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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家李国平在文学界的声望不仅因为他是《小说评论》的主编，还在于他一直致力于对真正具有文学追求、文学含金量的作家和作品的发现和推出，致力于对新生批评力量和批评思想的发现和推出，这也是他所主编的《小说评论》的基本理念和传统。
他说，每编辑完一期刊物，都希望这些文章追求的是超越小说方面的东西，是追求一些新的思想，能够给当代批评、当代创作带来些微的刺激和启示。
他说，评论家得有职业感、有爱心、有责任感、有良知，还要有基本的普通的素养恢复、提升。但无论对于评论家还是作家来说，还需面对这样一个严酷、悲哀的事实：大部分评论实际在作家那里起不了效应，而很多作家也迟到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一
记者：作为文学评论家，您怎样看待当前高层和全社会对文化软实力及文学艺术的关注?
李国平：当前，高层对文化软实力的关注是和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倡导的思想一脉相承，文化作为软实力，是民族复兴标志的一部分。我国领导人说，中国的希望在哪里，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这种文学化的表述折射出政治家的敏感。评估当前文学艺术发展成就要着眼于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大背景。没有这些就不能公允地评估当下文学。
现在的文学基本上处于常态发展阶段，乐观的说法是持续繁荣。长篇小说一年出版1000多部，2009年超过3000部。包括地方出版社、自费书等。有人认为这些书籍有些质和量不相等，残次太多，但从总体上看，我觉得质和量大体是相当的，不可能都是好作品。“文革”前17年一共出了1000多部，好作品也就“三红一创”(《红岩》《红旗谱》《红日》和《创业史》)，要知道作家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有限的。
另一个对基本面的估计是现在的文学还葆有对现实对时代的热情，对时代的介入，这方面的意识和行为也比较突出，这些作品对历史对时代对民族进程怀有深刻的思考，有些作家的忧患感比较强，坚持独立思考，所以写出了不少有历史价值的作品。
不过有人认为这些年主流题材，或者红色革命题材作品创作的比较少，但我觉得这有深层次的问题，不能简单用“文革”前的观念解读当代的历史。
记者：在看到文学繁荣一面的同时，许多有识之士感到新时期的精品力作不多，尤其是震动人心的经典作品更少，您觉得现在我们的作家作品还存在哪些不足?
李国平：我们的文学结构很壮观，现在有一批专业作家，还有一个庞大的文学群体。这是好事，喜欢文学是喜欢精神性的东西，说明境界较高。至于问题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是部分作家的文学准备、文学基础不够。另一个是文学之外的吸收不够，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知识积累少，缺少大的思想境界。一些作家在作品里呈现的思想感不足，没有跳出来，仍就生活写生活，流水账、编故事。文学爱好者迈向专业作家的相关培训也很不够。
现在文坛都比较浮躁，小说伴生电视剧，或者对文学作品的态度缺少虔诚，功利心太重，对文学缺少耐心，今天养了羊明天就要吃羊肉，有的地方还用几十年前的领导思维领导现在的文化工作。功利心态促使他们对中央高端思想产生误读，不在文学、本体上下工夫。因此作品很肤浅，或者单纯地歌功颂德，有些作品达不到阅读水准。为什么大作品好作品少?我觉得文学作品应该继承中华民族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家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作家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提倡作家拓宽阅读面，提高思想境界。西方的大作家大多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中国的作家不敢说有几个人是这样的。
记者：随着文学创作队伍等方面发生的变化，现在的文学创作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您如何看待?
李国平：现在的文学创作格局的确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主流的专业的职业的作家在写作，现在已经三分天下了：作协专家队伍，他们对文学秉承严肃的态度；另一个是出版社的市场操作，带有一定的商业气息；还有一个是网络文学。现在越来越多的另类、边缘、网络写作者用文学表述社会、心境，这从文化大的走向上看，是一个大的进步。封建时代文人也是官员，普通劳动者没有话语权，网络写作的兴起相对话语权垄断是一种进步。
二
记者：文学大家应该通晓古今，学识渊博，您觉得目前我们的文学家借鉴中外思想智慧的能力和水平如何?
李国平：不光文学创作，现在作家面对的文学资源、思想资源要比以前丰富得多。上世纪80年代或“文革”后期思想资源很单薄。现在开始强调民族文化资源。有些作家的写作是在自觉地写作，模仿性少了，创作更能体现出中国气派。现在的作家还可以充分利用西方的思想资源。如西方进步的民主思想、文学中体现出的人文关怀，好的作品要有公共意识。这一点是咱们的作家比较缺乏的。路遥写《平凡的世界》之前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大部分是俄罗斯小说。陕西作家在创作之前都要大量进行深阅读。陈忠实写《白鹿原》前都读了几十部外国名著。要写出好作品一个是生活基础要厚，再就是必须进行深阅读。
记者：您一直呼吁说文学落在了思想的后面，如何理解?
