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会“思考”，治理才高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伴随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数字化时代给乡村治理带来重大发展机遇，推动了乡村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在乡村数字治理探索方面，宁波走在全国城市前列，像鄞州的“掌上智村”、宁海的“村民e点通”、余姚谢家路村的“智慧板凳”等，形成了一批典型模式，有效提升了宁波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但和城市相比，数字信息在农村基层的应用依旧存在着不少障碍，理念转变困难、信息基础薄弱、内生动力不足等短板问题还较为突出。笔者认为要让数字技术真正在乡村落地开花，需要做到“四个新”。
　　一是树立新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日前，国家网信办发布的2020年《数字中国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到3.09億。数量如此庞大的网民群体，为开展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要学会打破思维定式，从封闭式管理走向开放式管理，从依靠经验转向数据分析，从被动处理转向事前预测。同时，要增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和本村事务的意愿与能力，引导政务“网上办”、村事“网上议”、意见“网上提”，真正开启“由下而上”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二是做好新基建。互联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数字治理的基石。虽然，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但相对于城市信息数字化发展脚步，乡村数字资源建设呈现普遍滞后、资源利用率低下的状态。2019年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到，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加大对数字乡村的经费投入，适当增加数字乡村建设的硬件、软件、服务等信息设施的投入比重。就宁波而言，乡村光纤和4G网络已实现了全覆盖，达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标准，但像公共触摸屏、信息公开屏等终端尚未广泛配备。为此，要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围绕乡村公共管理、自治协商、综合治理等场景应用，支持乡村基础设施与服务终端数字化改造，特别是对山区、海岛的一些偏远镇村，按照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原则，重点给予政策扶持和资源配给。
　　三是培养新人才。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素，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推进乡村数字治理的关键。在一些村庄，不管人口结构如何，只要有一到两个热心的年轻人，就可以让数字治理平台实实在在为村民服务。为此，要做好“增量”，选派一批懂信息技术的青年干部，到乡村帮扶数字化建设。通过深入实施“两进两回”工程，鼓励青年人才、乡贤人士等群体回村发展乡村产业，带动村民群众共建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要做好“存量”，将数字化技能培训纳入村民培训工作，发挥远程教育、网络社交平台作用，培育一批具备互联网思维和信息化应用能力的新时代农民。
　　四是探索新模式。数字工具说到底还是工具，只有使用才能发挥效用。宁波的农村，大大小小，情况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有的村庄本身产业较为发达，有大量外来人口流入，数字化范围就不仅是本村村民，还要涵盖外来人口。像余姚谢家路村针对村里外来人口多，开发推广“智能门锁”应用，实现了对租房情况的监控，也减少了租房纠纷问题。而有的村庄人口流失严重，为避免资源投入浪费，数字乡村建设暂时就不需要开发过多应用，能满足现有村民基本需求即可。因此，应鼓励各镇村结合当地区域特点、人群特征、文化特色等因素，针对性地设计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内容。
　　“乡村治，天下安。”数字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在数字信息为乡村治理赋能的道路上，要转变思想观念，加大基建投入，培育人才队伍，发挥科技效能，使数字信息为乡村治理赋予更多生机与活力。
　　责任编辑：胡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