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日本政府真正站出来向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万同胞道歉的那一天，我一定要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告慰这30万同胞的在天之灵。为此，我会继续努力，哪怕贡献的只是微薄的力量。”童增，最广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有艰难，更有信念，25年来，他一直奔波在民间对日索赔的路上。
　　一则报道，他从此走上了民间对日索赔之路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童增考入了四川大学经济系。1982年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任教。1986年，在而立之年，他又考入了北京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
　　“1990年4月，我受《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一则新闻报道启发，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童增告诉记者，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翻到一本跟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史料时，那一刻的心情，正是史料中一段对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百姓的采访，让他后来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民间对日索赔之路。采访中老百姓质朴的话让他震撼：“也许我明天就会被杀害，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后人一定会替我们讨回这个公道！”童增说，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也许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总该为“讨回这个公道”做点什么。
　　一段胶片，他结缘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91年3月28日上午，童增走进了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递交了一份装订工整的《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意见书。在这份“万言书”里，童增首次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首创性地提出“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的权利”，奠定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理基础，率先发起并启动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世纪大潮。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童增只是在1980年代来过南京，但是代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老人向日本政府索赔一事，让他对南京人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当时发现了日本律师提供的一段胶片，记录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位身中几十刀的妇女被送入南京鼓楼医院的画面，鼓楼医院当时是美国教会医院。”童增委托一个记者朋友辗转找到了李秀英老人，确认了胶片中的妇女正是当年被日本兵残忍刺了37刀的李秀英老人。
　　1995年8月，李秀英和731部队受害者、永安“无差别轰炸”受害者一起，赴日本打索赔官司。作为带队人的童增，却一次次被告知准备的材料不合格，最终遗憾地未能成行，但李秀英老人的坚韧和勇敢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老人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勇于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南京大屠杀期间反抗日军暴行，被刺37刀依然不屈服；上世纪90年代，对日民间索赔行动进行之初，她不顾自己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站出来赴日本打索赔官司。”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老人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享年86岁。“我会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为千千万万个像李秀英老人一样坚强善良的同胞讨回公道。”
　　一次提名，他希望国际上听到中国受害者的声音
　　2014年12月13日，迎来了我国首个国家公祭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政府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严正要求日本政府向被日军杀害的南京30万亡灵谢罪！向二战期间被日军屠杀的所有中国人谢罪！为因日本入侵中国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谢罪！”童增告诉记者，这也是中国民间机构首次以函件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杀谢罪。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而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78年，我们作为民间组织向日本政府提出谢罪要求，是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讨回公道，发出我们民族正义的呐喊，要让日本政府知道中国老百姓要求日本进行谢罪的呼声。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日本向南京30万亡灵真诚谢罪的时候，就是日本进行自我救赎的时候。”童增说，善良坚忍的中国人民一直试图原谅，然而日本政府却在一次次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通过修改教科书等方式美化侵略历史，使更多的日本人对这一段侵略历史不能拥有正确认知。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杨虎城将军的后代、全国政协委员杨翰先生在一份《把民间对日索赔纳入对日斗争大战略的建议》中，首次透露了童增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消息。当记者问及此事时，童增一改之前的情绪激动，显得平静淡定，“最后获不获奖不重要，关键是让国际上听到中国受害者的声音。”童增说，25年来，他始终相信那句话，如今也早就成了他的信念：“正义往往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