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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测算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产出中服务投入情况及国内服务的具体投入方式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目前较低，但增速较快且增长主要来自于国内服务投入;中国制造业国内服务投入主要以间接投入为主，制造业与服务业联系不紧密;生产性服务业是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关键，但是重要性随时间推移有所下降;外资强度、资源依赖程度、资产结构、经济规模、国有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但对不同来源的服务投入的影响有所差异。
关 键 词：制造业服务化;国际比较;国内服务投入;贸易增加值
DOI：10.16315/j.stm.2020.06.005
中图分类号： F426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service input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output from 2000 to 2014，and furthermore to analyze specific ways of domestic service input and make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tudy shows that： The servitization level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low at present， but the growth rate is fast and the growth mainly comes from domestic service input; The domestic service inpu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mainly indirect， and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no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service industry; Producer services are the key to Chinese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but their importance has declined over time; The intensity of foreign investment， degree of resource dependence， asset structure， economic scale， degree of nationalization and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ll affect the level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to some extent， but the impact on service input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s different.
Keywords：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value-added input in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trade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人口与资源红利的双重优势，中国实现了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快速对接，成为“世界工厂”。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是制造大国，但是“大而不强”[1]。如何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明确给出了中国制造强国建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总体指导。类似地，在“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中也强调了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2]，服务制造已成为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3-5]。基于此，本文主要探究以下几个问题：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如何;区分服务来源后，不同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从分类型服务投入角度，哪种类型的服务投入是制造業服务化的主要支撑;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1 文献回顾
制造业服务化最早由Vandermerwe等[6]提出，首次将制造业产出从物品扩展到物品和服务包。随后Reiskin等[7]进一步深入概括其内涵，将服务化概念扩展到制造商的角色，从物品提供者向服务攻击者转变。从生产时序的视角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可细化为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本文研究投入服务化。
现有相关文献中，部分学者选择从微观层面切入研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企业绩效、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之间的关系[8-9]，还有部分选择从宏观层面切入研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全球价值链效应，如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我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10]。 但是无论是从哪个研究角度切入，采用的衡量制造业服务化的指标主要有2种，一种是用国内投入产出表计算的生产消耗系数（包括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来衡量。如吴云霞等[11]发现用直接和完全消耗系数测算的制造业服务化平均水平相差较多，中国制造业直接消耗服务较少，“内置化”严重;另一种是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和增加值分解方法，在假定国内使用和出口的产品具有相同的投入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分解一国出口，以出口产品中服务增加值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来衡量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由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相较于国内生产消耗系数，可以对全球生产背景下的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流动进行衡量，从而有效的区分出制造业中服务投入的国别来源，并克服传统贸易统计体系下，贸易数据的重复计算问题。现在较多的研究采用第2种方法来衡量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例如：彭水军等利用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计算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研究发现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上升幅度小，制造业服务化呈现出以国内服务替代国外服务的趋势;吴永亮等[12]也证实了这一点，且进一步指出国内服务投入替代国外服务投入的时间点是2006年;戴翔[13]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但指出国内服务投入增加值的主导地位有“弱化”的迹象，且这种变化趋势存在部门差异性。 4.1.1 模型设定
根据相关文献对影响制造业服务化因素的讨论[16-18]，本文从能源、环境和能力3个方面将资源依赖程度、经济规模、国有化程度、利用外资强度、资本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作为本文考察的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因素。为正确设定模型，首先对各个因素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关系进行判定，如图1所示。
4.1.2 数据描述
影响因素中经济规模的数据来自商务部，其余数据均来自《工业统计年鉴》。制造业服务化数据来自于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为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由于WIOD的数据以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4版（ISIC Rev.4.0）为分类标准，与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不一致。为使两者统一利用行业分类的二位数分类代码进行匹配。具体地，本文剔除了数据存在缺失的“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行业，将“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合并为“橡胶塑料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最终合并成17个制造业部门作为研究样本。同时为避免年份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对研究样本的年度变量加以控制。解释变量的描述和定义，如表4所示。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
