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书写符号)和字音不可分割,因而文字(书面语)和语言(口语)也就不可能不相符合。但是事实上文字和语言只是基本上一致,不是完全一致。这是因为文字和语言的使用情况不同。说话是随想随说,甚至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写东西的时候可以从容点儿,琢磨琢磨。说话的时候,除了一个一个字音之外,还有整句话的高低快慢的变化,各种特殊语调,以及脸上的表情,甚至浑身的姿态,用来表示是肯定还是疑问,是劝告还是命令,是心平气和还是愤愤不平,是兴高采烈还是悲伤抑郁,是衷心赞许还是嘲讽讥刺,等等不一;写东西的时候没有这一切便利,标点符号的帮助也极其有限。因此,说话总是语汇不大,句子比较短,结构比较简单甚至不完整,有重复,有脱节,有补充,有插说,有填空的“呃、呃”,“这个,这个”;而写文章就不然,语汇常常广泛得多,句子常常比较复杂,前后比较连贯,层次比较清楚,废话比较少。这都是由不同的使用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语言和文字又互相作用,互相接近。语言里出现一个新字眼或者新说法,慢慢地会见于文字,例如“棒”、“搞”、“注点儿意”;文字里出现一个新字眼或者新说法,慢慢地也会见于语言,例如“问题”、“精简”、“特别是”、“在什么什么情况下”。剧作家和小说作者得尽可能把人物对话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虽然不能完全像实际说话。而一个讲故事或者作报告的人,却又决不能像日常说话那样支离破碎,即使不写稿子,也会更像一篇文章。所以一个受过文字训练的人,说起话来应该能够更细致、更有条理,如果有这种需要。一个原来善于说话也就是有“口才”的人,也应该更容易学会写文章。
　　一般说来,文字比语言更加保守。这是因为人们只听到同时代的人说话,听不到早一时期的人说话,可是不仅能看到同时代的文字,也能看到早一时期的文字,能摹仿早一时期的文字,因而已经从口语里消失了的词语和句法却往往留存在书面语里。再还有一些特殊的著作,例如宗教经典、法律条文,它们的权威性叫人们轻易不敢改动其中的古老的字句;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起着类似的作用。在文字的保守力量特别强烈的场合,往往会形成文字和语言脱节的现象。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古代罗马,都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时候,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就不仅是风格或者文体的差别,而是语言的差别了。但是只有在文字的使用限于少数人,也就是多数人是文盲的条件下,这种情况才能维持。一旦要普及文化,这种情况就必定要被打破,与口语相适应的新书面语就必定要取古老的书面语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