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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简介：查强，加拿大约克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多伦多大学教育领导、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系博士生导师。查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和东亚高等教育、国际学术关系、国际人才流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全球化与教育、高等教育多样化与多样性等。他的学术文章大量发表于高等教育和比较教育领域的国际学术刊物，包括《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政策》等。
一、中国实力提升有利于全球人才来华
《世界教育信息》：当今国际化背景下，高层次人才在全球的流动已经成为了趋势。您认为全球人才流动影响的因素有哪些？
查强：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选取的对象是加拿大高校华裔联邦讲席教授（Canada Research Chair）这样一个群体。全加拿大的大学约有80多名这样的华裔教授，我在研究中选取了30多个作为样本。联邦讲席教授类似于中国的长江学者。我个人感觉现在分析全球人才流动最经典的理论范式就是推拉理论——一个是推出去，一个是拉过来。“推”就是不利的因素，比如说政治局势不稳或者是经济发展状况不好，把人才都“推出去”；而与之相反，“拉”就是有利的因素。在这种推拉理论中，我们现在一般关注较多的是资源充沛程度。从这点来说，中国站在了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现在中国高校资源非常充沛，有各种引才的项目；中国高校总体经费条件非常好，其中一些大学甚至到了可以和美国第一方阵大学的科研资源进行比较的地步，并且我们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程度的。但中国的教授待遇并不高，那些资源中用于人员待遇的比例跟西方不可比。通常在西方的一流大学，将近40%的资源是用于教授和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国高校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资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我想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体系的地位。这两点相对于资源来说更像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对学术研究的支持程度，这点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因为中国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各种政策去支持科研人员的科研产出。从文化上来讲，中国也有一些有利的条件：儒家传统文化一直比较重视教育，因此大学、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还是很高的。
从学术活力和规范程度两个方面去分析中国学术体系，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亦即很有学术活力但是规范程度不够。前段时间，施普林格（Springer）集中撤下中国作者的稿件，这就迫切要求我们的学术规范达到国际水准。另外，学术环境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和交往。全球的第一个大学联盟U-21（Universitas 21）委托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教授做了一个全球大学体系的排名。你可以看出体系排名和单个大学排名有重合的地方，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有时候看体系可能更有意思。这个体系的排名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国际交往（国际连接程度），在这个指标上中国排名位置是不高的。一个体系如果想要有吸引力，除去一些资源、政治的条件，要吸引全球的人才、特别是全球高端人才的话，就应该和国际学术界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和交往。美国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Altbach）将政治学中的边缘中心说引入高等教育领域， 以边缘和中心来划分高等教育体系。只要是中心体系，吸引力肯定就是自带的，哪怕资源条件不是那么充沛，就像是那些在中心区域里并不是特别强的体系，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尽管这两个国家在中心区域地位并不是很高，但吸引力还是很强。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研究资源在有些方面与中国无法相比，但它们有着既有的中心地位，因此吸引力依然很大。当然，现在关于这个边缘中心体系的划分比以前更加细致，包括划分出一个亚中心。中国传统上是属于边缘区域的，但现在中国有这样好的发展态势和资源条件，加上其他方面的改善，中国呈现上升为一个亚中心的趋势。如此，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吸引力就會大大增加。
2017年，我们在做国际化课题调研的时候访谈了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马院长。他当时讲了一句话，现在想来深有体会。他说要吸引人才回来，更多的是改善学校行政管理的细节。
