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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上海宝山殡仪馆，中学教师秦岭捧着父亲的遗像，伫立在焚烧花圈的空阔处，他低垂着眼睑，似乎看不清前路。待到有人提醒“在这不能走回头路”，他才挪开步子，顺着馆内的U形通道，离去。
数分钟前，他在告别厅里这样总结父亲的一生：“在他平凡人生的最后阶段，却切切实实地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他脱开手稿哽咽陈词：“父亲在病重期间，深受病魔折磨，在就医当中，屡遭各种困难。作为儿子的我向俞正声同志写出了一封公开信，并得到俞正声的亲切慰问。”
2月29日，在秦岭发出《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家属致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的公开信》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通过新浪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账号“@上海发布”，回函安抚：“看到你的公开信后，心情很沉重。谁都有父母、谁都有亲人，当眼见有养育之恩的亲人于病危之际而无力相助之时，又遭遇一些制度缺陷的伤害，心中之痛，不言自明。”
对于这个城市最高领导的安慰，秦岭的父亲——秦金培已无从知晓。
稀缺的病床
四个月前，秦金培还湮没在这座国际大都市2300万人群中，默默无闻、微不足道，不会被媒体提及，也与官员没有交集。他的生活稀疏平常，早间5点起床，6点出门去到自家经营的标准件门市部，摊开一摞晨报，沏一壶茶。
他的人生，本该循规蹈矩地延续下去，直至2011年12月中旬，他出差归来，染上了风寒。
最初，秦金培只去社区医院挂水，但到去年12月30日，他突发脑梗，被送去一间三级乙等医院——杨浦区中心医院诊治。
入院查体，照出他的肺部有阴影。医生告之，可能是肺癌，至少也是个肿瘤。家属问办法呢？医生就说，去肺科医院治疗。
“起初还瞒着父亲，只讲是小肺炎，去做趟检查，洗个肺就好。”秦岭后来说。上海肺科医院诊断为，秦金培患上左肺上叶腺癌，IV期。根据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去年发布的数据，上海市一年有3万人因癌症而死亡。无论男女，肺癌均居癌症死亡率第一位。
在日后写给俞正声的公开信里，秦岭提及过彼时的惊慌：“当病魔击倒他的时候，一切都让我和我的家庭措手不及。”
院方很快给出了治疗意见：病灶在左肺上叶，位置不好，病情的发展也太快，不适宜手术，建议化疗。
做完第一期化疗，医生就通知秦出院，第二期化疗的时间，则排在三周以后。
1月29日是正月初七，秦岭给父亲秦金培办妥了出院手续，但没挨过两天，秦金培又脑梗病发，被送去杨浦区中心医院救治。
“那次是轻微脑梗，没有住院。”秦岭说。但主治医生过来提醒：去华山医院做一次脑部检查，那里有上海最好的增强型CT。
2月4日，就在CT拍片预约日，秦金培第三次脑梗发作，由急救车直接拉去了华山医院急诊。秦家人便动了念头，能不能入住这家三甲医院？秦岭托付了大学老师去寻门路——老师的亲人在那边工作；家人也探了邻居的口风——邻居的女儿是该院的护士。得到的回复是一致的：床位很紧张，没可能入院。
病床，对于需要长期抗争的癌症患者来说，是稀缺之物。根据2011年4月上海市疾控中心发布的上海“癌情”：上海累计约有21万存活着的癌症患者，即每100个上海人中就有超过1人是癌症患者。
秦岭回忆说，其实在来华山医院的120车上，随车医师就关照过秦的家人：你们有关系吗？
类似的话，秦岭听过多次。还有一次，是社区医生在随访电话里提点：现在的病床很紧张，即便社区医院也是，如果想让你爸入院，就要隐瞒病情，否则没有医院会接收他。
这条电话令秦岭印象深刻，蹿入了他的意识，悄无声息地埋伏下来。
家人只能谋求再次转院。“那时还没确诊脑膜转移，肺科医院的出院小结也只打了问号。”秦岭说，“我们还留有一线希望，希望他只是脑梗，脑梗便要静养，静养就要住院。”
