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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已届40年。进入不惑之年可以思考的问题很多。
在中国的周边外交格局中，日本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邻国。而中日之间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除政府层面国家利益的博弈之外，民间层面的情绪也发挥着重要的民意作用，对政府决策导向产生影响。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民间组织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84%的日本人对中国持不好印象，达到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样，据中国权威机构调查，65%的中国人对日本也持不好印象。两国的互信，特别是两国人民之间互信的重建，成为今天民间外交和对日传播不容回避的课题。
比起今天的困境，当年邦交正常化的时代背景更加复杂，国际环境也要艰难得多。单单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就非常巨大，实质性的互利互惠还远远谈不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除了当时中日两国政治家的睿智果断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此之前有长达20年以上基础深厚、范围广泛的民间交往。中日邦交从无到有的过程，是那个时代人民外交的重要成果。人民之间的好感与互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今天，我们强调公共外交，仍然是要注重人的工作。现在交流的渠道畅通，大国外交、高层峰会、各种各样的大型活动不胜枚举。但不应忘记，越是关系平常化，日常性的工作，针对普通人的工作越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
从“正常化”走向“平常化”，改进两国关系特别是影响国家关系的民意基础，今后四个方面尤为重要，那就是草根交流、青少年交流、地方交流、文化交流。
草根交流是民间交流传统的延续，是人民外交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扩展的结果。包括NGO、个人、网民在内的交流，给民间交流的创新提出了新课题。这是时代进步的重要表现。
青少年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直接关乎中日世代友好。结合时代的变化，青少年交流也亟待创新，两国都应该有意识地加强对青少年的文明史教育、近现代史教育、国际主义意识教育。
地方交流也是中日交流的优良传统，友好省县和友好城市之多在其他国家之间尚不多见。近来，伴随着地方协作机会的增加以及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地方交流出现了新一轮高峰。在此过程中，除了经济上的互利互惠，还应该加大深层次、高品位的文化魅力开发的努力。地方政治家应该承担起这样的历史责任，而不是起相反的作用。
支撑跨阶层、跨世代、广地域交流的重要的无形资源，就是文化。文化交流的特别意义也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凸显出来。在市场化不断推进的今天，文化活动当然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在互利互惠过程中得到实惠的两国企业应该有长远眼光，以贡献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交流，而不仅仅是利用文化。真正有品位的文化如果能够在交流过程中实现跨地区发展，则东亚地区的整体文化复兴也就大有希望，这将为民间互信的改善夯实认同的基础。
我们的对日传播在主攻方向上应该在上述四个方面认真地谋篇布局，制定好战略，以应对网络时代民粹主义喧嚣背景下的新情况，针对对象国受众解疑释惑。
日本最近20年经历了战后历史上最漫长的相对停滞期，对中国的心态波动在普通民众层面非常普遍；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带来的压力进一步加深了弥漫在社会上的沮丧心理，特别是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导致了对未来的悲观看法；而日本的各类媒体对中国的发展介绍的并不全面，充满敌意或偏见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或电视；网络上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喧嚣以及现实中某些政客丧心病狂之举，在毒化中日关系方面明显地收到了某些“成效”。日本的这种绝望的、破罐破摔的病态民族主义情绪必须调整，否则，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日本人民。
中国的跨文化媒体要借助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主动地加入到针对日本人民的工作中去，说明中日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历史文化的互通性、传统价值观的同源性为两国人民提供了互惠互信、世代友好的重要基础。
在日常活动中，不仅要凭借新闻媒体的敏感反应及时说明发生的事件，还要借重动人心弦的文化力量渗透心灵。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视文化的重要作用。
为什么影视文化值得特别关注呢？纵观近代历史，伴随着技术进步与转型升级，有虚实两条信息需求线索一直并行。19世纪的欧美，代表性的文化生活是歌剧、小说与报纸，20世纪全世界都关注电影与报纸、电视。21世纪媒体介质可能殊途同归，最终走向数字化，但不变的仍然是我们获得实时信息的需求与寻求心灵慰藉的需求的并存。从舞台到影视，综合类文艺完成了工业化转型，汇聚了文化领域的各种要素，文学、美术、音乐融汇其中，因此影视文化在大众文化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
邦交正常化当初，一部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创造了1亿票房的观众人次记录，对一代人的生活带来深刻影响。21世纪初，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的岩波电影厅上映一年半，后来又在日本各地巡映，慰藉一代人心灵；《非诚勿扰》更是在日本各地引起了希望复制此类电影的热潮。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最有群众基础，最经久不衰的文化形式就是电影和流行音乐。它们既是“激励一代人”的最好手段，也是沟通两国人民的有效路径。
我们要借助国家形象资源积极主动开展跨文化传播。而国家形象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资源直接影响着对外传播的效果。“民气”与素质就和国家形象息息相关。
要看到，由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还很漫长，在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会处在自我心态调整和自我素质提高的过程。为了民族尊严、民族利益，表达人民的意志，“民气”当然非常可贵。但要使它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化“民气”为民智、民力，使它真正造福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爱国的激情与大国的理性要有机地统一起来。
我们需要一种走出历史悲情同时又秉持“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情怀的健康大国的心态。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和和平外交政策，以及世界和周边的国际环境，都要求我们的人民具有更高的理性看待国际关系的博弈，以最高明的智慧在高度竞争的世界民族之林中与绝大多数国家和平共处并实现国家利益的相对最大化。
因此，最为艰巨的任务可能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我们要在坚持做好对日传播工作的同时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调整、保持一种与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相称的健康心态。
