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7至17日，海峡两岸经典书院学术论坛会议在台湾高雄师范大学举行，中国书院学会一行，有来自岳麓书院的邓洪波副会长、嵩阳书院的宫嵩涛副会长、东林书院的荣俊炎副会长、筼筜书院的王维生副会长、白鹿书院的邢小利副会长等13人应邀赴台湾参访交流。9日、10日两天参加高雄师范大学召开的海峡两岸经典书院学术研讨会议，与会代表与台湾书院同人作了学术交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出版海峡两岸经典书院论文集。之后，我们一行又应邀奔赴台湾的各地书院进行参访交流，先后到台中的正和书院、苖栗的象山书院、新竹的鹅湖书院、台北的奉元书院、咸临书院参观交流。
　　书院设置及特色
　　台湾的书院机构很多，在明清古代书院的基础上近些年来书院发展形式多样、模式不一：有的以青少年为对象，属于公益行为；有的以社区为对象，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也有的以企业家为对象，属于商业模式运营。但都以读传统儒、道经典“四书五经”和老子《道德经》为主导。
　　台湾书院在实行开放式办学的基础上，注重教学内容、方法和管理的改革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许多台湾书院都注重聘请有才干的举人、进士担任院长，这与大陆书院是相同的。但有所不同的是台湾书院院长一职大多由当地儒学教授、教谕、训导等兼任。如登瀛书院，院长由台北府儒学教授兼任；学海书院，院长由淡水县儒学教谕兼任；明志书院，院长由新竹县儒学训导兼任等。这种儒学与书院主持人合二为一的做法，有利于使儒学教育与书院教育更好地衔接起来，从而提高书院教育的质量。
　　台湾书院一直把讲学与考课作为其教学的两大重点。讲学是书院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其目的在于阐发儒经意蕴或学派的要领，一般都由院长亲自讲授。书院贯彻教学相长，自由论辩的原则，提倡学生独立思考，师生平等切磋，学术上可以“百家争鸣”，听讲者来去自由，门派不限。更难能可贵的是，台湾许多地方官员常亲临书院讲学。如徐宗干在台为官时，白天忙完公务，常于晚上到书院，除讲学外还与诸生问难，训之以修身立志之方，勉之以读书作文之法。考课是书院一种学业考核的制度，用来检验生徒学习质量的重要途径。书院考课通常每月两次，前一次是官课，由官府主持；后一次是师课，由院长主持。海东书院还将生徒考课的优秀答文编成课艺集刊刻出版，为其他生徒提供学习的范文。刊刻优秀课卷公开发表，对于正在追求学问的青年学子而言，是一种莫大的精神鼓舞，再加上膏火制度的物资刺激，使书院学生同时受到精神和物质的鼓励。这种奖掖诱导，将学生带入为学之路的方法，是台湾书院的特色之一。
　　台湾书院是台湾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为台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推动当地文化的发展。如海东书院，为台湾书院之最。它在建立之前，台湾的读书必须漂洋过海，远赴福建省城福州的鳌峰书院就读，因此海东书院的建立有取鳌峰书院功能的意义。该书院士风鼎盛，造就了不少人才，如丘逢甲、汪春源、许南英和郑鹏云等人都曾受教海东书院。这些出身海东书院的学生中举后，大多都以教育为职志，返回故乡出任其他书院的院长或主讲。如丘逢甲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后，未就任兵部主事，即返回台湾出任宏文书院院长。
　　值得提及的是，台湾书院的主持者多为知名的学者，所以书院往往成为当地倡导文运、开起风气的重要场所。如澎湖的文石书院，聘请胡建伟、蒋镛、林豪等名师为山长，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澎湖在清代唯一的进士蔡廷兰就是该书院的学生。文石书院在为澎湖化民造士和文教的发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淡水的明志书院在讲学内容、藏书类别、教育精神均为淡水厅文教之楷模，为促进台湾北部学风兴盛贡献极大，曾有“淡兰文风冠全台”之誉。彰化的螺青书院，是彰南文化教育的发源地，它培养出一批当地士绅，为建设彰化县北斗镇，使之成为清朝末期彰南第一大名镇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鹿港的文开书院投入巨额资金，购经书二万余部，供士子研读，百余年来人才辈出，成为鹿港的文化摇篮等。故巡台御史夏之芳说：“夫台湾……数十年来，沐国家修养教育之泽，涵濡日深，久道化成，固已家弦户诵，蒸蒸然共济于名声文化矣。”
　　书院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
　　书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各族同胞的民族团结和融合。据台湾通史记载，位于高雄东北部的罗汉内门一带，是明郑时期被誉为：“开台文教祖师”沈文光最早对台湾原住民进行教授汉语文化的地区。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贡生黄玉峰和萧作文共同在罗汉门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创建萃文书院，向原住民传授大陆先进的文化思想。南投县位于泰雅族、邹族、邵族、布农族等多个原住民少数民族部落的内陆山区。为了推动原住民的文化发展，提高其文明程度，南投县官绅在县境内先后创办了五所书院，即县丞朱懋和生员曾作云创建的蓝田书院、富商庄文蔚等创建的登瀛书院、台湾总兵吴光亮等创建的正心书院、仕绅陈长江创建的明新书院、同知傅金创建的启文书院。这些书院在招收汉族移民子弟的同时，亦招收原住民子弟入学，加强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友谊。随着原生民地区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台湾原住民纷纷归化内附，从而加速了其汉化过程。书院都鼓励生徒参加科举考试，使得台湾书院的科举化不断强化，这也为台湾地方培养了许多人才。据台湾文献史料统计，鹿港文开书院自清道光四年（1824年）至光绪初年的数十年间，就曾培养出8位进士，16位举人，100多名秀才，成为鹿港文化的摇篮。