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如果地位能够获得实质性的上升，吸引力就会大大增加。日本和新加坡经历过这样的路径，现在马来西亚渐渐也在走这样的路。韩国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体系。大概在几年前，韩国大学吸引了很多西方主流学者。同一时期中国也吸引了一批西方学者，但多半是接近学术生涯尾声，或者已经退休的西方学者。相比之下，韩国吸引了一批年富力强的西方学者。韩国当时做得这么好是与其学术体系地位上升有很大关系的，但这两年韩国的资源衰退了，势头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因此，我的观点就是想说明学术体系的地位上升了，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就会自然上升。
二、引才与用才应兼顾，尤其不应急功近利
《世界教育信息》：近期中国高等教育正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各个大学纷纷将目光瞄准人才领域，您认为中国大学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和方式进行引才？
查强：说到引才，我稍微延伸一点，跟过去的事情做个对比。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一长一短，一静一动的对比。跟从前做对比，我想中国有一点做得很不容易，而且很有眼光。我们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在海外建立了一个海外中国人才的“蓄水池”。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向海外大规模地派访问学者，派留学生。我刚刚参与了开放基金会资助的一个著作项目。在这本书《国际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社会变革的路径》（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s in Higher Education： Pathways to Social Change， Palgrave Macmillan， 2018）中的一章回溯了中国向海外派遣访问学者、留学生的过程。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净人才损失过程。但是，中国坚持在派人，而且要知道中国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国家，用国家资源大规模地派，我说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大规模去派，派了30年；30年的前半段是在损失人才，但是坚持下来了。到今天，中国才能够在海外有这么大体量的人才去利用，我们今天才可以谈到招才、引才。这就是我讲的长和静：30年持之以恒的一个政策，才有近十几年的人才收获；如果没有前面的铺垫，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个局面。 再说到短和动，我觉得现在中国资源充沛了，更应该重视长远的眼光和底气。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学校都有自己的招才项目。我们在多伦多组织了一个华裔教授协会，定期组织联谊聚餐，我发现几乎每位华裔教授都有中国某个招才计划的头衔。这未必是一个有序的管理，未必是把资源用到最好的方法。2018年全国两会，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一篇题为《关于统筹治理人才称号过多过滥问题的建议》，指出目前人才计划名目繁多、杂乱无序，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分别有人才计划84个和639个，导致人才称号过多过滥，亟需统筹治理。这些人才计划虽然不是都适用于海外人才，但有相当一部分面向海外人才，使得海外引才工作出现浮躁之风，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甚至滋生腐败现象。“双一流”资金很多都是专门用于引才，因此一些高校“一拥而上”，引进“学术劳力”，要求引入的人才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发表文章，最后未必能达到长远的使用人才的目的。
三、人才正常流动
有利于促进区域学术平衡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西部很多教授被东部高校引进，陈宝生部长提出了东部高校不要去挖西部高校的“命根儿”。您认为西部高校应该做些什么来留住和引进人才？
查强：这种地区的差异在北美也存在。中西部一些州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确不如东西部，特别是和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比。但是在美国有这样一个现象：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刚刚开始职业生涯、学术生涯的人，往往就是去中西部地区的学校；那里的地理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中国的中西部，因为中国中西部还有一些大城市，那些地方都是小城镇，有的就是大学城。到中西部地区入职，相对来说入职的选拔标准也没那么高。然后教师在那样的地方就非常努力地工作，学术产出非常多。因此形成了职业流动的一个规律：等到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地位，有了名气，有些人就会向更好的地方流动。这样形成一个流动链：刚入职的时候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专心学术产出，让自己变成一个知名学者，然后就可以往大一点的地方流动。我觉得这样的流动链似乎也没有限制在美国的中西部州以及加拿大的中西部省出现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学，比如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范德比尔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子市）、 亚利桑那大学以及阿尔伯塔大学、卡尔加里大学等，有新鲜血液的持续补充，就可以形成健康的动态平衡。