李国平：为什么当下文学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是因为文学落在了思想界的后面。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发端于南大一个普通教师写的东西。上世纪80年代初改变农民命运的生产责任制发端于小岗村普通农民本能的生命冲动。孙志刚事件改变了中国收容制度，动力是新闻、知识界的呼吁。三农问题源于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调研与呼吁。文学一直被称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但这些年文学走在了思想界的后面，虽不是缺席者但是却是迟到者。事实上，很多精品都是记录现实或者超现实的，如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就表现了作家的敏感：农村人不能娶城里女孩子，实质是对社会二元结构的批判。贾平凹的《秦腔》是写农村离开土地的农民的苍茫感无根感，这也是中国农民面临的普遍问题。文学不是轻松的、歌功颂德的，它是社会的警示器，否则就会被边缘化。现在作家深入生活的味儿变了，都是搞一个采风，出一个报告文学集子，没有多少文学含金量。
记者：新时期的80后作家异军突起，在青年读者中很有影响，请您谈谈对新生代作家及其作品的看法。 李国平：我觉得80后作家的创作起点要高于传统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一代人创作都是从小报上的豆腐块文章开始的。现在的80后作家的文学表述能力、思想资源能力非常强，没有思想禁锢。上一代经过了剥离自己的过程。但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成长的周期和过程。还有就是传统作家不写80后、70后的生活，只能由他们写，他们不写，就留下了一段历史空白。从社会进步角度看，新生代作家也是文化界的活力，从社会走向、文明走向的角度看，对这些作家的创作要持欢迎态度。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在新生代作家大多以网络为平台写作，因此网络文学也必须面对。
记者：改革开放伟大的时代很少能看到文学经典作品，您对生产精品力作、培养文学大家有哪些建议?
李国平：一是要加强文学创作。现在很多地方不重视文学创作，单纯重视影视快速生产，因为那最容易出政绩，而文学出成果慢，是看不见的东西，抓好多作家可能只能出一两部大作。但好的影视作品都植根于文学创作，如西部电影在高峰阶段，好多片子都是从小说来的，《人生》《红高粱》等。许多编剧、画家、书法家都要读文学作品。文学是许多艺术的母体。
二是应抓基础理论建设。现在不少大学重视理工科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二者应该齐头并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很重视基础理论，现在国外有产业化的东西，但也有大的思想家，有大家式的人物，理工科学和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并不矛盾。
三是完善评奖机制。我参加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工作，评奖也是一种累积、呈示和倡导。其实我觉得每一次评奖都要着力于中国文学的推动，哪怕缓慢的一步，要让行政思想和文学思想磨合折冲，寻找一种具有文学含金量的、大的文化战略思维。
四是要加强主流文学期刊建设。我们的《小说评论》一年就七八万份。这些成果和作用与直接的政绩无关，也许引不起主管部门的积极性，但这些期刊是在不知不觉中促进文学发展，培养大家经典，不能用发行量来衡量。
三
记者：作为文学批评家，您认为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李国平：文学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思想语境、文化语境的问题。文学批评发展好的时期，恰恰是思想活跃的时期，是文学界汲取思想界营养的时期。我们可以指出中国思想界在何时遭遇了分水岭，可以批评整个思想界的献媚行为——媚权力、媚主流、媚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不应正视自身的问题。这些年来，文学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良知、勇气，在许多社会公共事物上，在许多精神探求上，中国作家采取的是集体缺席、集体回避的方式。
记者：目前的文学批评状况如何，如何提高文学批评队伍素养?
李国平：指出缺点比提出优点更难能可贵，现实地说是这样。提出优点真正挖掘出了作品的优点，非常内行，也很可贵。我知道你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感于目前的批评时尚，不负责的吹捧在当下的批评界的确很严重，这无益于作家的成长。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不一定世俗地处理好，他们之间应该构成张力。当一部作品走向市场之后，它就处于被解读、批评，甚至审判的位置，它就是一个被审者。批评家则扮演着法官或律师的角色，我们这些普通读者不妨作陪审团成员吧。这些年批评的热情减弱，部分在学校的批评家，受学校学科机制限制，为完成学科任务写批评，批评的深度和思想性不够。过去批评家和文学家共同成长，现在进行当代批评，关注当代文学、区域性文学写作的非常少，都作自己的学问去了。没有现实热情了，其实最好的学术、最好的学问应该是关注当代的、现代的社会。
对文学负责的批评态度就是有好说好，有不足坚决指出来，哪怕说错了也不要紧。但现在的批评风气不好。各种研讨会多，对文学负责的态度太少，都是应酬性的，对文学的批评和建设性的话语少了。无形中有一种圈子化。比如人情上关系比较好的就象征性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这无益于文学的进步。
他说，每编辑完一期刊物，都希望这些文章追求的是超越小说方面的东西，是追求一些新的思想，能够给当代批评、当代创作带来些微的刺激和启示。
他说，评论家得有职业感、有爱心、有责任感、有良知，还要有基本的普通的素养恢复、提升。但无论对于评论家还是作家来说，还需面对这样一个严酷、悲哀的事实：大部分评论实际在作家那里起不了效应，而很多作家也迟到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一
记者：作为文学评论家，您怎样看待当前高层和全社会对文化软实力及文学艺术的关注?