这一回，秦金培的内弟帮上了忙，他使出浑身解数联络上了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这是一家有名气的部队三甲医院。
2月4日当天，长海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收下了秦金培，秦岭的谎话或许起了关键作用。面对医生，他扯了谎，说父亲只是脑梗，没提肺癌。
三病区的住宿极宽敞，两个病患处一间屋子。家人也松了一口气，这个59岁的老人，一个肺癌晚期患者，终于可以稳妥地休息下了。
体制的印痕
在过去的年岁里，秦金培一直被拧着发条，没有机会像躺在三病区的病榻上那样松懈着过活。他生于江苏靖江农村，1979年顶替父亲到上海标准件三厂工作，这之前，他在家里务农，闲时兼做木匠。
他的木匠手艺不赖，至今许多旧同事的家中，仍存有他打制的家具。
秦岭回忆说：“小时候去父亲单位洗澡，一直以为他是领导，那么多人跟他认识，与他打招呼，夸他的儿子。”
其实，秦金培只是供销科的普通科员，初进厂时，他的职位更低，是车间工人。秦金培文化不行，念书只念到初中，但字写得好。老厂长便提携他，将他调入供销科，抄写供销单据，每日抄写上千份，也不比在车间做活轻松。
但秦金培由此记牢了老厂长的恩情，甚至发病前，他还惦念着在正月以后，要请老厂长吃饭叙旧。
秦岭也反复提到，父亲是知恩的人。比如，在秦岭读研期间，秦金培就命令儿子，一年要去导师家里两次，与同学结伴去一次；自己单独再去一次，送点老酒。
他把知恩图报记作家训，不但身体力行，还将他人施与的恩惠，终日挂在嘴上，反复敲打着儿子。
秦岭说，父亲的记忆细碎却牢固，他能记住在儿子年少住院时，有女同学来探忘，送来过东西。
那是1999年，各色困难也如现时一样虎视着围拢来，随时准备击溃秦家。当年，秦金培仍是家中的中流砥柱，他所扮演的角色在坊间有个精准的比喻，称作三夹板，要直面来自子女、老人与社会三方的压力，每一方的诉求，似乎都刻不容缓。
那一年发生了多桩事情，首先是儿子秦岭胃出血入院。接着是靖江乡下的老父亲也突然抱恙，被送至上海医病。最后，在别处已是热火朝天的国企改制开始在标准件三厂登台，工厂要减员增效，秦金培的面前就摆了两条出路：一是与单位签“协保”协议，每月领取四五百元生活费直至退休；第二条路，由单位买断工龄，一次性领得一笔赔偿。
这是体制第一次在秦的身上划下印痕。
秦金培没有落下儿子，更无亏欠老人，但工作的事，他考虑了良久。同辈人中，有人自谋了出路，有人投奔了私企，也有人索性只吃“低保”，套着睡袍混迹于棋牌室，再无振作。
秦岭仍记得，有一日，父亲抛出个问题问已经下岗待退休的母亲：“是出去给别人干？还是自己干？”这像是一句问句，又像是已经作了决断。
几天后，秦金培选择“协保”，而后筹钱，将三厂的门市部盘下来，做起了标准件生意。
在自家店里，秦金培还挂了头衔——经营部经理，这几乎是光杆司令，至多领导他的妻子与一个送货小工。
他满意这种改变，觉得“改改也好”，只有在细琢磨“协保”这事时，才偶然讲些怪话：那时国家困难，等国家好了，会不会给我们补偿？
“我们家想不开的。”秦岭说道，在他记忆里，全家一起远行，只去过南京、杭州，最近的一年，游玩地更退缩至市内——距家2.1公里远的森林公园。
以上海人看重的房产来衡量，秦家的家境，算是小康。几年生意做下来，秦金培替秦岭攒了套房。2007年时，他将40平方米的房子交到儿子手上，力有不逮地说：“这房子你先住着，以后有条件了，自己把它翻大。”
若不是秦金培做生意死板，他或許买得起更大的宅子。
死板大抵是指：只进高质货，导致卖价偏贵；有采购员来讨回扣，人情往来他能接受，但强行索贿，秦非常憎恨。
秦金培不讲究吃穿，唯独嗜好烟酒。秦的内弟孙华钱也说：他抽烟喝酒太厉害，之前喝白的，劝了以后改喝黄酒，你要再劝，他就沉下脸来训人，“喝酒又没几钿？喝伐起啊？”
秦曾说过：哪天我不抽烟、不喝酒了，你们可以给我准备后事了。
怎料被他言中。
后来他躺在长海医院的床榻上，不能抽烟，无法喝酒，家人无休止地喂他吃种种抗癌特效药，都价值不菲，并且自费承担。
医治期间，秦金培提出要看医疗单据，秦岭经过加工再造，把1万改成1千，连诊断书都央求医生开出两份，阳性是现实里的，阴性是安慰剂。编谎初期，连秦岭的母亲都信以为真，以为病能治好。
当秦金培最后知道，在自己的手臂里埋设一根方便打药的塑料管，都花费近千时，他身子僵挺在床上无法开口，但拼命摆手拒绝。
与医院床位的稀缺相比，自费药与耗材的昂贵，倒不值一提。
转不过来的病床
