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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不仅是贸易本身的竞争，也是背后制度乃至国际经济体系的竞争，同时还是政府可支配资源和国内生产力之间的竞争——这是大国竞争的开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或许新的世界秩序就在中美的贸易战和制度竞争中诞生。
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自由贸易对战贸易保护”也是他们之间的主要战场之一。贸易战，不仅是贸易本身的竞争，也是背后制度乃至国际经济体系的竞争，同时还是政府可支配资源和国内生产力之间的竞争——这是大国竞争的开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伊始，随着人类航运技术的提升、对黄金白银的渴求以及探险的推动，引起了全球航运的大发展。葡萄牙、西班牙成了前往东方的贸易先锋。荷兰共和国后来者居上，1595至1602年间，荷兰各省共派出了15支船队、共65艘船前往亚洲，一下子超过了葡萄牙跃居第一，而葡萄牙在1591至1601年间，只派出了46艘船。英国也随之大力发展亚洲航运，并于1600年成立英国东印度公司。1602年3月2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荷兰议会批准成立。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采取垄断经营，展开了残酷的竞争。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1602年，投资额总共达到642万荷兰盾，其中阿姆斯特丹的1143位股东投资了367万盾，泽兰的246位股东130万盾，这两个商部占据了公司股本的大多数。阿姆斯特丹有88位投资人，每人的投资数都在1万盾以上；在泽兰，37位主要股东提供了77万盾的资本。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再由公司所有人直接管理，而是由董事会进行管理。1609#荷兰成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经营货币兑换、存款、贷款和客户转账业务，为整个欧洲提供金融服务。1609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完成了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制度革新。还是1609年，荷兰的格老修斯提出“公海”概念，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上自由”是荷兰开展商业活动的指导原则。“海上马车夫”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海上运输，在17世纪执世界航运业之牛耳。
十七世纪可谓是荷兰的世纪。荷兰的“公海”概念、银行和股票交易所正是自由贸易的体现。强大的资金供给能力、海外贸易和航运业形成了良性循环，为国家在竞争中积累了优势。荷兰甚至为与荷兰交战的国家提供航运服务和金融服务，同时也要求其他与荷兰竞争的国家对荷兰开放航运和金融领域。
但是新兴大国英国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奉行重商主义，挑战了荷兰确立的自由贸易原则。英国重商主义以赚取财富为目的，利用殖民地的原材料大量生产产品，之后再向殖民地进行商品倾销，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为此必须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在自己本土和殖民地的商业往来中排除别国的竞争。1651年10月，克伦威尔领导的英吉利共和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个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法案一《航海条例》，规定凡是外国船只停泊英国港口必须收取15%的关税。英国政府开始了长期实施限制进口、支持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此后，两国围绕着“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口诛笔伐，展开制度竞争，甚至爆发了第一次英荷战争。第一次英荷战争与以往为了领地、信仰的战争不同，是第一次为那种贸易政策占优而战的战争。该场战争中，双方各有胜负，但是荷兰最后关头溃败，签订了明斯特条约，承认了英国的《航海条例》。英国政府据此保障了本土的产业发展，并排除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荷兰在贸易上的竞争，税收和关税增加，政府可支配资源增多。马汉认为“国内产品——海洋运输—一殖民地”正是海权的组成要素。英国人凭借着重商主义积累的大量财富、政府持续在海军上的投入，海军得以大力发展，形成了经济和军事的良性循环，最终超越了荷兰、打败了西班牙和法国，成为新的大国。
荷兰著名航海时代画家塞艾蕾的油画，描绘了十七世纪繁忙的港口与高大的先进商船。
完成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罗素政府在1849年废除大部分《航海条例》，至1854年完全废除。英国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开始推行，在国际上重新扛起了“自由贸易”的大旗。
日不落帝国虽然在经济和军事上无人能敌，但是还有些国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均势，引起了英国的猜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和美国成为领头者，英国反倒碌碌无为。当英国丧失经济第一强国的地位后。自由主义政策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与挑战。英国对其他国家免征关税，向别国商品敞开大门，很快后期的工业化国家利用廉价生产力和贸易保护，保护了本国企业、限制了英国产品，逐渐占领了英国的海外市场。二十世纪初，在新兴大国德国进行关税保护政府获得更多资源发展军事力量的时候，英国的失策在于依旧坚持自由贸易，生产力外流使得本国政府可支配资源减少，英国不得已放弃两强海军政策。
1902年1月，外交部与日本结盟，将亚洲分舰队调回英国，提升欧洲战力。1904年英国允许前对手法国发展舰队。1905年自由党重新执政，首相坎贝尔-班纳曼、财政大臣阿斯奎斯，外交部长格雷都是自由主义者。1907年允许前对手俄国舰队的发展。此后英法俄缔结了三国协约，以对抗德国主导的奥利地、德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到了1912年，德国海军的发展已经强大到英国海军部必须撤回地中海舰队才能保证在北海海域的优势。1917年4月后，日本控制了西太平洋，美国控制了东太平洋，英法意控制了地中海，英国在美国的帮助下控制着北海并制服了德国潜艇。
二战后，美国接替英国成为新的大国。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吸取了英国衰落的教训，一直致力于寻找崛起的大国作为潜在的敌人。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分散了美国的关注力，但是十几年后对手已经难成气候。这时美国重新集中全力防备一个新兴快速发展的大国。特朗普选择中国作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整个美国从商界到政界重新调整对华关系的共识体现。