　　台湾书院教育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并能结合台湾地区的实际情況，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如海东书院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实行教育改革，“以赋诗杂作相与切磋”，鼓励学生联系台湾民情民风进行创作，倡导以俚语方言入诗。《瀛洲校士录》刊行后，在台湾有广泛的影响，是台湾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享有“东海文章”之称。它体现了台湾建省初期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其成员丘逢甲还是中国近代诗史上著名的诗人。又如有些书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胆引进西方的科技文明，聘请西方人士为书院教师，把儒家东方文化与西方的工业文明巧妙地加以结合，从而使其书院教育异彩纷呈，令人耳目一新。 　　针对早期开发台湾的闽、粤先民之间，及其与原住民少数民族之间不同的语言问题，清朝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年），在闽粤移民集中地的彰化、嘉义、台南、高雄等地设立了四所“正音书院”，对闽粤移民乡音“徐加训导”，并传承优秀的闽南语言文化、客家语言文化、民间信仰文化和传统思想文化等。同治十二年（1873年），漳州与泉州的儒生共同在板桥大观书社的基础上创办书院，广收漳州与泉州的移民子弟入学，齐聚一堂读书。通过书院潜移默化的教育，漳泉移民后代化解了历史的宿仇，清除了漳泉移民在开垦台北荒原进程中的历史纷争冲突可见，清代的台湾书院在推进闽粤先民与新移民之间、移民与原住民的族群之间的和谐与融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敌入侵
　　台湾书院推崇闽学，闽学诸儒坚持“尊王攘夷”“内中国、外夷狄”“严华夷之辨”和“大一统”的思想，在台湾书院得到发扬，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书院学子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优秀的闽学传统文化通过书院师生的广为传播，唤起了千千万万名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自觉性。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屡犯台湾，台湾各族人民组织了有四万七千多人参加的义勇队进行英勇反击。淡水学海书院“贡生林占梅呈捐番银一万元”，以助修筑炮台，制造攻守战具之用。1842年，台湾兵民为抗议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鸣锣罢市，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国土。1848年，台湾绅士和民众为了对付外来侵略，共同簽订了《绅民公约》。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时，正在北京会试的台湾省举人群起反对，联名上书清廷。年逾七旬的高山族举人胡盛兴，毅然投笔从戎，回台湾组织高山族义军，奋起抗战。他慷慨赋诗云：“抗日援台莫笑狂，万言万里两非常，下书投笔从戎起，不入考场入战场。”时任兵部主事的丘逢甲在台湾组织义军拼死抵抗。据台湾学者统计，仅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抗运动就达39次之多。
　　加强书院交流，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
　　1895年，台湾被日本占领，台湾各地的书院停办，大多数被作为日语传习所的场所，书院文化未能延续发展下去。但台湾书院的办学多元化、教学精神和发展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发掘史料对清代台湾书院进行个案研究，并进而探讨其对当代教育有何启示，应该是值得学术界关注的课题。
　　这次赴台两岸书院交流，我感悟很多。中国不同于西方，是因为有中华民族的根基和自己的传统文化。“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由古开新，正是书院弦歌千年的精神，传承书院的积累、研究、创新与传播文化的延续活力，建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作者系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江西鹅湖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