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与字帖耳鬓厮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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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新,生于1967年,祖籍辽宁。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第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作品被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等收藏。
  所谓书者,心之画也。练书法的人最看中的是心若止水,否则便难以写出平和的横竖撇捺。然而,对王家新而言,最近要做到平和,靠创造安静的外部环境是不大可能了。一个月来,他除了日常工作,还得忙于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个人书法临摹展,尤其周末更不得空——除了良师益友捧场,还有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小学生前来观展。
  四周喧嚣,但当与《环球人物》记者说起书法,王家新的语气变得静、淡、慢。“书法传承的必由之路就是临摹,这次展览就是在向经典致敬,”他说,“这些临摹作品都是我日常书写的点滴,没有功利性,是很安静的东西。”
  倘若书写是一场修行,王家新显然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他每天晚上10点开始临摹,从王羲之到苏东坡,常到深夜2点也未有倦意。“就像太极拳一样,一点也不累。人在长时间安静后容易进入感觉,突然心有所会,意识到原来这一笔该是这样的啊!”
  众里寻他千百度,经典在那些静谧的夜晚,历久弥新。
  “临摹没有所谓的一见钟情”
  第一次看到王家新的临摹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张海就被作品水平之高、数目之多所震动,称赞展览“高、大、全”。30余件楷书临摹作品一一陈列,颜筋柳骨,无一笔不合法度。“很多人问我,这么多作品准备了多久?事实上,这些都是我9年来的积累。国家图书馆想找60个人的作品办临摹展(宋元善拓暨全国书法临摹展),楷书很少,知道我在临摹楷书就到我这儿借,结果越借越多,最后变成了展览。”王家新谈起这次展览的来由。
王家新临摹的颜真卿《多宝塔碑》。

  在人人标新立异的时代,王家新对临摹的坚持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他把临摹称为“回炉”,因为这种写字的形式是书法中最基础的一节。他临摹的字体也是最基础的楷书,一笔一画,法度森严。
  在他人看来,这多少有些不合常理。王家新6岁练书法,19岁举办个展,43岁当选中国书协最年轻的副主席。他从40岁竟又拿起描红本,从唐楷写起。儿子问他:“这不是小孩子做的事吗?你是大人了,是书法家了,为什么还这么写?”他回答:“是你爷爷让我这么写的。”
  父亲是王家新书法上的启蒙老师,也是最爱给他泼冷水的人。王家新刚当选书协理事那几年,想方设法找自己的风格,鲜少坐下临摹。即便是临摹,也是写些行草书。父亲对此不太满意,说:“不会写楷书算什么书法家?”一次,王家新拿着用小楷抄写的自创诗作给父亲看,老爷子不以为意,批评王家新写得“不在体儿”,并说:“写楷书要让人看出你学的是谁,王羲之还是颜真卿、柳公权,要抓特点。你得临摹字帖,把每个字都整明白了,不能提笔时现琢磨。”父亲一言如醍醐灌顶,王家新知道自己的字该“回炉”了。
  王家新的临摹追求字、意兼备。在形上,他从描红写仿开始,放下苦心追求的个人风格,主张实临,有时从晚上10点写到第二天下午2点,连续书写十几个小时,好让肌肉记住用笔力度;在意上,他读大量的文史哲古书,从四书五经乃至十三经体系,都细细研读,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书法毕竟不是技术活,如果你不读书,你的字只能叫字,将来只能当字匠。字能不能更有高度、更有境界,就要看有没有在字外下功夫,做到内外兼修。”
  临摹是技法的再造,亦是记忆的回归。9年间,每次描红,王家新都感觉好像回到了少年时代,在父亲的“逼迫”下练习书法。“父亲每天在报纸左边写‘为人民服务’等简单的词,写柳体,我要在空白处补满,晚上交卷,很不情愿。”
  “但是,临摹就是这样,要与字帖经历漫长的‘耳鬓厮磨’,要与纸砚慢慢地纠缠,才能在夜深人静时灵光一现,得以开窍,临摹没有所谓的一见钟情。如今,我经常会写到某个字时,突然领悟父亲当年所讲的道理,真实不虚。”
  “回顾经典,才能更顽强地活在当下”
  外人称呼王家新王主任或者王主席,前者是他在财政部的职位,后者则是在中国书协的。一个是志于道的行政工作,一个是游于艺的文化工作,平衡二者的关系是一门不小的学问。“我白天工作绝不谈书法,每天晚上临摹、抄书、写诗、记日记,就是我停一停的阶段。现代人走得太快,灵魂跟不上。”
  王家新自认是个有文艺情结的人。少年时代看了鲍方主演的《屈原》,他被其中的情怀打动,独自徘徊街头思考,彻夜不归;他爱诗歌、电影,曾连续6届担任中国电影华表奖的评审。当年选大学专业,父亲给他建议,从实际角度出发,选择会计专业,但王家新一直没有放弃书法。当时的东北财经大学,有一个大画室,王家新作为学生会主席负责看管,就时常在里面写字。