现在这已经多少成为一种态势或规律，很多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四、人才全球循环是正常的现象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颜宁从美国回到中国，近期又回到了美国，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查强：我觉得这也是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吧。我刚才讲到中国在海外的人才“蓄水池”。现在中国的引才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从现阶段来看，达到了人才循环但还没有完全达到人才回流。中国在海外还有100多万名各类人才，这些人（包括我自己）都是来来往往的。因此现在更多的是到达一个人才循环的格局，再下一步才是到达大规模人才回流的地步。现在我们还是一个人才循环的局面。颜宁就诠释了这种人才循环；她当年能够回来，现在也能够回去。就一个体系来说，能做到人才循环也是一个积极的层面，因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才往返循环对整个体系的活力是有益的，从体系层面来说达到人才循环、人才流动是件好事。
然而，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来看。就像我们刚才讲高等教育体系的评估和大学的排名，既有重合的一面，也有分歧的一面。从体系来看，人才循环是件好事；但从具体的学校来看，肯定是有得有失。颜宁的事情，从中国体系来看是一件好事；站在清华大学的角度来看，就不一定是件好事。因此，这件事情要用辩证法来看。
五、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
应得到更精准的规划
《世界教育信息》：引进人才肯定是为了提高高校的国际化程度。请您谈一谈对提升教育国际化的认识。
查强：在这方面，我只能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和有距离的角度。我想回到前面讲的边缘和中心观点，如果中国体系要想上升到中心区域，提高国际化水平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這个事情一定要参与，一定要做，哪怕一开始做的踉踉跄跄、粗糙一些，但是一定要做，因为中国体系如果要从边缘上升到中心，国际化是必由之路。同时我也想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处于崛起的过程——一个上升的过程，但是在北美地区的国际形象堪忧。加拿大的亚太基金会是政府的一个智囊机构，他们每年都做一个问卷调查，了解加拿大人对中国的感觉。2017年的数据表明，70%以上的加拿大人认为中国会成为超级大国，但是只有9%的人认为这是件好事。根据这个年度调查，认可中国的加拿大人比例有走低的趋势。美国皮尤基金会做的形象调查的结果和加拿大调查的差不多。这就是说中国在崛起，承担的国际义务也越来越多，中国贡献给国际社会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要做的，而且我们一般认为国际化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形象和地位，有助于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但是实际上美加的问卷调查显示了与我们的假设相反的结果。因此，我认为，现在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也为高等教育国际化设立了新的坐标体系。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策略和实践应该更加精细和精准一些。
编辑 王昕 校对 许方舟
一、中国实力提升有利于全球人才来华
《世界教育信息》：当今国际化背景下，高层次人才在全球的流动已经成为了趋势。您认为全球人才流动影响的因素有哪些？
查强：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选取的对象是加拿大高校华裔联邦讲席教授（Canada Research Chair）这样一个群体。全加拿大的大学约有80多名这样的华裔教授，我在研究中选取了30多个作为样本。联邦讲席教授类似于中国的长江学者。我个人感觉现在分析全球人才流动最经典的理论范式就是推拉理论——一个是推出去，一个是拉过来。“推”就是不利的因素，比如说政治局势不稳或者是经济发展状况不好，把人才都“推出去”；而与之相反，“拉”就是有利的因素。在这种推拉理论中，我们现在一般关注较多的是资源充沛程度。从这点来说，中国站在了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现在中国高校资源非常充沛，有各种引才的项目；中国高校总体经费条件非常好，其中一些大学甚至到了可以和美国第一方阵大学的科研资源进行比较的地步，并且我们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程度的。但中国的教授待遇并不高，那些资源中用于人员待遇的比例跟西方不可比。通常在西方的一流大学，将近40%的资源是用于教授和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国高校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资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我想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体系的地位。这两点相对于资源来说更像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对学术研究的支持程度，这点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因为中国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各种政策去支持科研人员的科研产出。从文化上来讲，中国也有一些有利的条件：儒家传统文化一直比较重视教育，因此大学、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还是很高的。