既然获得了金贵的床位，再隐瞒病史已无必要，秦家人决定向长海医院坦白。“2月4日下午，我们就向医生交代了实情。”秦岭说。
周末两天相安无事，第三天，托付的中间人却跑来打招呼：上边有压力，要你们出院。
神经内科的逻辑很简单：病患的原生病是左肺腺癌，他们是专科，只看神经系统相关疾病。
秦金培的床位医生毛伦林在事后向南都周刊记者说明：“第一他进来以后隐瞒病史，对我们的诊断是不利的。你不是这个毛病进到我这个科来，比如你不是我家的人，却跑到我家里来，我总归有排斥感，但这种排斥不是我们医生把你拉出去，我们是告之病情以后，积极建议他去肺科医院，而且他同意了，也签字了。”
“晚期肿瘤的病人，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不是说哪一个医院解决得了的问题，他去肺科医院也没意思。”毛伦林转而说，“治疗效果各方面也得不到改善，这种情况还是去社区医院，说白了还是最后一个临终关怀，哪里痛了治哪里，哪里不舒服补哪里，都是这样。”
但2月6日19点，长海医院方面仍发来出院小结，建议“转肺科医院对症抗肿瘤治疗”。
120车心急火燎地奔去肺科医院。对着值班医师，秦岭这次照实讲了：“肺癌、脑梗。”
“脑梗到我们医院来干吗呢？我们是专科医院。”对方说，“我不是拒诊，帮你办入院，出什么事情我们不负责的，脑梗我们治不了。”
“填了一半的表，我把它丢了。”秦岭对记者转述说，后半句话，把他吓住了。
值班医生最后向秦家指了去路：你们去综合医院。
这一晚，秦金培没有住进任何病房，折回长海医院后，他就躺在推车上，以外科急诊的方式，在留观室过了一夜。半昏迷半清醒间，他只叨念一句话：“快啊，来不及了，120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去医院？”
大概是奔波之痛更烈于癌痛，以致后来在弥留之际，秦金培似仍未忘掉此事，他反复问儿子：120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去医院？
2月7日清早，依靠同学介绍，秦岭将父亲送至了市东医院。
20天后，秦家却再次被院方告之：必须出院。
市东医院宣传科副科长李晓林以“当事医生拒绝”为由，谢绝了采访，她说：既然是体制的问题，就不希望伤及某个具体的医院。
李晓林所提的体制，应该是指被列入医院考核的一项指标：平均住院天数。根据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官网的消息，上海卫生系统在全国率先推行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迄今已经执行了近6年，上海市级医院的平均住院日已经控制在10天以内。
同时，一家医院的病床流转率越高，其创造的经济效益也越高。
但秦岭困惑：对癌症病人来说，这些数字是否太苛刻？
最后四天
秦家人仍感激市东医院。2月27日，正是由于市东周琪医生的牵线，秦金培才得以转院至控江医院。即便住宿从4人间变作了8人间，病房氛围也差了许多，那仍是一席安身之地。
当天夜里，秦岭在控江医院四楼走道的尽头来回踱步，他忧虑父亲在狭小的病房里是否能睡得舒坦，更害怕10天或者20天后，他们又被请出医院。
这个硕士毕业生在离开校园半年后，即体味了人情冷酷。他想到，父亲很少当面赞扬他，唯独一次是秦岭读初中预备班时，他与“拗分”的高年级生打架，闹至派出所。父亲却夸他：“小驹头，是模子。”
“子欲养而亲不待。”秦岭说道，他想再做一回“模子”，向上海最大的领导，写一封公开信。
近四小时里，他就窝在楼梯的转角，用一台“不太好使”的国产手机，一字一字按完了草稿。在这篇标题为《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家属致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的公开信》中，秦岭提了四点诉求：为癌症晚期病人提供一个有尊严、稳定而安全的就医环境；完善对癌症晚期病人的用药保障，减轻患者家属的经济负担；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对癌症晚期病人及家属进行心理辅导、陪护提供等慈善服务或志愿者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医托和高价医护用品推销给病人带来的二次伤害。
