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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1949年就随中原大学来到武汉,但与密老直接接触却是在10年以后｡
大约是在1959年,我刚从草埠湖农场回到华师｡由于荒废学业已久,加以又值年少气盛之际,突发奇想打算在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上个世纪50年代,连省内跨校学术交流都很少,遑论全国性的大型学术交流,何况主题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由于院､系领导都是相知已深的老上级,他们不仅理解我的心情,而且更为重视这个建议的深远意义,因此便及时向湖北省委报告｡我提出建议以后仍然埋头从事教学工作,并未存有多大奢望,因为自己的辛亥革命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入门,而且湖北地区当时也没有前辈学者从事此项研究｡不料省委慧眼识珠,很快便作出积极反应,并安排宣传部分管社联工作的密加凡副部长具体筹划此事｡
当时湖北省社联主席是德高望重的李达校长,但各项具体工作都是由加凡同志与彭展同志主持｡由于时间已很紧迫,经过简单商讨之后,便决定兵分两路:由李秘书长与欧阳秘书赴京向宣传部直接汇报请示;委托我与北京学术界具体联络｡实际上在北京主要还是靠李秘书长,因为她延安时期就曾在马列主义学院就读,在宣传､社科战线熟人很多,工作比较方便｡我在北京住在近代史研究所,一方面向有关学者征求意见,一方面也顺便为撰写论文搜集资料｡由于时任该所所长的范文澜同志曾任中原大学校长,他对我这个中原学生关爱备至,除安排研究人员帮助我修改论文初稿并提供相关学术信息以外,还特地请刚刚从中宣部调任该所副所长的黎澍同志与我晤谈,直接给以指点｡
由于中央态度已经非常明确,湖北的前期筹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学术会议的关键是论文质量,而论文质量则决定于撰写者的水平｡鉴于湖北学者辛亥革命研究水平,除个别老专家外,一般起点都不够高｡加凡与彭展同志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经初选确定的论文作者集中进住洪山宾馆,以便全神贯注修改定稿｡二是从《理论战线》(《江汉论坛》前身)抽调两位有经验的编辑参与讨论修订｡这两项决定堪称及时雨｡一则因为粮食定量低,营养又极差,论文作者体质已经难以为继;而洪山宾馆的客餐供给标准稍高,至少可以维持基本所需热量｡再则当时多数作者比较年轻,缺乏学术论文写作经验,迫切需要有经验的资深编辑,随时给以咨询｡
正是由于省委与加凡同志的正确领导,措施得力,并且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充分发挥了大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所以在1961年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湖北学者的论文得到吴老､范老等学界前辈的一致肯定｡与此同时,湖北省社联又与湖南省社联共同策划在长沙举办王船山大型学术会议,所以加凡､彭展同志又安排武大萧萐父同志等全程参与会议活动,以便积累办会经验,让长沙会议开得更好｡总之,此次学术讨论会是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第一块里程碑,激励了我们的斗志,鼓舞了大家的信心,为武汉逐步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心锻炼了队伍,开辟了道路,堪称湖北省社联一次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进步｡
令人难忘的是以加凡､彭展同志为首的社联工作人员的良好作风｡他们除彭展因工作需要外,全部回机关食堂进餐,从不借机到洪山宾馆“蹭饭”｡就是彭展驻会与我们“三同”,经常还把自己定额的饭分给我这个食量很大的年轻人,让我有足够的精力改好两篇论文并为其他作者提供咨询｡同时,加凡同志真正是全心全意做幕后服务工作,从来没有摆出高官姿态发号施令,也没有借此次会议自我表功,连中华书局出版的会议论文集都没有列上他们的名字｡这与现今有些领导者喜欢出头露面,挂名作秀,样样占先,确实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认为“文革”前的17年,湖北省社联尽管也曾受到“左”倾路线的多次干扰,但由于加凡､彭展等领导人的优秀品质与务实作风,还是带出一支水平较高而且经得起严酷考验的人文社会科学队伍｡这是湖北省拥有的宝贵财富,而大胆启用年轻才俊,放手让他们在国内外学术论坛上锻炼成长,乃是极为成功而至今仍然管用的宝贵经验｡
“文革”结束以后,社联在中辍十年以后又恢复工作,加凡同志理所当然地被推选为首任主席｡记得10年暌别后重逢,许多友人都历经磨难,大家又复聚集在加凡同志的身边,畅叙心曲,感慨万千,恍然如同隔世｡然而更多地是渴望工作,殷切期待社联恢复运转并焕发新生活力,不仅是在思想与学术领域拨乱反正,消除十年浩劫遗留的严重负面影响,而且还要重新整合多个学科队伍,开创湖北哲学社会科学新的辉煌｡