  相对于艺术,王家新对数字并不敏感,但他会用最“笨”也最直接的方法把理性数字和感性想象连接起来——背大事年表。“苏东坡生于1037年,乌台诗案是在1079年,他被贬谪黄州(现湖北黄冈)3年后写下《黄州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对于历史名人的生卒,重要事件的发生日期,王家新熟记于心。
2015年12月,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谢云(右)在王家新的个人临摹展现场。
  进入财政部工作后,他有了更多接触文化界的机会,结识了许多大师。他去季羡林先生家拜访,季老领他参观家中陈设,“一排一排的柜子,都是线装典籍。”季羡林先生说自己没学问,只是研究些东方学,谦虚到让后辈无地自容,“从此,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越有学问就越谦虚、越平和。”
  2004年,有关部门鉴定清理“文革”后查封的文物,王家新与启功先生、傅熹年先生都在场。那天阳光和煦,两位老先生喜不自胜,对着一件文物就能说出它的历史和故事,堪称鉴定界的掌故派、活国宝。王家新把那天的情景写进自己的新作,他说:“和他们在一起,如同面对魏晋的士人,你可把世俗的一切都抛开,那是对心灵的洗礼,是无法抹去的永恒记忆。”
  2005年,启功先生去世。老先生遗体告别那天,王家新在灵堂外站了3个多小时,“我感觉不只是一个人去世了,而是一个书法时代的终结。”
  大师们生活、做学问的境界,也是王家新所追求的。最近他的一句话在书界“出名”——“书法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是书法本身,还有书法衍生的平和心态。多年来,王家新几乎没有应酬,早晨起床走路锻炼,白天上班,下班全家大圆桌吃饭,然后便开始深夜的书写。“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非常养人,不是养健康,而是养心性。”午夜时分,王家新的书房内沉香、墨香、宣纸香,给人一种穿越之感。
  “这一切古典的东西给我们很柔软的内心,但是又培养人很刚强的思想。有时候享受古人的慢生活,你的内心宁静了,对社会也是种贡献。”
  “书法里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各种要素”
  《环球人物》:在研习、临摹各家书法9年后,您是否想过开创自己的风格呢?
  王家新:董其昌说南北大宗,要想开宗立派,必须有自己的风格,这是每一个书法家或者艺术家望眼欲穿的东西。但是,毛泽东说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什么说出新,不说创新呢?创新是创造一个新的,出新则是在吸收传统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新意。
  我想,书法的风格是在继承传统、广纳百家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而不是刻意去找姿态,找一些符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达到一点高度,有自己的面目就行了。过去启功先生、沈鹏先生、赵朴初先生六七十岁才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我觉得应该低头干活,抬头看路,如果不去做功课,将来就是空中楼阁。
  鲜明的风格来自对传统文化乃至当代优秀书法家的精华吸收,加以自己的融合提炼形成的。
  《环球人物》:习总书记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的DNA,您如何解读这句话?
  王家新:首先,汉字太重要了,汉字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传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书法作为文字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不能仅仅被规定为一种艺术,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文明的承载。书法里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各种要素,它是一种集中表达。因此,毕加索、马蒂斯都要在中国书法里找一些线条、韵律的构成和阴阳的对比。
  各国都有文字,但真正叫书法的只有中国。刘奇葆同志最近提到书法的“四有”,即书中有文、书中有道、书中有人、书中有德,把书法的要义和内涵说得很清楚。
  《环球人物》:对于现在的青少年书法普及和教育现状,您怎么看?
  王家新:上世纪70年代,也就是我小的时候,上学都有书法课。现在书法进校园,提议很好,措施很好,但落实不到位,因为缺教材、缺师资。
  事实上,书法进校园,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进校园,它和古诗词、绘画一样,里面有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对于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乃至其他课程都会有好的作用。这么多年来,我能在人群里相处得很和谐,工作比较扎实,与我的书法训练分不开,书法是一个非常有美感的传统艺术,值得一生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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