回家后，当天晚上11点许，他将草稿传上电脑，稍作整理，发在新浪博客上。“草稿里感情宣泄太多，也不指望会获重视，就续了个能留有念想的尾，希望能感染到读信的人。“秦岭后来说。
怕博客的影响力有限，他又将公开信粘贴至微博、人人网与开心网上一起发布。
2月28日下午，有网友在新浪微博上转发公开信，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账号“@上海发布”注意到了这条敏感的信息。
2月29日19点09分，俞正声通过“@上海发布”，以一页A4纸的扫描件在新浪微博上给秦岭复信。回复共有两段，除前述那段安慰之言外，俞正声还许诺：“我们大家会尽力帮助你，更重要的是同志们都赞成你的四点诉求，特别要在癌症晚期病人的关怀上，争取在制度上有所前进。我不能保证问题都能很快解决好，但我相信，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大家（包括医院同志们）的共识会推动我们前进。”
中学教师秦岭并没能在第一时间看到这条微博。事实上，早在这个复信发布的前一个小时，刚在城区西南角的徐汇一所中学教完两节课的秦岭，正穿过大半个上海，赶到东北角的杨浦控江医院陪护。他在病房走道上接到了俞正声的电话。秦岭回忆，“俞的声音犹如大伯”，他向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者再度陈述了求医以来所遇的困难。
俞正声告诉他，这是体制造成的，希望他谅解。
秦岭的母亲在多日后才读到公开信，她责怪儿子没同她商量，继而又说：“你胆子大的。”
但秦金培却无法再夸赞儿子是个“模子”。 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儿子为其写过公开信。
在那天晚上，秦岭紧握着父亲冰凉的手，在他耳边说：“你知道吗？俞正声给我打电话了，他在关心你。”
可秦金培已经来不及知道了。3月1日晚6点，他闭上了双眼，再没有睁开。
肺癌患者秦金培不知道的还有，就在他离世的前几个小时，作为回应，上海市卫生局发布消息，稱2012年拟在全市设立“舒缓疗护”病区，配备专职医护人员，专门接诊收住癌症晚期患者。
“很多事情，他都没有赶上，但他推动了这些事情。”秦岭说。
数分钟前，他在告别厅里这样总结父亲的一生：“在他平凡人生的最后阶段，却切切实实地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他脱开手稿哽咽陈词：“父亲在病重期间，深受病魔折磨，在就医当中，屡遭各种困难。作为儿子的我向俞正声同志写出了一封公开信，并得到俞正声的亲切慰问。”
2月29日，在秦岭发出《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家属致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的公开信》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通过新浪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账号“@上海发布”，回函安抚：“看到你的公开信后，心情很沉重。谁都有父母、谁都有亲人，当眼见有养育之恩的亲人于病危之际而无力相助之时，又遭遇一些制度缺陷的伤害，心中之痛，不言自明。”
对于这个城市最高领导的安慰，秦岭的父亲——秦金培已无从知晓。
稀缺的病床
四个月前，秦金培还湮没在这座国际大都市2300万人群中，默默无闻、微不足道，不会被媒体提及，也与官员没有交集。他的生活稀疏平常，早间5点起床，6点出门去到自家经营的标准件门市部，摊开一摞晨报，沏一壶茶。
他的人生，本该循规蹈矩地延续下去，直至2011年12月中旬，他出差归来，染上了风寒。
最初，秦金培只去社区医院挂水，但到去年12月30日，他突发脑梗，被送去一间三级乙等医院——杨浦区中心医院诊治。
入院查体，照出他的肺部有阴影。医生告之，可能是肺癌，至少也是个肿瘤。家属问办法呢？医生就说，去肺科医院治疗。
“起初还瞒着父亲，只讲是小肺炎，去做趟检查，洗个肺就好。”秦岭后来说。上海肺科医院诊断为，秦金培患上左肺上叶腺癌，IV期。根据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去年发布的数据，上海市一年有3万人因癌症而死亡。无论男女，肺癌均居癌症死亡率第一位。