从学术活力和规范程度两个方面去分析中国学术体系，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亦即很有学术活力但是规范程度不够。前段时间，施普林格（Springer）集中撤下中国作者的稿件，这就迫切要求我们的学术规范达到国际水准。另外，学术环境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和交往。全球的第一个大学联盟U-21（Universitas 21）委托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教授做了一个全球大学体系的排名。你可以看出体系排名和单个大学排名有重合的地方，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有时候看体系可能更有意思。这个体系的排名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国际交往（国际连接程度），在这个指标上中国排名位置是不高的。一个体系如果想要有吸引力，除去一些资源、政治的条件，要吸引全球的人才、特别是全球高端人才的话，就应该和国际学术界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和交往。美国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Altbach）将政治学中的边缘中心说引入高等教育领域， 以边缘和中心来划分高等教育体系。只要是中心体系，吸引力肯定就是自带的，哪怕资源条件不是那么充沛，就像是那些在中心区域里并不是特别强的体系，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尽管这两个国家在中心区域地位并不是很高，但吸引力还是很强。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研究资源在有些方面与中国无法相比，但它们有着既有的中心地位，因此吸引力依然很大。当然，现在关于这个边缘中心体系的划分比以前更加细致，包括划分出一个亚中心。中国传统上是属于边缘区域的，但现在中国有这样好的发展态势和资源条件，加上其他方面的改善，中国呈现上升为一个亚中心的趋势。如此，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吸引力就會大大增加。
2017年，我们在做国际化课题调研的时候访谈了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马院长。他当时讲了一句话，现在想来深有体会。他说要吸引人才回来，更多的是改善学校行政管理的细节。
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如果地位能够获得实质性的上升，吸引力就会大大增加。日本和新加坡经历过这样的路径，现在马来西亚渐渐也在走这样的路。韩国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体系。大概在几年前，韩国大学吸引了很多西方主流学者。同一时期中国也吸引了一批西方学者，但多半是接近学术生涯尾声，或者已经退休的西方学者。相比之下，韩国吸引了一批年富力强的西方学者。韩国当时做得这么好是与其学术体系地位上升有很大关系的，但这两年韩国的资源衰退了，势头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因此，我的观点就是想说明学术体系的地位上升了，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就会自然上升。
二、引才与用才应兼顾，尤其不应急功近利
《世界教育信息》：近期中国高等教育正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各个大学纷纷将目光瞄准人才领域，您认为中国大学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和方式进行引才？
查强：说到引才，我稍微延伸一点，跟过去的事情做个对比。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一长一短，一静一动的对比。跟从前做对比，我想中国有一点做得很不容易，而且很有眼光。我们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在海外建立了一个海外中国人才的“蓄水池”。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向海外大规模地派访问学者，派留学生。我刚刚参与了开放基金会资助的一个著作项目。在这本书《国际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社会变革的路径》（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s in Higher Education： Pathways to Social Change， Palgrave Macmillan， 2018）中的一章回溯了中国向海外派遣访问学者、留学生的过程。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净人才损失过程。但是，中国坚持在派人，而且要知道中国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国家，用国家资源大规模地派，我说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大规模去派，派了30年；30年的前半段是在损失人才，但是坚持下来了。到今天，中国才能够在海外有这么大体量的人才去利用，我们今天才可以谈到招才、引才。这就是我讲的长和静：30年持之以恒的一个政策，才有近十几年的人才收获；如果没有前面的铺垫，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个局面。 再说到短和动，我觉得现在中国资源充沛了，更应该重视长远的眼光和底气。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学校都有自己的招才项目。我们在多伦多组织了一个华裔教授协会，定期组织联谊聚餐，我发现几乎每位华裔教授都有中国某个招才计划的头衔。这未必是一个有序的管理，未必是把资源用到最好的方法。2018年全国两会，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一篇题为《关于统筹治理人才称号过多过滥问题的建议》，指出目前人才计划名目繁多、杂乱无序，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分别有人才计划84个和639个，导致人才称号过多过滥，亟需统筹治理。这些人才计划虽然不是都适用于海外人才，但有相当一部分面向海外人才，使得海外引才工作出现浮躁之风，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甚至滋生腐败现象。“双一流”资金很多都是专门用于引才，因此一些高校“一拥而上”，引进“学术劳力”，要求引入的人才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发表文章，最后未必能达到长远的使用人才的目的。
