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笔者一直留意收集近现代文化人物手迹。因极为崇敬张元济先生——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外加笔者与张元济先生的孙女张珑老师较为熟稔，常相请益，于是对元济先生的手迹格外关注，以下这封他于1937年写给近代学者、诗人汪兆镛的信即是笔者所收集的其手迹之一。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1月13日，张元济写了封信给友人汪兆镛，信中说：“战事方起，意绪不宁，迄未奉复，不胜惶悚。前日豫泉同年转到旧历九月十二日手书，藉悉移寓澳门，身心得稍安适。捧读新词，弦外之音，令人增感。风景不殊，山河大异，世事如此，何从说起。鹤亭现寓上海，剑丞仍在旧居，均各无恙。同在围城中，亦不能常相见也。敝寓初离战线甚远，其后渐移渐近，虽有流弹，幸未伤人，贱躯亦托庇粗适。《廿四史》于今春景印完毕，了却一重公案，差可告慰。比来阅报，时有感触，辄抒所见，撰成小文。兹寄呈数纸，伏乞赐阅。又挽陈伯岩诗数首并附上，弟于此事全属门外汉，幸勿哂也。手复。敬问起居”。
　　 经历过“一·二八”事件，张元济明白，战争对一个国家的人民、一个国家的文化造成的伤害和毁灭有多么惨绝人寰。“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本人全部炸毁，之后东方图书馆全部藏书也被纵火焚毁了，经此劫难，商务印书馆被迫停业。
　　 那一天，上海刮东北风，焚烧的纸灰飘到了张元济先生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家中，他无比悲愤地对夫人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这也可算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将这五十多万册书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而是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是可以避免这场浩劫。”一批跟着张先生做古籍整理、校勘工作的年轻编辑到张家慰问，张元济见到他们，忍不住抱头痛哭。所以再次面对战争，张元济感到惶恐不安，他憎恨侵略者，却无可奈何。
　　 信末他提到了陈伯岩，说“挽陈伯岩诗数首并附上”。陈伯岩就是陈三立。1937年卢沟桥事变，平津相继沦陷，老诗人因不愿降屈日人，在寓所断食五天后忧愤而亡。元济先生挽陈三立的诗写在1937年10月12日，其中一首写道：“衔杯一笑却千金，未许深山俗客临。介寿张筵前日事，松门高躅已难寻。”说的是1932年9月，元济先生第四次上庐山，为隐居庐山的散原老人祝福80寿辰的事。寿庆不久，三立先生定居北平其子陈寅恪处，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再未见过面了。另有首诗：“湘中新政萌芽日，钩党累累出汉廷。敢说微名齐李杜，剧怜寥落剩晨星。”说两人共同参与了戊戌变法，遭清廷革职不再续用，匆匆四十年，如今只剩下熊希龄和元济先生二人。他在10月14日为李拔可题林旭晚翠轩遗墨的诗注中抒发了同样的沉痛：“戊戌政变，六君子以身殉国，余亦落职。先后罹党祸者凡二十余人，忽忽四十年，沧桑几尽。今秋伯岩又逝，存者仅剩三及余二人而已。拔可兄出示暾谷遗墨，属为题记。感喟不能成一字。前日作诗数首，以吊伯岩。拔可复敦促之。率赋二绝，追怀往事，为之泫然。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晨起书于上海寓庐，时炮声隆隆不息。”国家危难，挚友凋零，元济先生悲伤不已。
　　 如今，往事已如烟，新中国成立已70年。政局动荡、内忧外患的旧中国早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国家富强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着——如果元济先生有知，一定欣慰不已，也定会为此自豪和骄傲。 （作者系市人大代表，自由职业文学艺术工作者，宝山区新社会阶层联谊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