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神话中，工匠代达罗斯为了与他的儿子伊卡洛斯一起逃离米诺斯的迷宫，用蜡粘着羽毛做了两副翅膀。飞离迷宫后，代达罗斯警告伊卡洛斯，不要飞得太高，也不要飞得太低。然而不听劝告的伊卡洛斯飞得离太阳太近，最终难逃坠海身亡的命运。
　　当然，纪录片剪辑并不是一项动辄有生命危险的高危职业。但是，纪录片中对真相的求索，与伊卡洛斯对太阳的试探，却有相似之处。
　　纪录片不像故事片，在拍摄之前已有剧本。在没有特殊意外的情况下，故事片的结构只要按照剧本剪辑即可。纪录片在拍摄之前虽然会有提案、大纲，但是拍摄过纪录片的人都知道，在拍摄过程中发生的事往往会出人意料、带来电影人不曾意识到的新信息。但换个角度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也就违背了以拍摄纪录片展示真相的意义。当然，这里指的是非广告性质的纪录片。
　　比如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得者《徒手攀岩》，是一部讲述攀岩运动家亚历克斯·霍诺尔德徒手攀爬酋长岩的影片。本片的导演金国威与伊丽莎白·柴·瓦沙瑞莉在奥斯卡提名晚会上说道，为了不影响亚历克斯，他们从不问他什么时候会进行攀爬。在跟拍一年半后，亚历克斯在一天傍晚突然说，明早我会去爬酋长岩。而伊丽莎白与金国威导演只能措手不及地准备原本需要一天时间才能组建起来的器材。另一项让两位导演措手不及的事情是，亚历克斯在拍摄中途与一位女孩相爱了。于是，原本偏向历险性质的纪录片便因为忠实地纪录了这段爱情，而染上了浪漫的色彩。
　　瞬息万变的真实世界使得纪录片的剪辑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纪录片的故事结构都是在剪辑中，由剪辑师与导演通过不断的摸索雕琢成形的。因此，纪录片的剪辑师往往也成了编剧。剪辑师们承担了叙事的权利与责任，来修剪观众们所看到的真相。
　　二十世纪以来，继叙事学家罗兰·巴特提出了“作者已死”的论点之后，叙事学对于绝对真相的存在就已经提出了疑问。对于任何叙事，不管是纪实电影还是文学，甚至是照片，绝对的真相都是不可触及的太阳。因为即使是拍摄真实世界，拍摄的角度、取景的选择都会影响到受众对“真相”的解读。同一场战争，拍摄的选择会使人们对战争产生不同的看法。
　　人们看到的真相会随着展示者的观点、展示的角度，甚至观众自身的立场而变化。绝对的真相似乎如炽热的太阳一样，可望而不可即。
　　而纪录片不仅在拍摄中要选择拍摄的角度，剪辑中仍然要选择哪些给观众什么信息、舍弃什么信息，甚至有时还要雇用演员进行场景再现。
　　既然绝对真相可望而不可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剪辑师和导演可以为了达到叙事的圆满而为所欲为，为了自圆其说、传递思想而塑造片面的真相呢？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电影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比如由摩根·史柏路克导演并主演的《大号的我》（Supersize Me），讲述了摩根连续一个月只进食麦当劳的历程，以展示麦当劳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摩根的其中一个规则是如果麦当劳员工问他是否要改成大号餐（Supersize），他一定要同意。其间他一共被问了9次是否改成大号餐，占据他这30天内饮食的10%，但是剪辑中用到的恰恰却是这9次，造成了几乎100%的错觉。后续又不断有营养学家质疑，他们重复了他的饮食，却没有得到他的结果。而在2018年，摩根又承认自己长年酗酒，进而使得他在电影中展示的，因麦当劳食品造成的肝脏损害受到质疑。
　　我们不能说摩根的初衷错的，或者他想要传递的健康饮食的思想是错的。但是在纪录片的剪辑中，他的确有选择性地展示了他想展示的真相，以达到打动观众的目的。以谎言来说出真理，故事片与纪录片的界限已经模糊。确实，为了打动观众，纪录片也需要讲故事，需要主角（hero），需要起承转合，需要高潮与结尾。在尚未结束的人生中截取片段，企图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并在这个故事中找出一个意义、一个道理，是需要剪辑“艺术加工”的。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纪录片中剪辑的是真实的人生与世界。而给真实的人与世下定义，就必须要有为此负责的觉悟。这也是为什么，紀录片的剪辑担任着故事片导演所没有的道德责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很少有人像祖咏一样，因为四句已经“意尽”而拒写十二句律诗、进而放弃科考的勇气。但是，正因为在纪录片中我们追寻着真相的太阳，所以不得不挥动着伊卡洛斯的翅膀，不能飞得太高触及太阳，却也不能飞得太低，在故事与真相中找到一线平衡。
　　人们常说剪辑师是电影中的无冕之王。一部剪辑精良的作品，观众往往察觉不到剪辑的痕迹。这一方面说明了剪辑对观众的影响力，一方面也应鞭策剪辑师在这场无声的博弈中，朝着真相而行。虽然绝对的真相遥不可及，但遥不可及如启明星，也可以在黑夜之中指引我们，向正确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