在日后写给俞正声的公开信里，秦岭提及过彼时的惊慌：“当病魔击倒他的时候，一切都让我和我的家庭措手不及。”
院方很快给出了治疗意见：病灶在左肺上叶，位置不好，病情的发展也太快，不适宜手术，建议化疗。
做完第一期化疗，医生就通知秦出院，第二期化疗的时间，则排在三周以后。
1月29日是正月初七，秦岭给父亲秦金培办妥了出院手续，但没挨过两天，秦金培又脑梗病发，被送去杨浦区中心医院救治。
“那次是轻微脑梗，没有住院。”秦岭说。但主治医生过来提醒：去华山医院做一次脑部检查，那里有上海最好的增强型CT。
2月4日，就在CT拍片预约日，秦金培第三次脑梗发作，由急救车直接拉去了华山医院急诊。秦家人便动了念头，能不能入住这家三甲医院？秦岭托付了大学老师去寻门路——老师的亲人在那边工作；家人也探了邻居的口风——邻居的女儿是该院的护士。得到的回复是一致的：床位很紧张，没可能入院。
病床，对于需要长期抗争的癌症患者来说，是稀缺之物。根据2011年4月上海市疾控中心发布的上海“癌情”：上海累计约有21万存活着的癌症患者，即每100个上海人中就有超过1人是癌症患者。
秦岭回忆说，其实在来华山医院的120车上，随车医师就关照过秦的家人：你们有关系吗？
类似的话，秦岭听过多次。还有一次，是社区医生在随访电话里提点：现在的病床很紧张，即便社区医院也是，如果想让你爸入院，就要隐瞒病情，否则没有医院会接收他。
这条电话令秦岭印象深刻，蹿入了他的意识，悄无声息地埋伏下来。
家人只能谋求再次转院。“那时还没确诊脑膜转移，肺科医院的出院小结也只打了问号。”秦岭说，“我们还留有一线希望，希望他只是脑梗，脑梗便要静养，静养就要住院。”
这一回，秦金培的内弟帮上了忙，他使出浑身解数联络上了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这是一家有名气的部队三甲医院。
2月4日当天，长海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收下了秦金培，秦岭的谎话或许起了关键作用。面对医生，他扯了谎，说父亲只是脑梗，没提肺癌。
三病区的住宿极宽敞，两个病患处一间屋子。家人也松了一口气，这个59岁的老人，一个肺癌晚期患者，终于可以稳妥地休息下了。
体制的印痕
在过去的年岁里，秦金培一直被拧着发条，没有机会像躺在三病区的病榻上那样松懈着过活。他生于江苏靖江农村，1979年顶替父亲到上海标准件三厂工作，这之前，他在家里务农，闲时兼做木匠。
他的木匠手艺不赖，至今许多旧同事的家中，仍存有他打制的家具。
秦岭回忆说：“小时候去父亲单位洗澡，一直以为他是领导，那么多人跟他认识，与他打招呼，夸他的儿子。”
其实，秦金培只是供销科的普通科员，初进厂时，他的职位更低，是车间工人。秦金培文化不行，念书只念到初中，但字写得好。老厂长便提携他，将他调入供销科，抄写供销单据，每日抄写上千份，也不比在车间做活轻松。
但秦金培由此记牢了老厂长的恩情，甚至发病前，他还惦念着在正月以后，要请老厂长吃饭叙旧。
秦岭也反复提到，父亲是知恩的人。比如，在秦岭读研期间，秦金培就命令儿子，一年要去导师家里两次，与同学结伴去一次；自己单独再去一次，送点老酒。
他把知恩图报记作家训，不但身体力行，还将他人施与的恩惠，终日挂在嘴上，反复敲打着儿子。
秦岭说，父亲的记忆细碎却牢固，他能记住在儿子年少住院时，有女同学来探忘，送来过东西。
那是1999年，各色困难也如现时一样虎视着围拢来，随时准备击溃秦家。当年，秦金培仍是家中的中流砥柱，他所扮演的角色在坊间有个精准的比喻，称作三夹板，要直面来自子女、老人与社会三方的压力，每一方的诉求，似乎都刻不容缓。
那一年发生了多桩事情，首先是儿子秦岭胃出血入院。接着是靖江乡下的老父亲也突然抱恙，被送至上海医病。最后，在别处已是热火朝天的国企改制开始在标准件三厂登台，工厂要减员增效，秦金培的面前就摆了两条出路：一是与单位签“协保”协议，每月领取四五百元生活费直至退休；第二条路，由单位买断工龄，一次性领得一笔赔偿。
这是体制第一次在秦的身上划下印痕。
秦金培没有落下儿子，更无亏欠老人，但工作的事，他考虑了良久。同辈人中，有人自谋了出路，有人投奔了私企，也有人索性只吃“低保”，套着睡袍混迹于棋牌室，再无振作。
