身术”。
发票腐败，最常见的做法是巧立名目，“挂羊头卖狗肉”，将娱乐开支、超标招待，开成办公后勤、会议差旅等名目的发票。
2017年1月9日，为接待广东省戒毒管理局管理处调研员郑壮群一行，惠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陈锦辉安排该所办公室主任王永群购买了两瓶洋酒，共计2350元。
当晚，陈锦辉等6人与郑壮群一行4人共计10人用餐，饮用了其中一瓶价值1400元的洋酒，餐费开支1490元，人均289元，超出当地公务接待标准。随后，餐费由王永群在该所财务报销，购酒款从干警食堂食材采购周转金中支出。
另一种常见做法是分解支出，将超标准开支费用化整为零，就低不就高，分批次报销，刻意模糊接待明细清单。
小陈告诉记者，作为国有房地产企业，他所在的公司经常需要请政府官员吃饭，上的酒水最常见的是湖南本地产的湘窖红钻，请更为重要点的部门领导，基本都会上茅台、五粮液、国窖等名酒。按规定，这些酒都超标了，供应商开发票时会做点手脚，将高档酒换成低档酒。比如，实际买了茅台，开票时记作汾酒。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开发票极不规范，甚至主动迎合某些不法分子掩盖真实开支情况的需要，在开票项目、商品单价、开支明细这些细节上故意造假。这不仅让基层“四风”越来越隐蔽，也给基层执纪监察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
發票腐败，还有一种做法是“空手套白狼”，在还没有发生实际开支的情况，购买发票或者搜集发票报销，套取资金以后违规使用。
2013年3月至2016年明，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原党支部书记、主任刘明辉擅自决定通过虚开办公用品发票的方式套取公款，设立“小金库”，并以消费卡、现金等方式发放过节费，共计7.4万元，其本人领取1.2万元；此外，他还利用“小金库”资金组织教职工及家属到度假村旅游等。
在刘红安案中，他用来报账的大量发票都是购买的，报账时大多没有实际发生支出。多位基层纪委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空手套白狼”的“伎俩”还不少见。
如何斩断“发票黑市”利益链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假发票”之所以能够滋生并且屡禁不绝，“需”“供”两个方面的原因都应引起重视。
首先，在严打高压态势下，公款“灰色开支”并没有根除，虚开发票的需求仍然比较旺盛。
其次，目前发票管理制度和财务报销制度存在较大漏洞，给发票买卖和违规报销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
福建一位税务部门人士告诉记者，虚开、倒卖发票的成本低、利润高，目前形成了错综复杂的“黑色利益链”。
部分企业由于其特殊性，比如零售环节的超市，客户多是个人，消费后往往不开发票，这类企业就有大量富余发票能挪作虚开之用。
另外，还有很多专门开票牟利的公司，最初注册都是打着投资、咨询、商贸等幌子，然后注册空壳公司、皮包公司，从税务部门骗购发票，对外虚开牟利。
长沙市国税稽查局纪检组长尹波建议，健全税务、公安、纪检等部门的工作联系机制。对重点监察的对象强化执法检查，斩断“发票黑市”的利益链。
公安、税务部门要督促商贸企业强化管理，堵住漏洞，履行责任，严厉打击“内鬼”，对富余发票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督管理。
税务和司法也应加强联动，依法严厉打击虚开发票、不如实填写发票名目等违法行为。
部分基层干部还建议，应该建立严格的财务支出制度，设计财权和事权相互制约的有效方案，探索让经手的单位负责人和财会人员承担连带责任的监管机制。
此外，审计、财政、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并形成合力，加大对虚报、滥报费用的执法检查和审计监察。对公共资金的支出、审批、报销、核算实行源头审核控制，对单位和主要负责人违反规定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对典型事例予以曝光。
最后，大力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扩大公务卡使用领域、覆盖面和效率，建立公务卡使用监管体系，更好地发挥公务卡作用。
执纪部门调查发现，2011年3月以来，刘红安在湖南东安县任职期间，指使司机文明华用虚假发票混同部分真实开支发票到东安县协税护税办、东安县财政局等14家单位、企业报账，报账金额共计458万余元，其中用购买的假发票和虚开的发票报得345万余元。
“刘红安身为领导干部，用虚假发票报账时间跨度之长，套取资金金额之高，作案手段之大胆，几乎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湖南省一位纪委干部认为，刘红安案十分典型，揭开了基层触目惊心的“假发票”乱象的冰山一角。
部分基层干部表示，“假发票”乱象背后隐匿着触目惊心的“真腐败”……
常务副县长“假发票”套现345万元
在东安县，刘红安绝对算得上一个“人物”。