社联恢复不久,各个学科都焕发出新的青春,而我则又复重操辛亥旧业｡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加凡同志直接领导下筹备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从1961到1981,时间已经过去整整20年,当年的少年英俊现今多已年逾半百,不过大家的心情主要是兴奋与愉快｡20年前大家只能在艰苦的条件下举办一次国内研讨会,现在却能举办一次有14个国家与地区知名学者参加的名副其实的高规格国际学术会议,岂不正好说明我们伟大祖国犹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历史潮流的进展毕竟是任何力量都难以阻遏的｡
由于中央与省委的正确领导,筹备工作在加凡同志的精心安排下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特别是中国学者提交的论文大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湖北本地学者的论文总体表现尤为出色,加以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三卷本又及时由中华书局出版,因此赢得外国学者的广泛好评｡有的外国学者甚至惊叹:“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中国学者都曾经过10年浩劫｡”海内外学术界迅速达成一个共识,辛亥革命研究的中心已经回到中国,武汉终于成为世界公认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这其中又包含多少加凡同志的心血!但他从来也没有借此自我张扬,而始终只是默默地奉献,想到的是如何把本职工作做得更好｡
我与加凡同志最后一项密切合作,便是《长江文化研究》大型丛书的编辑｡听得他的一声号召,我与其他相关学者立刻热烈响应｡当时他已年逾八十,我们不少也进入古稀之年,但士气之旺,信心之足,其情景之壮烈真像是当年佘老太君率领随同老化的杨家将奋勇出征｡经过多年共同努力,这套大型学术专著终于陆续出齐｡加凡同志能够在生前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完满实现,这是对他最好的安慰,也是我们对他表达的最虔诚的敬意｡
“望重士林,泽惠江汉｡”谨以此语献给敬爱的加凡同志,愿江汉学脉的后继者永远不要忘记这位先驱者的光辉榜样!
大约是在1959年,我刚从草埠湖农场回到华师｡由于荒废学业已久,加以又值年少气盛之际,突发奇想打算在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上个世纪50年代,连省内跨校学术交流都很少,遑论全国性的大型学术交流,何况主题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由于院､系领导都是相知已深的老上级,他们不仅理解我的心情,而且更为重视这个建议的深远意义,因此便及时向湖北省委报告｡我提出建议以后仍然埋头从事教学工作,并未存有多大奢望,因为自己的辛亥革命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入门,而且湖北地区当时也没有前辈学者从事此项研究｡不料省委慧眼识珠,很快便作出积极反应,并安排宣传部分管社联工作的密加凡副部长具体筹划此事｡
当时湖北省社联主席是德高望重的李达校长,但各项具体工作都是由加凡同志与彭展同志主持｡由于时间已很紧迫,经过简单商讨之后,便决定兵分两路:由李秘书长与欧阳秘书赴京向宣传部直接汇报请示;委托我与北京学术界具体联络｡实际上在北京主要还是靠李秘书长,因为她延安时期就曾在马列主义学院就读,在宣传､社科战线熟人很多,工作比较方便｡我在北京住在近代史研究所,一方面向有关学者征求意见,一方面也顺便为撰写论文搜集资料｡由于时任该所所长的范文澜同志曾任中原大学校长,他对我这个中原学生关爱备至,除安排研究人员帮助我修改论文初稿并提供相关学术信息以外,还特地请刚刚从中宣部调任该所副所长的黎澍同志与我晤谈,直接给以指点｡
由于中央态度已经非常明确,湖北的前期筹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学术会议的关键是论文质量,而论文质量则决定于撰写者的水平｡鉴于湖北学者辛亥革命研究水平,除个别老专家外,一般起点都不够高｡加凡与彭展同志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经初选确定的论文作者集中进住洪山宾馆,以便全神贯注修改定稿｡二是从《理论战线》(《江汉论坛》前身)抽调两位有经验的编辑参与讨论修订｡这两项决定堪称及时雨｡一则因为粮食定量低,营养又极差,论文作者体质已经难以为继;而洪山宾馆的客餐供给标准稍高,至少可以维持基本所需热量｡再则当时多数作者比较年轻,缺乏学术论文写作经验,迫切需要有经验的资深编辑,随时给以咨询｡