4.2.1 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由于模型设定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能会导致回归的结果有偏，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VIF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同时考虑到行业间的差异性，本文进行Hausman检验，得到的结果P值小于0.05，表明个体固定效应估计（FE）优于随机效应估计（RE），因此选用FE方法进行估计。在控制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实证检验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因素，同时借鉴杨仁发等[19]对制造业行业的分类方法将制造业细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考察变量对制造业分行业的影响，具体计量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整体上各个解释变量对制造业服务化都有显著影响，但是某几个变量在对制造业细分行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程度出现显著差异。比如资源依赖程度，从整体的结果来看，其估计系数通过统计性检验，但是对于高技术制造业而言，其统计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其并不能影响高技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而对于中低技术制造业虽然资源依赖程度系数通过了统计性检验，但是显著性明显下降。这种现象有两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一是因为细分制造业本身性质的差异。高技术制造业的生产投入中知识、技术等技术含量较高的要素较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相较于整体和中低技术制造业就要低，出现上述现象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另外也有可能是资源依赖程度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对外开放程度在3个模型中也呈现与资源依赖程度相同的趋势。就利用外资强度而言，制造业整体和中低技术制造业中其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现为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呈现倒“U”型，说明开始时随着外资强度的增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上身，但是在利用外资强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加外资强度反而会使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下降。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外资强度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存在“低端锁定”现象。即随着外资强度增加，国内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上升，外资对国内企业的控制能力也进一步提升，而国内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的提升会对外资形成威胁，外资为抑制国内制造行业的转型升级，反而对国内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表现在实证中就呈现倒“U”型。其余解释变量中资产结构和经济规模在全样本和子样本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资产结构和经济规模有助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而国有化程度该变量从系数看该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国有化程度的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下降。从显著性水平来看，国有化程度在全样本和子样本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具体来看高技术制造业中该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低于中低技术制造业中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国有化程度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影响程度大于高技术制造业。
4.2.2 區分服务来源后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上一部分所计算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中包含了国内和国外服务投入，但是本文选取的影响因素对于国内服务投入与国外服务投入的影响程度可能是有所不同的。为了证实这种差异是否存在，将上一部分中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在区分国内服务投入和国外服务投入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再次回归，具体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
由表6和表7可知，在区分服务来源后，资源依赖程度和国有化程度这两个影响因素的结果发生了明显变化。就资源依赖程度而言，在表6中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负，而在表7中无论全样本还是子样本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资源依赖程度对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服务投入有正的显著影响，对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外服务投入的影响不确定。这主要是因为资源依赖程度衡量的是各制造业部门对于国内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对于制造业服务中国内服务投入来说，制造业部门对资源依赖程度越高，国内服务投入越少，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就越低。但是对于制造业中的国外服务投入而言，要素的国界不同，两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相关关系，所以其影响也不明确。而国有化程度虽然在表6和表7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负，但是在表7中的显著性水平低于表6，说明虽然国有化程度这一因素对制造业中的国内服务投入和国外服务投入都有影响，但是相对而言对于国内服务投入的影响更大。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讨论一国制造业服务投入问题，尤其是国内服务投入。通过对简化的三国三产业模型框架，利用对外经贸大学金融价值链研究院数据库（UIBE）中以WIOD为原始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并通过与巴西、德国、印度、日本和美国这5个国家的国际比较分析明确了中国2000—2014年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制造业中国内服务投入情况及其投入方式和不同类型国内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而后通过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呈现先降后升，整体上升的趋势。虽然中国增长速度快，但是目前服务化水平依旧较低。不同来源的服务投入发展趋势相反：国内服务投入呈现先降后升趋势，国外服务投入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国内服务投入的上升是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二，中国制造业国内服务以间接投入为主，且间接投入的比例数值远大于其他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紧密程度较低;第三，生产性服务业是提升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关键，但是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比例有所下降趋势;第四，通过实证检验，利用外资强度、资本结构、资源依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经济规模和国有化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但是在区分服务来源后，同一因素对不同服务来源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比如：资源依赖程度这个因素对制造业中的国内服务投入产生影响，而对于制造业中的国外服务投入的影响不确定。 本文测算的结果和实证得出的结论对制定政策可以带来以下启示：一是中国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利用国际优质资源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二是继续发展服务业，使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配套，促进产业融合。从结论看出，目前中国制造业产出中的国内服务投入多为间接投入，说明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目前融合程度较低，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不配套，使得服务业无法为制造业提供强有力的直接支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所以中国应该继续发展先进服务业，使得服务业能为制造业提供更强有力的直接支撑，从而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三是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本文的研究来看目前世界各国制造业中生产性服务业投入都有所降低，而生产性服务业是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关键，所以中国应该大力发展信息、金融等行业提升制造业服务业水平。
参考文献：
[1] 彭水军，袁凯华，韦韬.贸易增加值视角下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事实与解释[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9）：3.
[2] FRANK A G，MENDES G H S，AYALA，NSTOR F，et al.Servitization and industry 4.0 convergence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 firms：a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perspectiv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9，141（4）：341.
[3] QI Y，MAO Z，ZHANG M，et al.Manufacturing practices and servitization：the role of mass customization and produc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20，228（10）：107747.
[4] LENKA S，PARIDA V，SJODIN D R，et al.Explor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servitization：how individual actions overcome organizational resist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7，88（7）：328.
[5] KOHTAMAKI M，PARIDA V，PATEL P C，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ization and servitization：the role of servitization in capturing the financial potential of digitalization[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20，151（2）：119804.
