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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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所认定的例外状态不是或者说至少不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状态,而是政治权力暂时悬置法律规范和伦理道德的主观色彩浓厚的虚拟状态。新冠病毒催生的例外状态是政府迫不得已、无奈应对的客观状态,它不是权力可以任意支配、控制、剥夺人的生命的状态,相反是政治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保护人的生物性生命之功能的状态。归根结底,阿甘本把生命政治理解为一种治理术,理解为一种政治权力直接以生物生命为对象而形成的恶的否定性政治,而没有将其理解为以生物生命为对象而使人活的善的积极性政治或生产性政治。跟那些被传染的、受到疾病和死亡威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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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所认定的例外状态不是或者说至少不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状态,而是政治权力暂时悬置法律规范和伦理道德的主观色彩浓厚的虚拟状态。新冠病毒催生的例外状态是政府迫不得已、无奈应对的客观状态,它不是权力可以任意支配、控制、剥夺人的生命的状态,相反是政治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保护人的生物性生命之功能的状态。归根结底,阿甘本把生命政治理解为一种治理术,理解为一种政治权力直接以生物生命为对象而形成的恶的否定性政治,而没有将其理解为以生物生命为对象而使人活的善的积极性政治或生产性政治。跟那些被传染的、受到疾病和死亡威胁的人谈精神生命,实际上是一种伪善;承认生物性生命的意义或者它本身的精神价值,强调维系人的生物性生命的重要性,才是真善,才是疫情之下的哲学书写应该立足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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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阶级利益的普遍性表达,意识形态是发挥着极强实践功能的观念形态,就此而言,应当从实践功能论的视域重新审视意识形态的真假性标准。从实践功能论视域观之,意识形态的真假性标准分为低阶标准和高阶标准。以拜物教问题为例,按照低阶标准,拜物教的物化形式既促进也阻碍广大特殊利益主体之真实普遍利益的实现,因此拜物教具有最低限度的真实性和一定程度的虚假性;按照高阶标准,拜物教在直接意义上阻碍着众多特殊利益的实现,因此具有虚假性,但是在辩证扬弃的意义上,拜物教又因资本矛盾而成为未来普遍利益实现的不自觉工具,因此具有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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