小学教师出身的他，先后在地方国企、乡镇和县直部门工作。35岁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后，刘红安的仕途顺风顺水，一路看涨——39岁担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43岁担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在同龄人中绝对算得上是佼佼者。如果不是伙同司机文明华用虚假发票套取巨额公共资金，刘红安的仕途也不会戛然而止。
据知情人士透露，2011年3月，在担任东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后，刘红安手中权力越来越大，原本行事谨慎的他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原先还信誓旦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他，逐渐把“道”抛在了脑后，一门心思奔着“财”去，从吃吃喝喝，再到收受红包礼金，再到贪污公款，一步一步从“破纪”走向“破法”。
经查，2010年1月至2016年6月，刘红安收受红包礼金共计58.6万元。从开始收受1.4万元，到收受4.2万元，再到突破10万元，收受的红包礼金“屡创新高”，越来越肆无忌惮。
2011年1月，刘红安的亲信司机文明华在他耳边提起，一些领导干部存在大吃大喝、用虚假发票报账的情况，并建议他也“想想办法”。
这让刘红安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执纪部门查明，2011年3月，劉红安得知自己即将从东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岗位调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职务，便主动找时任东安县检察院检察长胡某，说自己在政法委有些开支尚未报账。胡某心领神会，爽快答应。事后，刘红安让文明华用虚假发票到东安县检察院报账5.56万元，并安排文明华将这笔报账款存入他人的账户保管。
一旦伸手，贪欲就无法控制。
2011年3月以后，刘红安利用到长沙等地出差的机会，安排文明华多次购买、虚开餐费、烟酒等虚假发票。
调任双牌县常务副县长以后，刘红安依然不知收敛。2016年1月，刘红安对双牌县政府办主任陈某说自己要去走访跑项目，需要到财务室借款8万元。陈某答应后，刘红安安排文明华到县政府办以出差名义借出了这笔钱。8月初，双牌县政府用电脑耗材等发票冲销了这8万元“借款”。
执纪部门调查发现，截至“落马”前，刘红安伙同文明华通过购买“假发票”和虚开发票，先后从10多家单位套现超过345万元。
“针对刘红安案暴露出的问题，永州市对公务经费管理、公务接待、费用报销制度及执行流程提出了整改意见。”永州市监察局副局长曾瑶平介绍，永州市落实中央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了公务经费管理制度，取消了市县两级领导干部经费包干制度；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差旅费用的管理，严格按照有关方面的要求按标准报销费用，只能一个渠道报销，不能多渠道报销，确保此类问题不再发生。
“年底报账多，发票早就卖完了”
刘红安案并不是孤例。
记者在湖南、广西、福建、江苏等省区调查发现，在中央禁令之下，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少数党员干部仍然存在大量违规公款开支等情况。部分基层干部表示，“假发票”乱象背后隐匿着触目惊心的“真腐败”。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所谓的“假发票”，从票据本身来说基本上都是正规发票，但这些发票都不能反映真实交易情况，有的是为了掩盖按规定不能报销的“灰色开支”，有的干脆没有实际交易，纯粹为了套取公共资金。
“公司有些开支，比如领导请客、送礼，按照规定不能直接报账，我们都是从‘票贩子’手上买发票，开成办公用品或者其他能报销的名目，‘票贩子’收5个点的手续费。”长沙一位大型国企职员小陈说。
根据小陈提供的电话号码，记者给被人称为“杨老板”的“票贩子”打电话，向对方提出想购买三四万元办公用品发票。
“杨老板”对记者说，“长沙的发票，开办公用品，现在恐怕搞不到。年底各单位报账多，发票都卖完了。广州的行吗？油票可以不？长沙的油票现在还能搞到。你如果不急，下个月再找我咯。”
发票买卖还催生了规模庞大的“黑市交易”。
2016年，长沙警方侦破一起虚开普通发票大案，以王某虎为首的犯罪团伙自2012年以来合计倒卖金额高达2亿多元的普通发票。
长沙警方人士透露，王某虎团伙案的受票单位多为各大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医药公司、房地产、旅游公司等企业，也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
这个团伙勾结商场、超市、酒店的财务人员、营业员，按“客户”要求从这些企业虚开发票后，按开票金额的1.5%至6%不等收取购票者的“手续费”。他们所开发票的名目都是售票单位能报销的，多为日用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电脑耗材、文体用品等。