秦岭仍记得，有一日，父亲抛出个问题问已经下岗待退休的母亲：“是出去给别人干？还是自己干？”这像是一句问句，又像是已经作了决断。
几天后，秦金培选择“协保”，而后筹钱，将三厂的门市部盘下来，做起了标准件生意。
在自家店里，秦金培还挂了头衔——经营部经理，这几乎是光杆司令，至多领导他的妻子与一个送货小工。
他满意这种改变，觉得“改改也好”，只有在细琢磨“协保”这事时，才偶然讲些怪话：那时国家困难，等国家好了，会不会给我们补偿？
“我们家想不开的。”秦岭说道，在他记忆里，全家一起远行，只去过南京、杭州，最近的一年，游玩地更退缩至市内——距家2.1公里远的森林公园。
以上海人看重的房产来衡量，秦家的家境，算是小康。几年生意做下来，秦金培替秦岭攒了套房。2007年时，他将40平方米的房子交到儿子手上，力有不逮地说：“这房子你先住着，以后有条件了，自己把它翻大。”
若不是秦金培做生意死板，他或許买得起更大的宅子。
死板大抵是指：只进高质货，导致卖价偏贵；有采购员来讨回扣，人情往来他能接受，但强行索贿，秦非常憎恨。
秦金培不讲究吃穿，唯独嗜好烟酒。秦的内弟孙华钱也说：他抽烟喝酒太厉害，之前喝白的，劝了以后改喝黄酒，你要再劝，他就沉下脸来训人，“喝酒又没几钿？喝伐起啊？”
秦曾说过：哪天我不抽烟、不喝酒了，你们可以给我准备后事了。
怎料被他言中。
后来他躺在长海医院的床榻上，不能抽烟，无法喝酒，家人无休止地喂他吃种种抗癌特效药，都价值不菲，并且自费承担。
医治期间，秦金培提出要看医疗单据，秦岭经过加工再造，把1万改成1千，连诊断书都央求医生开出两份，阳性是现实里的，阴性是安慰剂。编谎初期，连秦岭的母亲都信以为真，以为病能治好。
当秦金培最后知道，在自己的手臂里埋设一根方便打药的塑料管，都花费近千时，他身子僵挺在床上无法开口，但拼命摆手拒绝。
与医院床位的稀缺相比，自费药与耗材的昂贵，倒不值一提。
转不过来的病床
既然获得了金贵的床位，再隐瞒病史已无必要，秦家人决定向长海医院坦白。“2月4日下午，我们就向医生交代了实情。”秦岭说。
周末两天相安无事，第三天，托付的中间人却跑来打招呼：上边有压力，要你们出院。
神经内科的逻辑很简单：病患的原生病是左肺腺癌，他们是专科，只看神经系统相关疾病。
秦金培的床位医生毛伦林在事后向南都周刊记者说明：“第一他进来以后隐瞒病史，对我们的诊断是不利的。你不是这个毛病进到我这个科来，比如你不是我家的人，却跑到我家里来，我总归有排斥感，但这种排斥不是我们医生把你拉出去，我们是告之病情以后，积极建议他去肺科医院，而且他同意了，也签字了。”
“晚期肿瘤的病人，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不是说哪一个医院解决得了的问题，他去肺科医院也没意思。”毛伦林转而说，“治疗效果各方面也得不到改善，这种情况还是去社区医院，说白了还是最后一个临终关怀，哪里痛了治哪里，哪里不舒服补哪里，都是这样。”
但2月6日19点，长海医院方面仍发来出院小结，建议“转肺科医院对症抗肿瘤治疗”。
120车心急火燎地奔去肺科医院。对着值班医师，秦岭这次照实讲了：“肺癌、脑梗。”
“脑梗到我们医院来干吗呢？我们是专科医院。”对方说，“我不是拒诊，帮你办入院，出什么事情我们不负责的，脑梗我们治不了。”
“填了一半的表，我把它丢了。”秦岭对记者转述说，后半句话，把他吓住了。
值班医生最后向秦家指了去路：你们去综合医院。
这一晚，秦金培没有住进任何病房，折回长海医院后，他就躺在推车上，以外科急诊的方式，在留观室过了一夜。半昏迷半清醒间，他只叨念一句话：“快啊，来不及了，120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去医院？”
大概是奔波之痛更烈于癌痛，以致后来在弥留之际，秦金培似仍未忘掉此事，他反复问儿子：120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去医院？
2月7日清早，依靠同学介绍，秦岭将父亲送至了市东医院。
20天后，秦家却再次被院方告之：必须出院。
市东医院宣传科副科长李晓林以“当事医生拒绝”为由，谢绝了采访，她说：既然是体制的问题，就不希望伤及某个具体的医院。