李国平：当前，高层对文化软实力的关注是和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倡导的思想一脉相承，文化作为软实力，是民族复兴标志的一部分。我国领导人说，中国的希望在哪里，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这种文学化的表述折射出政治家的敏感。评估当前文学艺术发展成就要着眼于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大背景。没有这些就不能公允地评估当下文学。
现在的文学基本上处于常态发展阶段，乐观的说法是持续繁荣。长篇小说一年出版1000多部，2009年超过3000部。包括地方出版社、自费书等。有人认为这些书籍有些质和量不相等，残次太多，但从总体上看，我觉得质和量大体是相当的，不可能都是好作品。“文革”前17年一共出了1000多部，好作品也就“三红一创”(《红岩》《红旗谱》《红日》和《创业史》)，要知道作家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有限的。
另一个对基本面的估计是现在的文学还葆有对现实对时代的热情，对时代的介入，这方面的意识和行为也比较突出，这些作品对历史对时代对民族进程怀有深刻的思考，有些作家的忧患感比较强，坚持独立思考，所以写出了不少有历史价值的作品。
不过有人认为这些年主流题材，或者红色革命题材作品创作的比较少，但我觉得这有深层次的问题，不能简单用“文革”前的观念解读当代的历史。
记者：在看到文学繁荣一面的同时，许多有识之士感到新时期的精品力作不多，尤其是震动人心的经典作品更少，您觉得现在我们的作家作品还存在哪些不足?
李国平：我们的文学结构很壮观，现在有一批专业作家，还有一个庞大的文学群体。这是好事，喜欢文学是喜欢精神性的东西，说明境界较高。至于问题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是部分作家的文学准备、文学基础不够。另一个是文学之外的吸收不够，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知识积累少，缺少大的思想境界。一些作家在作品里呈现的思想感不足，没有跳出来，仍就生活写生活，流水账、编故事。文学爱好者迈向专业作家的相关培训也很不够。
现在文坛都比较浮躁，小说伴生电视剧，或者对文学作品的态度缺少虔诚，功利心太重，对文学缺少耐心，今天养了羊明天就要吃羊肉，有的地方还用几十年前的领导思维领导现在的文化工作。功利心态促使他们对中央高端思想产生误读，不在文学、本体上下工夫。因此作品很肤浅，或者单纯地歌功颂德，有些作品达不到阅读水准。为什么大作品好作品少?我觉得文学作品应该继承中华民族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家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作家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提倡作家拓宽阅读面，提高思想境界。西方的大作家大多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中国的作家不敢说有几个人是这样的。
记者：随着文学创作队伍等方面发生的变化，现在的文学创作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您如何看待?
李国平：现在的文学创作格局的确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主流的专业的职业的作家在写作，现在已经三分天下了：作协专家队伍，他们对文学秉承严肃的态度；另一个是出版社的市场操作，带有一定的商业气息；还有一个是网络文学。现在越来越多的另类、边缘、网络写作者用文学表述社会、心境，这从文化大的走向上看，是一个大的进步。封建时代文人也是官员，普通劳动者没有话语权，网络写作的兴起相对话语权垄断是一种进步。
二
记者：文学大家应该通晓古今，学识渊博，您觉得目前我们的文学家借鉴中外思想智慧的能力和水平如何?
李国平：不光文学创作，现在作家面对的文学资源、思想资源要比以前丰富得多。上世纪80年代或“文革”后期思想资源很单薄。现在开始强调民族文化资源。有些作家的写作是在自觉地写作，模仿性少了，创作更能体现出中国气派。现在的作家还可以充分利用西方的思想资源。如西方进步的民主思想、文学中体现出的人文关怀，好的作品要有公共意识。这一点是咱们的作家比较缺乏的。路遥写《平凡的世界》之前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大部分是俄罗斯小说。陕西作家在创作之前都要大量进行深阅读。陈忠实写《白鹿原》前都读了几十部外国名著。要写出好作品一个是生活基础要厚，再就是必须进行深阅读。
记者：您一直呼吁说文学落在了思想的后面，如何理解?