(作者系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中国的周边外交格局中，日本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邻国。而中日之间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除政府层面国家利益的博弈之外，民间层面的情绪也发挥着重要的民意作用，对政府决策导向产生影响。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民间组织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84%的日本人对中国持不好印象，达到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样，据中国权威机构调查，65%的中国人对日本也持不好印象。两国的互信，特别是两国人民之间互信的重建，成为今天民间外交和对日传播不容回避的课题。
比起今天的困境，当年邦交正常化的时代背景更加复杂，国际环境也要艰难得多。单单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就非常巨大，实质性的互利互惠还远远谈不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除了当时中日两国政治家的睿智果断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此之前有长达20年以上基础深厚、范围广泛的民间交往。中日邦交从无到有的过程，是那个时代人民外交的重要成果。人民之间的好感与互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今天，我们强调公共外交，仍然是要注重人的工作。现在交流的渠道畅通，大国外交、高层峰会、各种各样的大型活动不胜枚举。但不应忘记，越是关系平常化，日常性的工作，针对普通人的工作越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
从“正常化”走向“平常化”，改进两国关系特别是影响国家关系的民意基础，今后四个方面尤为重要，那就是草根交流、青少年交流、地方交流、文化交流。
草根交流是民间交流传统的延续，是人民外交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扩展的结果。包括NGO、个人、网民在内的交流，给民间交流的创新提出了新课题。这是时代进步的重要表现。
青少年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直接关乎中日世代友好。结合时代的变化，青少年交流也亟待创新，两国都应该有意识地加强对青少年的文明史教育、近现代史教育、国际主义意识教育。
地方交流也是中日交流的优良传统，友好省县和友好城市之多在其他国家之间尚不多见。近来，伴随着地方协作机会的增加以及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地方交流出现了新一轮高峰。在此过程中，除了经济上的互利互惠，还应该加大深层次、高品位的文化魅力开发的努力。地方政治家应该承担起这样的历史责任，而不是起相反的作用。
支撑跨阶层、跨世代、广地域交流的重要的无形资源，就是文化。文化交流的特别意义也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凸显出来。在市场化不断推进的今天，文化活动当然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在互利互惠过程中得到实惠的两国企业应该有长远眼光，以贡献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交流，而不仅仅是利用文化。真正有品位的文化如果能够在交流过程中实现跨地区发展，则东亚地区的整体文化复兴也就大有希望，这将为民间互信的改善夯实认同的基础。
我们的对日传播在主攻方向上应该在上述四个方面认真地谋篇布局，制定好战略，以应对网络时代民粹主义喧嚣背景下的新情况，针对对象国受众解疑释惑。
日本最近20年经历了战后历史上最漫长的相对停滞期，对中国的心态波动在普通民众层面非常普遍；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带来的压力进一步加深了弥漫在社会上的沮丧心理，特别是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导致了对未来的悲观看法；而日本的各类媒体对中国的发展介绍的并不全面，充满敌意或偏见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或电视；网络上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喧嚣以及现实中某些政客丧心病狂之举，在毒化中日关系方面明显地收到了某些“成效”。日本的这种绝望的、破罐破摔的病态民族主义情绪必须调整，否则，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日本人民。
中国的跨文化媒体要借助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主动地加入到针对日本人民的工作中去，说明中日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历史文化的互通性、传统价值观的同源性为两国人民提供了互惠互信、世代友好的重要基础。
在日常活动中，不仅要凭借新闻媒体的敏感反应及时说明发生的事件，还要借重动人心弦的文化力量渗透心灵。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视文化的重要作用。
为什么影视文化值得特别关注呢？纵观近代历史，伴随着技术进步与转型升级，有虚实两条信息需求线索一直并行。19世纪的欧美，代表性的文化生活是歌剧、小说与报纸，20世纪全世界都关注电影与报纸、电视。21世纪媒体介质可能殊途同归，最终走向数字化，但不变的仍然是我们获得实时信息的需求与寻求心灵慰藉的需求的并存。从舞台到影视，综合类文艺完成了工业化转型，汇聚了文化领域的各种要素，文学、美术、音乐融汇其中，因此影视文化在大众文化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
邦交正常化当初，一部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创造了1亿票房的观众人次记录，对一代人的生活带来深刻影响。21世纪初，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的岩波电影厅上映一年半，后来又在日本各地巡映，慰藉一代人心灵；《非诚勿扰》更是在日本各地引起了希望复制此类电影的热潮。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最有群众基础，最经久不衰的文化形式就是电影和流行音乐。它们既是“激励一代人”的最好手段，也是沟通两国人民的有效路径。
我们要借助国家形象资源积极主动开展跨文化传播。而国家形象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资源直接影响着对外传播的效果。“民气”与素质就和国家形象息息相关。
要看到，由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还很漫长，在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会处在自我心态调整和自我素质提高的过程。为了民族尊严、民族利益，表达人民的意志，“民气”当然非常可贵。但要使它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化“民气”为民智、民力，使它真正造福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爱国的激情与大国的理性要有机地统一起来。
我们需要一种走出历史悲情同时又秉持“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情怀的健康大国的心态。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和和平外交政策，以及世界和周边的国际环境，都要求我们的人民具有更高的理性看待国际关系的博弈，以最高明的智慧在高度竞争的世界民族之林中与绝大多数国家和平共处并实现国家利益的相对最大化。
因此，最为艰巨的任务可能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我们要在坚持做好对日传播工作的同时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调整、保持一种与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相称的健康心态。
(作者系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