[6] VANDERMERWE S，RADA J.Servitization of business：adding value by adding services[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88，6（4）：314.
[7] REISKIN E D，ALLEN L，WHITE A L，et al.Servicizing the chemical supply chain[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1999，3（2-3）：19.
[8] 許和连，成丽红，孙天阳.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7（10）：62.
[9] 刘维刚，倪红福.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技术进步：效应及作用机制[J].财贸经济，2018（8）：126.
[10] 刘斌，魏倩，吕越，等.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J].经济研究，2016（3）：151.
[11] 吴云霞，马野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双重视角[J].商业研究，2020（2）：62.
[12] 吴永亮，王恕立.增加值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再测算：兼论参与GVC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8（11）：99.
[13] 戴翔.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价值演进及因素决定[J].经济研究，2016（9）：44.
[14] WANG Zhi，WEI Shangjin，ZHU Kunfu.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R].NBER Working Paper No.19677，2013：1.
[15] 彭说龙，许少卓.中国服务业出口贸易结构与趋势解析：基于全球价值链和世界投入产出表的考察[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4）：92.
[16] 邹国伟，纪祥裕，胡晓丹，等.服务贸易开放能否带来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J].产业经济研究，2018，（6）：62.
[17] 王小波，李婧雯.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0（5）：53.
[18] 戴翔.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价值演进及因素决定[J].经济研究，2016，51（9）：44.
[19] 杨仁发，刘勤玮.生产性服务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2019（4）：71.
[编辑：费 婷]
关 键 词：制造业服务化;国际比较;国内服务投入;贸易增加值
DOI：10.16315/j.stm.2020.06.005
中图分类号： F426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service input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output from 2000 to 2014，and furthermore to analyze specific ways of domestic service input and make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tudy shows that： The servitization level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low at present， but the growth rate is fast and the growth mainly comes from domestic service input; The domestic service inpu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mainly indirect， and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no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service industry; Producer services are the key to Chinese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but their importance has declined over time; The intensity of foreign investment， degree of resource dependence， asset structure， economic scale， degree of nationalization and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ll affect the level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to some extent， but the impact on service input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s different.
Keywords：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value-added input in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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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
制造业服务化最早由Vandermerwe等[6]提出，首次将制造业产出从物品扩展到物品和服务包。随后Reiskin等[7]进一步深入概括其内涵，将服务化概念扩展到制造商的角色，从物品提供者向服务攻击者转变。从生产时序的视角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可细化为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本文研究投入服务化。
现有相关文献中，部分学者选择从微观层面切入研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企业绩效、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之间的关系[8-9]，还有部分选择从宏观层面切入研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全球价值链效应，如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我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10]。 但是无论是从哪个研究角度切入，采用的衡量制造业服务化的指标主要有2种，一种是用国内投入产出表计算的生产消耗系数（包括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来衡量。如吴云霞等[11]发现用直接和完全消耗系数测算的制造业服务化平均水平相差较多，中国制造业直接消耗服务较少，“内置化”严重;另一种是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和增加值分解方法，在假定国内使用和出口的产品具有相同的投入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分解一国出口，以出口产品中服务增加值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来衡量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由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相较于国内生产消耗系数，可以对全球生产背景下的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流动进行衡量，从而有效的区分出制造业中服务投入的国别来源，并克服传统贸易统计体系下，贸易数据的重复计算问题。现在较多的研究采用第2种方法来衡量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例如：彭水军等利用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计算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研究发现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上升幅度小，制造业服务化呈现出以国内服务替代国外服务的趋势;吴永亮等[12]也证实了这一点，且进一步指出国内服务投入替代国外服务投入的时间点是2006年;戴翔[13]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但指出国内服务投入增加值的主导地位有“弱化”的迹象，且这种变化趋势存在部门差异性。 4.1.1 模型设定
根据相关文献对影响制造业服务化因素的讨论[16-18]，本文从能源、环境和能力3个方面将资源依赖程度、经济规模、国有化程度、利用外资强度、资本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作为本文考察的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因素。为正确设定模型，首先对各个因素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关系进行判定，如图1所示。
4.1.2 数据描述
影响因素中经济规模的数据来自商务部，其余数据均来自《工业统计年鉴》。制造业服务化数据来自于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为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由于WIOD的数据以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4版（ISIC Rev.4.0）为分类标准，与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不一致。为使两者统一利用行业分类的二位数分类代码进行匹配。具体地，本文剔除了数据存在缺失的“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行业，将“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合并为“橡胶塑料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最终合并成17个制造业部门作为研究样本。同时为避免年份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对研究样本的年度变量加以控制。解释变量的描述和定义，如表4所示。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