三、人才正常流动
有利于促进区域学术平衡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西部很多教授被东部高校引进，陈宝生部长提出了东部高校不要去挖西部高校的“命根儿”。您认为西部高校应该做些什么来留住和引进人才？
查强：这种地区的差异在北美也存在。中西部一些州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确不如东西部，特别是和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比。但是在美国有这样一个现象：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刚刚开始职业生涯、学术生涯的人，往往就是去中西部地区的学校；那里的地理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中国的中西部，因为中国中西部还有一些大城市，那些地方都是小城镇，有的就是大学城。到中西部地区入职，相对来说入职的选拔标准也没那么高。然后教师在那样的地方就非常努力地工作，学术产出非常多。因此形成了职业流动的一个规律：等到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地位，有了名气，有些人就会向更好的地方流动。这样形成一个流动链：刚入职的时候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专心学术产出，让自己变成一个知名学者，然后就可以往大一点的地方流动。我觉得这样的流动链似乎也没有限制在美国的中西部州以及加拿大的中西部省出现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学，比如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范德比尔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子市）、 亚利桑那大学以及阿尔伯塔大学、卡尔加里大学等，有新鲜血液的持续补充，就可以形成健康的动态平衡。现在这已经多少成为一种态势或规律，很多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四、人才全球循环是正常的现象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颜宁从美国回到中国，近期又回到了美国，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查强：我觉得这也是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吧。我刚才讲到中国在海外的人才“蓄水池”。现在中国的引才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从现阶段来看，达到了人才循环但还没有完全达到人才回流。中国在海外还有100多万名各类人才，这些人（包括我自己）都是来来往往的。因此现在更多的是到达一个人才循环的格局，再下一步才是到达大规模人才回流的地步。现在我们还是一个人才循环的局面。颜宁就诠释了这种人才循环；她当年能够回来，现在也能够回去。就一个体系来说，能做到人才循环也是一个积极的层面，因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才往返循环对整个体系的活力是有益的，从体系层面来说达到人才循环、人才流动是件好事。
然而，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来看。就像我们刚才讲高等教育体系的评估和大学的排名，既有重合的一面，也有分歧的一面。从体系来看，人才循环是件好事；但从具体的学校来看，肯定是有得有失。颜宁的事情，从中国体系来看是一件好事；站在清华大学的角度来看，就不一定是件好事。因此，这件事情要用辩证法来看。
五、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
应得到更精准的规划
《世界教育信息》：引进人才肯定是为了提高高校的国际化程度。请您谈一谈对提升教育国际化的认识。
查强：在这方面，我只能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和有距离的角度。我想回到前面讲的边缘和中心观点，如果中国体系要想上升到中心区域，提高国际化水平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這个事情一定要参与，一定要做，哪怕一开始做的踉踉跄跄、粗糙一些，但是一定要做，因为中国体系如果要从边缘上升到中心，国际化是必由之路。同时我也想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处于崛起的过程——一个上升的过程，但是在北美地区的国际形象堪忧。加拿大的亚太基金会是政府的一个智囊机构，他们每年都做一个问卷调查，了解加拿大人对中国的感觉。2017年的数据表明，70%以上的加拿大人认为中国会成为超级大国，但是只有9%的人认为这是件好事。根据这个年度调查，认可中国的加拿大人比例有走低的趋势。美国皮尤基金会做的形象调查的结果和加拿大调查的差不多。这就是说中国在崛起，承担的国际义务也越来越多，中国贡献给国际社会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要做的，而且我们一般认为国际化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形象和地位，有助于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但是实际上美加的问卷调查显示了与我们的假设相反的结果。因此，我认为，现在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也为高等教育国际化设立了新的坐标体系。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策略和实践应该更加精细和精准一些。
编辑 王昕 校对 许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