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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22日，平江城突然枪声大作。彭德怀、滕代远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因时间仓促，起义部队当时没有与平江党组织联系上。起义的枪声响起后，隐蔽在钟伟家的地下党袁克歧断定城里出了大事，便派17岁的钟伟进城了解情况。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枪声。”钟伟将军回忆，“开始我以为是谁家办红白喜事放的鞭炮。当听袁老师说是枪声时，我是硬着头皮进城了解情况的。后来大家都说我勇敢，其实我那天害怕得腿肚子都发抖了。世界上没有天生勇敢的人！”
1947年3月8日，我军发起三下江南战役，战役的目的是首先集中主力歼灭德惠东北大房身的新l军。
8日晚，钟伟接到林彪命令，要5师北进至中长路东配合1纵歼灭大房身之敌。当钟伟率5师经过朝阳川北时，隐约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的枪声。据侦察，得悉敌88师尚在靠山屯及其周围。钟伟立马判断：这是立足未稳之敌，可以打！
林彪第二次来电，严肃命令钟伟速去大房身。钟伟却回电：“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然后，5师吃掉了姜家屯一个营，王奎店一个营没啃动，退守至靠山屯。
林彪第三次来电，催促执行总部意图。而这时，敌88师和87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
究竟是打还是走？当时5师领导大部分主张走。他们认为，我师孤军攻击敌人胜算不大。只有钟伟一人主张打，理由是敌88师在退却中，立足未稳。士气不振，我歼其一部有把握。如果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势必与敌行军纵队交叉，被迫投入战斗，仗也打不好。军情如火，形势不容许“集体领导”。钟伟拍起桌子：“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
5师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林彪回电：“这儿情况如何如何，是歼敌的好时机，我就在这儿打了，让1纵他们都来配合我吧！”
林彪接到电报后认为，现在战场形势已变，部署必须变，当即回电：“改变原来的作战部署，将歼灭大房身之敌部署改为监视，令1师、6师和6纵向靠山屯附近集结，集中主力歼灭敌88、87师。”12日，1纵1师在郭家屯与敌88师遭遇，毙伤敌800多人，俘敌1190多人。1纵2师、3师也按时赶到靠山屯，将敌87师主力歼灭。
战后有人说：“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把林总也指挥了。”林彪却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
新中国成立后，钟伟曾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面对着一派和平景色，钟伟和所有饱经战争磨难的人一样，真的以为枪声远去了。
1959年的夏天，钟伟似乎又听到了枪声。
那是在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军委扩大会上。会议一开始，钟伟还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心情轻松地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在庐山会议期间，钟伟正在苏联访问，和庐山会议的当事人没有一点瓜葛。钟伟根本就没有想到，在会议的进程之中，钟伟自己竟不知不觉地成了“彭黄集团的积极追随者”。 会议第三天，在分组的背靠背的批判中，空军放了两颗“重型炮弹”。一颗是空军副政委吴法宪放的。他说黄克诚在长征途中下令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团级干部。另一颗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放的。他揭发黄克诚在苏北三师时贪污了许多黄金。
黄克诚既谋财又害命，真是罪该万死！
可巧的是这两条“罪行”都与钟伟有关。吴法宪说，黄克诚枪毙一军团的人时，钟伟是现场监刑的。另一位高级干部说，黄克诚贪污黄金的事，钟伟可以作证。
钟伟从平静的港湾一下子被推上了波峰浪谷。会议休息时，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海军政委苏振华私下劝钟伟，就说时间过去太长了，记不清了！然而，钟伟没有那样做。他清了清嗓子，以当事人的身份叙述了第一件事的来龙去脉：
那是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配合作战的一军团一个干部却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按照钟伟的性格，如果他是自己的部属，钟伟早就把他毙了。正因为他是一军团的人，钟伟特意问了在场的一军团的罗瑞卿：“你看怎么办？”罗瑞卿毫不犹豫地回答：“执行战场纪律！”
此时，全场“鸦雀无声”，而钟伟的声音却越来越高：
“第一，这件事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他也不知道这回事。和黄克诚也没有关系。第二，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林总，林总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我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来杀我们！第三，当时一军团的罗瑞卿同志在场，他也同意我们的枪决处理。”
对于第二件事，钟伟说：“我是黄克诚下面的旅长，不是后勤部长，不管财，有多少钱都不知道，无法证明。再说，那么多黄金不是小数目，要用汽车拉，他（黄克诚）那里放？”
说着说着，钟伟把自庐山会议以来本该深深埋在心底的刺痛，也一古脑儿端出来：“我们大家都是军人，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枪毙一两个怕死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
刹那间，会场乱了起来。