正是由于省委与加凡同志的正确领导,措施得力,并且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充分发挥了大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所以在1961年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湖北学者的论文得到吴老､范老等学界前辈的一致肯定｡与此同时,湖北省社联又与湖南省社联共同策划在长沙举办王船山大型学术会议,所以加凡､彭展同志又安排武大萧萐父同志等全程参与会议活动,以便积累办会经验,让长沙会议开得更好｡总之,此次学术讨论会是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第一块里程碑,激励了我们的斗志,鼓舞了大家的信心,为武汉逐步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心锻炼了队伍,开辟了道路,堪称湖北省社联一次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进步｡
令人难忘的是以加凡､彭展同志为首的社联工作人员的良好作风｡他们除彭展因工作需要外,全部回机关食堂进餐,从不借机到洪山宾馆“蹭饭”｡就是彭展驻会与我们“三同”,经常还把自己定额的饭分给我这个食量很大的年轻人,让我有足够的精力改好两篇论文并为其他作者提供咨询｡同时,加凡同志真正是全心全意做幕后服务工作,从来没有摆出高官姿态发号施令,也没有借此次会议自我表功,连中华书局出版的会议论文集都没有列上他们的名字｡这与现今有些领导者喜欢出头露面,挂名作秀,样样占先,确实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认为“文革”前的17年,湖北省社联尽管也曾受到“左”倾路线的多次干扰,但由于加凡､彭展等领导人的优秀品质与务实作风,还是带出一支水平较高而且经得起严酷考验的人文社会科学队伍｡这是湖北省拥有的宝贵财富,而大胆启用年轻才俊,放手让他们在国内外学术论坛上锻炼成长,乃是极为成功而至今仍然管用的宝贵经验｡
“文革”结束以后,社联在中辍十年以后又恢复工作,加凡同志理所当然地被推选为首任主席｡记得10年暌别后重逢,许多友人都历经磨难,大家又复聚集在加凡同志的身边,畅叙心曲,感慨万千,恍然如同隔世｡然而更多地是渴望工作,殷切期待社联恢复运转并焕发新生活力,不仅是在思想与学术领域拨乱反正,消除十年浩劫遗留的严重负面影响,而且还要重新整合多个学科队伍,开创湖北哲学社会科学新的辉煌｡
社联恢复不久,各个学科都焕发出新的青春,而我则又复重操辛亥旧业｡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加凡同志直接领导下筹备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从1961到1981,时间已经过去整整20年,当年的少年英俊现今多已年逾半百,不过大家的心情主要是兴奋与愉快｡20年前大家只能在艰苦的条件下举办一次国内研讨会,现在却能举办一次有14个国家与地区知名学者参加的名副其实的高规格国际学术会议,岂不正好说明我们伟大祖国犹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历史潮流的进展毕竟是任何力量都难以阻遏的｡
由于中央与省委的正确领导,筹备工作在加凡同志的精心安排下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特别是中国学者提交的论文大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湖北本地学者的论文总体表现尤为出色,加以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三卷本又及时由中华书局出版,因此赢得外国学者的广泛好评｡有的外国学者甚至惊叹:“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中国学者都曾经过10年浩劫｡”海内外学术界迅速达成一个共识,辛亥革命研究的中心已经回到中国,武汉终于成为世界公认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这其中又包含多少加凡同志的心血!但他从来也没有借此自我张扬,而始终只是默默地奉献,想到的是如何把本职工作做得更好｡
我与加凡同志最后一项密切合作,便是《长江文化研究》大型丛书的编辑｡听得他的一声号召,我与其他相关学者立刻热烈响应｡当时他已年逾八十,我们不少也进入古稀之年,但士气之旺,信心之足,其情景之壮烈真像是当年佘老太君率领随同老化的杨家将奋勇出征｡经过多年共同努力,这套大型学术专著终于陆续出齐｡加凡同志能够在生前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完满实现,这是对他最好的安慰,也是我们对他表达的最虔诚的敬意｡
“望重士林,泽惠江汉｡”谨以此语献给敬爱的加凡同志,愿江汉学脉的后继者永远不要忘记这位先驱者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