所以，从历史的发展眼光来看，最近中美的贸易摩擦升级就不是孤立的。中国作为崛起大国也并没有使用崛起大国惯用的贸易保护手段，而是扛起了原来属于守成大国的职责——“自由贸易”。定位和手段的关系跳脱了历史的窠臼，中国也许可以借此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或许新的世界秩序就在中美的贸易战和制度竞争中诞生。
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自由贸易对战贸易保护”也是他们之间的主要战场之一。贸易战，不仅是贸易本身的竞争，也是背后制度乃至国际经济体系的竞争，同时还是政府可支配资源和国内生产力之间的竞争——这是大国竞争的开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伊始，随着人类航运技术的提升、对黄金白银的渴求以及探险的推动，引起了全球航运的大发展。葡萄牙、西班牙成了前往东方的贸易先锋。荷兰共和国后来者居上，1595至1602年间，荷兰各省共派出了15支船队、共65艘船前往亚洲，一下子超过了葡萄牙跃居第一，而葡萄牙在1591至1601年间，只派出了46艘船。英国也随之大力发展亚洲航运，并于1600年成立英国东印度公司。1602年3月2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荷兰议会批准成立。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采取垄断经营，展开了残酷的竞争。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1602年，投资额总共达到642万荷兰盾，其中阿姆斯特丹的1143位股东投资了367万盾，泽兰的246位股东130万盾，这两个商部占据了公司股本的大多数。阿姆斯特丹有88位投资人，每人的投资数都在1万盾以上；在泽兰，37位主要股东提供了77万盾的资本。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再由公司所有人直接管理，而是由董事会进行管理。1609#荷兰成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经营货币兑换、存款、贷款和客户转账业务，为整个欧洲提供金融服务。1609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完成了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制度革新。还是1609年，荷兰的格老修斯提出“公海”概念，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上自由”是荷兰开展商业活动的指导原则。“海上马车夫”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海上运输，在17世纪执世界航运业之牛耳。
十七世纪可谓是荷兰的世纪。荷兰的“公海”概念、银行和股票交易所正是自由贸易的体现。强大的资金供给能力、海外贸易和航运业形成了良性循环，为国家在竞争中积累了优势。荷兰甚至为与荷兰交战的国家提供航运服务和金融服务，同时也要求其他与荷兰竞争的国家对荷兰开放航运和金融领域。
但是新兴大国英国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奉行重商主义，挑战了荷兰确立的自由贸易原则。英国重商主义以赚取财富为目的，利用殖民地的原材料大量生产产品，之后再向殖民地进行商品倾销，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为此必须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在自己本土和殖民地的商业往来中排除别国的竞争。1651年10月，克伦威尔领导的英吉利共和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个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法案一《航海条例》，规定凡是外国船只停泊英国港口必须收取15%的关税。英国政府开始了长期实施限制进口、支持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此后，两国围绕着“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口诛笔伐，展开制度竞争，甚至爆发了第一次英荷战争。第一次英荷战争与以往为了领地、信仰的战争不同，是第一次为那种贸易政策占优而战的战争。该场战争中，双方各有胜负，但是荷兰最后关头溃败，签订了明斯特条约，承认了英国的《航海条例》。英国政府据此保障了本土的产业发展，并排除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荷兰在贸易上的竞争，税收和关税增加，政府可支配资源增多。马汉认为“国内产品——海洋运输—一殖民地”正是海权的组成要素。英国人凭借着重商主义积累的大量财富、政府持续在海军上的投入，海军得以大力发展，形成了经济和军事的良性循环，最终超越了荷兰、打败了西班牙和法国，成为新的大国。
荷兰著名航海时代画家塞艾蕾的油画，描绘了十七世纪繁忙的港口与高大的先进商船。
完成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罗素政府在1849年废除大部分《航海条例》，至1854年完全废除。英国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开始推行，在国际上重新扛起了“自由贸易”的大旗。
日不落帝国虽然在经济和军事上无人能敌，但是还有些国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均势，引起了英国的猜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和美国成为领头者，英国反倒碌碌无为。当英国丧失经济第一强国的地位后。自由主义政策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与挑战。英国对其他国家免征关税，向别国商品敞开大门，很快后期的工业化国家利用廉价生产力和贸易保护，保护了本国企业、限制了英国产品，逐渐占领了英国的海外市场。二十世纪初，在新兴大国德国进行关税保护政府获得更多资源发展军事力量的时候，英国的失策在于依旧坚持自由贸易，生产力外流使得本国政府可支配资源减少，英国不得已放弃两强海军政策。
1902年1月，外交部与日本结盟，将亚洲分舰队调回英国，提升欧洲战力。1904年英国允许前对手法国发展舰队。1905年自由党重新执政，首相坎贝尔-班纳曼、财政大臣阿斯奎斯，外交部长格雷都是自由主义者。1907年允许前对手俄国舰队的发展。此后英法俄缔结了三国协约，以对抗德国主导的奥利地、德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到了1912年，德国海军的发展已经强大到英国海军部必须撤回地中海舰队才能保证在北海海域的优势。1917年4月后，日本控制了西太平洋，美国控制了东太平洋，英法意控制了地中海，英国在美国的帮助下控制着北海并制服了德国潜艇。
二战后，美国接替英国成为新的大国。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吸取了英国衰落的教训，一直致力于寻找崛起的大国作为潜在的敌人。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分散了美国的关注力，但是十几年后对手已经难成气候。这时美国重新集中全力防备一个新兴快速发展的大国。特朗普选择中国作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整个美国从商界到政界重新调整对华关系的共识体现。
所以，从历史的发展眼光来看，最近中美的贸易摩擦升级就不是孤立的。中国作为崛起大国也并没有使用崛起大国惯用的贸易保护手段，而是扛起了原来属于守成大国的职责——“自由贸易”。定位和手段的关系跳脱了历史的窠臼，中国也许可以借此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或许新的世界秩序就在中美的贸易战和制度竞争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