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缘。而我，30多年一直对山西科技报刊情有独钟。这种挥之不去的情缘，或许缘于我个人的经历。
　　我出生在太行深山的一个贫困农家，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一直梦想着找到一条捷径，能过上温饱的日子。
　　知识改变命运，成了我学习的动力。
　　初中一年级，学校组织植树，而春天种下的10000多棵一米多高的油松树，竟然一株也没有成活，数百名师生一周艰辛的汗水也全部付之东流。再加上许多地方年年植树不见树、岁岁造林不见林，更让我大惑不解。
　　中学毕业，返乡务农4年，正值“文革”学大寨高潮，粮食“过黄河，跨长江”“一出勤，两送饭，晚上还要加班干”。坡光了，地平了，肚子也能填饱了。但光山秃岭依旧，洪涝灾害更加肆虐，贫困仍然如影随形。
　　全村人拼死拼活，怎么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作为技术员、团支书、生产队长的我，请教了许多人，都没有满意的答案。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于报刊杂志。可学术期刊已全部停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书刊已被作为四旧全部烧掉了。
　　我煞费苦心，终于找到了内部刊印的一本農业技术科普小册子，如获至宝的我爱不释手，边看边试，居然解决了许多常见的生产技术难题，也淘汰了“清朝的谷子，明朝的豆，抗战时期的金皇后”，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小九九”。
　　这才让我充分认识到，只有依靠科技，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因此，强烈的求学愿望与日俱增。没想到，命运真的成全了我。我被推荐选拔为“文革”中全县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在山西农大（当时叫山西农学院），我废寝忘食地徜徉在农业知识的海洋中，奔走于实验田与实验室间，还经常登门请教有丰富经验的老师，把收集来的新品种和技术资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家乡，并手把手地教村民，大家受益匪浅，我们村也因此一直被评为“太行深山科技村”，我也被媒体宣传为“穷山旮旯引路人”。
　　毕业留校3年，我就获得多项国家和省级科技成果奖。1977年还参加了全省首届科学大会，1978又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当时全国的科技成果大都成为样品、展品、礼品、纪念品，就是变不成产品、商品和用品。
　　我愤然兼起了山西农大开发办主任，组织全校师生搞科技开发推广，但毕竟还是范围有限。我是多么希望能有几个科普宣传窗口，把积压多年的科技成果推广到社会上去，传播到农民手中，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让更多的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
　　拨乱反正，科普刊物陆续复刊和创刊，我欣喜若狂，《山西科技报》《科技消息报》《山西农民》《科学之友》《种子通讯》等都成为我学习的良师益友。头几年，为避“名利思想”“白专道路”之嫌，我的文章均以不同的笔名发表。
　　我不仅成为科技报刊的忠实读者、作者；《山西科技报》等还曾聘我为特约记者；《山西日报农村版》、山西科普报刊社等聘我为顾问。
　　20世纪80年代我成为科技县长后，积极倡导，大力推动科技报刊的发行、普及。并且，每年选择几百项实用技术编辑成册，发给农民。平日里更是不断地给农民发“科技明白卡”“一年早知道”等。
　　尽管后来我离开了农业战线，也很少发表农业科普文章，但依然十分关心曾给我知识力量和让我有用武之地的科技报刊。而且还始终关注着，从《科技消息报》到山西科技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成立，这是十年革固鼎新、艰苦创业的发展历程。
　　前30年，我漂移宦海，身不由己，不能倾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现在，我已是自由身，有时间有精力，搭乘快速前进中的山西科技传媒集团之船，乘长风、破巨浪，驶向胜利的远方。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物联网技术的兴起，所有媒体都面临着严峻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文化事业的整体改制，科技传媒也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不进早亡，慢进迟亡！正所谓：
　　波涛汹涌海连天，百舸千帆竞浪尖；
　　风雨同舟皆努力，航母之梦早日圆。
　　所以，大家只有坚定不移地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沿着正确的航向，找准精确的航道，齐心协力，同舟共济，锐意创新，顽强拼搏，才能实现科技传媒的航母之梦，进而建成阵容强大的联合航队。
　　我的情缘因此而长期延续。
　　我的情缘因此而不断加深。李凤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