据说，罗瑞卿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这次会议情况。毛泽东无言、沉思。接着，拿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奋笔疾书：“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摘自《开国战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枪声。”钟伟将军回忆，“开始我以为是谁家办红白喜事放的鞭炮。当听袁老师说是枪声时，我是硬着头皮进城了解情况的。后来大家都说我勇敢，其实我那天害怕得腿肚子都发抖了。世界上没有天生勇敢的人！”
1947年3月8日，我军发起三下江南战役，战役的目的是首先集中主力歼灭德惠东北大房身的新l军。
8日晚，钟伟接到林彪命令，要5师北进至中长路东配合1纵歼灭大房身之敌。当钟伟率5师经过朝阳川北时，隐约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的枪声。据侦察，得悉敌88师尚在靠山屯及其周围。钟伟立马判断：这是立足未稳之敌，可以打！
林彪第二次来电，严肃命令钟伟速去大房身。钟伟却回电：“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然后，5师吃掉了姜家屯一个营，王奎店一个营没啃动，退守至靠山屯。
林彪第三次来电，催促执行总部意图。而这时，敌88师和87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
究竟是打还是走？当时5师领导大部分主张走。他们认为，我师孤军攻击敌人胜算不大。只有钟伟一人主张打，理由是敌88师在退却中，立足未稳。士气不振，我歼其一部有把握。如果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势必与敌行军纵队交叉，被迫投入战斗，仗也打不好。军情如火，形势不容许“集体领导”。钟伟拍起桌子：“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
5师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林彪回电：“这儿情况如何如何，是歼敌的好时机，我就在这儿打了，让1纵他们都来配合我吧！”
林彪接到电报后认为，现在战场形势已变，部署必须变，当即回电：“改变原来的作战部署，将歼灭大房身之敌部署改为监视，令1师、6师和6纵向靠山屯附近集结，集中主力歼灭敌88、87师。”12日，1纵1师在郭家屯与敌88师遭遇，毙伤敌800多人，俘敌1190多人。1纵2师、3师也按时赶到靠山屯，将敌87师主力歼灭。
战后有人说：“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把林总也指挥了。”林彪却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
新中国成立后，钟伟曾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面对着一派和平景色，钟伟和所有饱经战争磨难的人一样，真的以为枪声远去了。
1959年的夏天，钟伟似乎又听到了枪声。
那是在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军委扩大会上。会议一开始，钟伟还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心情轻松地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在庐山会议期间，钟伟正在苏联访问，和庐山会议的当事人没有一点瓜葛。钟伟根本就没有想到，在会议的进程之中，钟伟自己竟不知不觉地成了“彭黄集团的积极追随者”。 会议第三天，在分组的背靠背的批判中，空军放了两颗“重型炮弹”。一颗是空军副政委吴法宪放的。他说黄克诚在长征途中下令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团级干部。另一颗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放的。他揭发黄克诚在苏北三师时贪污了许多黄金。
黄克诚既谋财又害命，真是罪该万死！
可巧的是这两条“罪行”都与钟伟有关。吴法宪说，黄克诚枪毙一军团的人时，钟伟是现场监刑的。另一位高级干部说，黄克诚贪污黄金的事，钟伟可以作证。
钟伟从平静的港湾一下子被推上了波峰浪谷。会议休息时，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海军政委苏振华私下劝钟伟，就说时间过去太长了，记不清了！然而，钟伟没有那样做。他清了清嗓子，以当事人的身份叙述了第一件事的来龙去脉：
那是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配合作战的一军团一个干部却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按照钟伟的性格，如果他是自己的部属，钟伟早就把他毙了。正因为他是一军团的人，钟伟特意问了在场的一军团的罗瑞卿：“你看怎么办？”罗瑞卿毫不犹豫地回答：“执行战场纪律！”
此时，全场“鸦雀无声”，而钟伟的声音却越来越高：
“第一，这件事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他也不知道这回事。和黄克诚也没有关系。第二，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林总，林总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我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来杀我们！第三，当时一军团的罗瑞卿同志在场，他也同意我们的枪决处理。”
对于第二件事，钟伟说：“我是黄克诚下面的旅长，不是后勤部长，不管财，有多少钱都不知道，无法证明。再说，那么多黄金不是小数目，要用汽车拉，他（黄克诚）那里放？”
说着说着，钟伟把自庐山会议以来本该深深埋在心底的刺痛，也一古脑儿端出来：“我们大家都是军人，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枪毙一两个怕死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
刹那间，会场乱了起来。
据说，罗瑞卿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这次会议情况。毛泽东无言、沉思。接着，拿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奋笔疾书：“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摘自《开国战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