4.2.1 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由于模型设定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能会导致回归的结果有偏，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VIF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同时考虑到行业间的差异性，本文进行Hausman检验，得到的结果P值小于0.05，表明个体固定效应估计（FE）优于随机效应估计（RE），因此选用FE方法进行估计。在控制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实证检验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因素，同时借鉴杨仁发等[19]对制造业行业的分类方法将制造业细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考察变量对制造业分行业的影响，具体计量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整体上各个解释变量对制造业服务化都有显著影响，但是某几个变量在对制造业细分行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程度出现显著差异。比如资源依赖程度，从整体的结果来看，其估计系数通过统计性检验，但是对于高技术制造业而言，其统计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其并不能影响高技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而对于中低技术制造业虽然资源依赖程度系数通过了统计性检验，但是显著性明显下降。这种现象有两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一是因为细分制造业本身性质的差异。高技术制造业的生产投入中知识、技术等技术含量较高的要素较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相较于整体和中低技术制造业就要低，出现上述现象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另外也有可能是资源依赖程度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对外开放程度在3个模型中也呈现与资源依赖程度相同的趋势。就利用外资强度而言，制造业整体和中低技术制造业中其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现为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呈现倒“U”型，说明开始时随着外资强度的增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上身，但是在利用外资强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加外资强度反而会使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下降。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外资强度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存在“低端锁定”现象。即随着外资强度增加，国内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上升，外资对国内企业的控制能力也进一步提升，而国内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的提升会对外资形成威胁，外资为抑制国内制造行业的转型升级，反而对国内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表现在实证中就呈现倒“U”型。其余解释变量中资产结构和经济规模在全样本和子样本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资产结构和经济规模有助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而国有化程度该变量从系数看该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国有化程度的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下降。从显著性水平来看，国有化程度在全样本和子样本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具体来看高技术制造业中该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低于中低技术制造业中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国有化程度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影响程度大于高技术制造业。
4.2.2 區分服务来源后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上一部分所计算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中包含了国内和国外服务投入，但是本文选取的影响因素对于国内服务投入与国外服务投入的影响程度可能是有所不同的。为了证实这种差异是否存在，将上一部分中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在区分国内服务投入和国外服务投入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再次回归，具体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
由表6和表7可知，在区分服务来源后，资源依赖程度和国有化程度这两个影响因素的结果发生了明显变化。就资源依赖程度而言，在表6中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负，而在表7中无论全样本还是子样本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资源依赖程度对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服务投入有正的显著影响，对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外服务投入的影响不确定。这主要是因为资源依赖程度衡量的是各制造业部门对于国内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对于制造业服务中国内服务投入来说，制造业部门对资源依赖程度越高，国内服务投入越少，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就越低。但是对于制造业中的国外服务投入而言，要素的国界不同，两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相关关系，所以其影响也不明确。而国有化程度虽然在表6和表7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负，但是在表7中的显著性水平低于表6，说明虽然国有化程度这一因素对制造业中的国内服务投入和国外服务投入都有影响，但是相对而言对于国内服务投入的影响更大。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讨论一国制造业服务投入问题，尤其是国内服务投入。通过对简化的三国三产业模型框架，利用对外经贸大学金融价值链研究院数据库（UIBE）中以WIOD为原始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并通过与巴西、德国、印度、日本和美国这5个国家的国际比较分析明确了中国2000—2014年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制造业中国内服务投入情况及其投入方式和不同类型国内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而后通过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呈现先降后升，整体上升的趋势。虽然中国增长速度快，但是目前服务化水平依旧较低。不同来源的服务投入发展趋势相反：国内服务投入呈现先降后升趋势，国外服务投入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国内服务投入的上升是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二，中国制造业国内服务以间接投入为主，且间接投入的比例数值远大于其他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紧密程度较低;第三，生产性服务业是提升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关键，但是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比例有所下降趋势;第四，通过实证检验，利用外资强度、资本结构、资源依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经济规模和国有化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但是在区分服务来源后，同一因素对不同服务来源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比如：资源依赖程度这个因素对制造业中的国内服务投入产生影响，而对于制造业中的国外服务投入的影响不确定。 本文测算的结果和实证得出的结论对制定政策可以带来以下启示：一是中国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利用国际优质资源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二是继续发展服务业，使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配套，促进产业融合。从结论看出，目前中国制造业产出中的国内服务投入多为间接投入，说明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目前融合程度较低，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不配套，使得服务业无法为制造业提供强有力的直接支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所以中国应该继续发展先进服务业，使得服务业能为制造业提供更强有力的直接支撑，从而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三是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本文的研究来看目前世界各国制造业中生产性服务业投入都有所降低，而生产性服务业是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关键，所以中国应该大力发展信息、金融等行业提升制造业服务业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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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费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