李国平：为什么当下文学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是因为文学落在了思想界的后面。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发端于南大一个普通教师写的东西。上世纪80年代初改变农民命运的生产责任制发端于小岗村普通农民本能的生命冲动。孙志刚事件改变了中国收容制度，动力是新闻、知识界的呼吁。三农问题源于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调研与呼吁。文学一直被称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但这些年文学走在了思想界的后面，虽不是缺席者但是却是迟到者。事实上，很多精品都是记录现实或者超现实的，如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就表现了作家的敏感：农村人不能娶城里女孩子，实质是对社会二元结构的批判。贾平凹的《秦腔》是写农村离开土地的农民的苍茫感无根感，这也是中国农民面临的普遍问题。文学不是轻松的、歌功颂德的，它是社会的警示器，否则就会被边缘化。现在作家深入生活的味儿变了，都是搞一个采风，出一个报告文学集子，没有多少文学含金量。
记者：新时期的80后作家异军突起，在青年读者中很有影响，请您谈谈对新生代作家及其作品的看法。 李国平：我觉得80后作家的创作起点要高于传统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一代人创作都是从小报上的豆腐块文章开始的。现在的80后作家的文学表述能力、思想资源能力非常强，没有思想禁锢。上一代经过了剥离自己的过程。但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成长的周期和过程。还有就是传统作家不写80后、70后的生活，只能由他们写，他们不写，就留下了一段历史空白。从社会进步角度看，新生代作家也是文化界的活力，从社会走向、文明走向的角度看，对这些作家的创作要持欢迎态度。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在新生代作家大多以网络为平台写作，因此网络文学也必须面对。
记者：改革开放伟大的时代很少能看到文学经典作品，您对生产精品力作、培养文学大家有哪些建议?
李国平：一是要加强文学创作。现在很多地方不重视文学创作，单纯重视影视快速生产，因为那最容易出政绩，而文学出成果慢，是看不见的东西，抓好多作家可能只能出一两部大作。但好的影视作品都植根于文学创作，如西部电影在高峰阶段，好多片子都是从小说来的，《人生》《红高粱》等。许多编剧、画家、书法家都要读文学作品。文学是许多艺术的母体。
二是应抓基础理论建设。现在不少大学重视理工科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二者应该齐头并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很重视基础理论，现在国外有产业化的东西，但也有大的思想家，有大家式的人物，理工科学和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并不矛盾。
三是完善评奖机制。我参加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工作，评奖也是一种累积、呈示和倡导。其实我觉得每一次评奖都要着力于中国文学的推动，哪怕缓慢的一步，要让行政思想和文学思想磨合折冲，寻找一种具有文学含金量的、大的文化战略思维。
四是要加强主流文学期刊建设。我们的《小说评论》一年就七八万份。这些成果和作用与直接的政绩无关，也许引不起主管部门的积极性，但这些期刊是在不知不觉中促进文学发展，培养大家经典，不能用发行量来衡量。
三
记者：作为文学批评家，您认为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李国平：文学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思想语境、文化语境的问题。文学批评发展好的时期，恰恰是思想活跃的时期，是文学界汲取思想界营养的时期。我们可以指出中国思想界在何时遭遇了分水岭，可以批评整个思想界的献媚行为——媚权力、媚主流、媚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不应正视自身的问题。这些年来，文学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良知、勇气，在许多社会公共事物上，在许多精神探求上，中国作家采取的是集体缺席、集体回避的方式。
记者：目前的文学批评状况如何，如何提高文学批评队伍素养?
李国平：指出缺点比提出优点更难能可贵，现实地说是这样。提出优点真正挖掘出了作品的优点，非常内行，也很可贵。我知道你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感于目前的批评时尚，不负责的吹捧在当下的批评界的确很严重，这无益于作家的成长。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不一定世俗地处理好，他们之间应该构成张力。当一部作品走向市场之后，它就处于被解读、批评，甚至审判的位置，它就是一个被审者。批评家则扮演着法官或律师的角色，我们这些普通读者不妨作陪审团成员吧。这些年批评的热情减弱，部分在学校的批评家，受学校学科机制限制，为完成学科任务写批评，批评的深度和思想性不够。过去批评家和文学家共同成长，现在进行当代批评，关注当代文学、区域性文学写作的非常少，都作自己的学问去了。没有现实热情了，其实最好的学术、最好的学问应该是关注当代的、现代的社会。
对文学负责的批评态度就是有好说好，有不足坚决指出来，哪怕说错了也不要紧。但现在的批评风气不好。各种研讨会多，对文学负责的态度太少，都是应酬性的，对文学的批评和建设性的话语少了。无形中有一种圈子化。比如人情上关系比较好的就象征性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这无益于文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