从记者近日实地调查情况来看，尽管长沙公安和国税部门2016年联合捣毁了王某虎团伙，形成了严打倒卖发票犯罪的强大震慑氛围，但在巨大市场需求和暴利的刺激下，长沙地区“发票黑市”仍然比较活跃。
从记者暗访情况来看，“杨老板”等“票贩子”依然能从_些涉王某虎案的超市、酒店、商场等企业倒卖“假发票”牟利。 多位基层纪委人士告诉记者，从查办的大量案件来看，只要发生了使用公款的“灰色开支”，肯定就有虚开发票或买卖发票等现象存在。“假发票”已成为基层惯用的掩盖“灰色开支”的“隐身术”。
发票腐败，最常见的做法是巧立名目，“挂羊头卖狗肉”，将娱乐开支、超标招待，开成办公后勤、会议差旅等名目的发票。
2017年1月9日，为接待广东省戒毒管理局管理处调研员郑壮群一行，惠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陈锦辉安排该所办公室主任王永群购买了两瓶洋酒，共计2350元。
当晚，陈锦辉等6人与郑壮群一行4人共计10人用餐，饮用了其中一瓶价值1400元的洋酒，餐费开支1490元，人均289元，超出当地公务接待标准。随后，餐费由王永群在该所财务报销，购酒款从干警食堂食材采购周转金中支出。
另一种常见做法是分解支出，将超标准开支费用化整为零，就低不就高，分批次报销，刻意模糊接待明细清单。
小陈告诉记者，作为国有房地产企业，他所在的公司经常需要请政府官员吃饭，上的酒水最常见的是湖南本地产的湘窖红钻，请更为重要点的部门领导，基本都会上茅台、五粮液、国窖等名酒。按规定，这些酒都超标了，供应商开发票时会做点手脚，将高档酒换成低档酒。比如，实际买了茅台，开票时记作汾酒。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开发票极不规范，甚至主动迎合某些不法分子掩盖真实开支情况的需要，在开票项目、商品单价、开支明细这些细节上故意造假。这不仅让基层“四风”越来越隐蔽，也给基层执纪监察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
發票腐败，还有一种做法是“空手套白狼”，在还没有发生实际开支的情况，购买发票或者搜集发票报销，套取资金以后违规使用。
2013年3月至2016年明，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原党支部书记、主任刘明辉擅自决定通过虚开办公用品发票的方式套取公款，设立“小金库”，并以消费卡、现金等方式发放过节费，共计7.4万元，其本人领取1.2万元；此外，他还利用“小金库”资金组织教职工及家属到度假村旅游等。
在刘红安案中，他用来报账的大量发票都是购买的，报账时大多没有实际发生支出。多位基层纪委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空手套白狼”的“伎俩”还不少见。
如何斩断“发票黑市”利益链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假发票”之所以能够滋生并且屡禁不绝，“需”“供”两个方面的原因都应引起重视。
首先，在严打高压态势下，公款“灰色开支”并没有根除，虚开发票的需求仍然比较旺盛。
其次，目前发票管理制度和财务报销制度存在较大漏洞，给发票买卖和违规报销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
福建一位税务部门人士告诉记者，虚开、倒卖发票的成本低、利润高，目前形成了错综复杂的“黑色利益链”。
部分企业由于其特殊性，比如零售环节的超市，客户多是个人，消费后往往不开发票，这类企业就有大量富余发票能挪作虚开之用。
另外，还有很多专门开票牟利的公司，最初注册都是打着投资、咨询、商贸等幌子，然后注册空壳公司、皮包公司，从税务部门骗购发票，对外虚开牟利。
长沙市国税稽查局纪检组长尹波建议，健全税务、公安、纪检等部门的工作联系机制。对重点监察的对象强化执法检查，斩断“发票黑市”的利益链。
公安、税务部门要督促商贸企业强化管理，堵住漏洞，履行责任，严厉打击“内鬼”，对富余发票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督管理。
税务和司法也应加强联动，依法严厉打击虚开发票、不如实填写发票名目等违法行为。
部分基层干部还建议，应该建立严格的财务支出制度，设计财权和事权相互制约的有效方案，探索让经手的单位负责人和财会人员承担连带责任的监管机制。
此外，审计、财政、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并形成合力，加大对虚报、滥报费用的执法检查和审计监察。对公共资金的支出、审批、报销、核算实行源头审核控制，对单位和主要负责人违反规定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对典型事例予以曝光。
最后，大力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扩大公务卡使用领域、覆盖面和效率，建立公务卡使用监管体系，更好地发挥公务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