李晓林所提的体制，应该是指被列入医院考核的一项指标：平均住院天数。根据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官网的消息，上海卫生系统在全国率先推行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迄今已经执行了近6年，上海市级医院的平均住院日已经控制在10天以内。
同时，一家医院的病床流转率越高，其创造的经济效益也越高。
但秦岭困惑：对癌症病人来说，这些数字是否太苛刻？
最后四天
秦家人仍感激市东医院。2月27日，正是由于市东周琪医生的牵线，秦金培才得以转院至控江医院。即便住宿从4人间变作了8人间，病房氛围也差了许多，那仍是一席安身之地。
当天夜里，秦岭在控江医院四楼走道的尽头来回踱步，他忧虑父亲在狭小的病房里是否能睡得舒坦，更害怕10天或者20天后，他们又被请出医院。
这个硕士毕业生在离开校园半年后，即体味了人情冷酷。他想到，父亲很少当面赞扬他，唯独一次是秦岭读初中预备班时，他与“拗分”的高年级生打架，闹至派出所。父亲却夸他：“小驹头，是模子。”
“子欲养而亲不待。”秦岭说道，他想再做一回“模子”，向上海最大的领导，写一封公开信。
近四小时里，他就窝在楼梯的转角，用一台“不太好使”的国产手机，一字一字按完了草稿。在这篇标题为《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家属致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的公开信》中，秦岭提了四点诉求：为癌症晚期病人提供一个有尊严、稳定而安全的就医环境；完善对癌症晚期病人的用药保障，减轻患者家属的经济负担；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对癌症晚期病人及家属进行心理辅导、陪护提供等慈善服务或志愿者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医托和高价医护用品推销给病人带来的二次伤害。
回家后，当天晚上11点许，他将草稿传上电脑，稍作整理，发在新浪博客上。“草稿里感情宣泄太多，也不指望会获重视，就续了个能留有念想的尾，希望能感染到读信的人。“秦岭后来说。
怕博客的影响力有限，他又将公开信粘贴至微博、人人网与开心网上一起发布。
2月28日下午，有网友在新浪微博上转发公开信，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账号“@上海发布”注意到了这条敏感的信息。
2月29日19点09分，俞正声通过“@上海发布”，以一页A4纸的扫描件在新浪微博上给秦岭复信。回复共有两段，除前述那段安慰之言外，俞正声还许诺：“我们大家会尽力帮助你，更重要的是同志们都赞成你的四点诉求，特别要在癌症晚期病人的关怀上，争取在制度上有所前进。我不能保证问题都能很快解决好，但我相信，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大家（包括医院同志们）的共识会推动我们前进。”
中学教师秦岭并没能在第一时间看到这条微博。事实上，早在这个复信发布的前一个小时，刚在城区西南角的徐汇一所中学教完两节课的秦岭，正穿过大半个上海，赶到东北角的杨浦控江医院陪护。他在病房走道上接到了俞正声的电话。秦岭回忆，“俞的声音犹如大伯”，他向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者再度陈述了求医以来所遇的困难。
俞正声告诉他，这是体制造成的，希望他谅解。
秦岭的母亲在多日后才读到公开信，她责怪儿子没同她商量，继而又说：“你胆子大的。”
但秦金培却无法再夸赞儿子是个“模子”。 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儿子为其写过公开信。
在那天晚上，秦岭紧握着父亲冰凉的手，在他耳边说：“你知道吗？俞正声给我打电话了，他在关心你。”
可秦金培已经来不及知道了。3月1日晚6点，他闭上了双眼，再没有睁开。
肺癌患者秦金培不知道的还有，就在他离世的前几个小时，作为回应，上海市卫生局发布消息，稱2012年拟在全市设立“舒缓疗护”病区，配备专职医护人员，专门接诊收住癌症晚期患者。
“很多事情，他都没有赶上，但他推动了这些事情。”秦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