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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三个人口大国——中国、印度和印尼——现在有致力于改革的三位领导人——习近平、莫迪和佐科。引人注目的是，三位领导人在管理远离中央政府的省市方面都有相同的成功背景和经验。换句话说，他们代表了一代领导人，能理解自下而上和去中心化发展的重要性。
像中国、印度和印尼这样的大国，都面临人口庞大、地理分散的共性问题，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多元化的文化、语言和历史观增加了复杂性。
因此，过度的集中化会提高民族凝聚力，但任何同质化的发展方式都会带来弊端，即不同地区和城市成为创新和试验的新增长极和中心的能力下降。
三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但最近的经验，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显示省市之间的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因为不同地区试验了不同的发展方式。
像中国、印度和印尼这样的大国，都面临人口庞大、地理分散的共性问题，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多元化的文化、语言和历史观增加了复杂性。
中国和印度分别在1949年和1947年之后开始浓重的计划经济时代，直到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之后，印度的计划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才在去年撤销。与此同时，莫迪成立了改革印度全国委员会，成员包括不同省政府的首长，反映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转移。
中国政府通过强大的国家发改委协调经济发展，确保从县到省的每级政府的五年计划和财政预算都与国家的五年计划保持一致。中国和印度都处于第12个五年计划（分别为2011-2015和2012-2017）。中国的第13个五年计划（2016-2020）会将习主席阐述中国梦的很多举措落实到位。
尽管印度的GDP和人均收入分别只有1.9万亿美元和1499美元，只有中国9.2万亿美元GDP的约四分之一，但是印度GDP的增速在提高，而中国在放缓。印度拥有更有利的人口结构，并能从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开放中获益，很多分析师认为印度的增长速度将在2020年之前超过中国。
印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莫迪推动改革的领导力，之前的改革由于多种原因而停滞，包括强大的印度官僚机构——某些权威人士称之为“许可证帝王制度”。印度的官僚机构因为要给每件事都上牌照而闻名，甚至有位印度专家认为，如果印度官员理解IT产业是做什么的，那么它就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功。
莫迪有雄心和使命感，使印度在经济发展的各方面都追赶中国。
集中化/去中心化的辩论焦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有财政权和自主的资源配置权力，以最匹配他们自己的发展目标。
在被英国殖民统治89年之后，印度政府继承了原有的行政部门结构，但是一些有意思的制度创新值得更深入的研究，正是这些创新使之更适应面临财政管理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制度创新之一是财政委员会，它是由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对政府（包括省级政府）如何筹集和分享财政资金提出建议。委员会的任期是五年，由一位公认有权威的主席负责主持。
或许是巧合，但显然印度已经在为发展方向出力，因为第14届财政委员会（2011-2014）主席是雷迪博士，印度央行前行长，他不仅帮助印度避免了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同时也拥有丰富的中央财政秘书长和省级财政部门的工作经验。
他的报告与莫迪自下而上发展印度的愿景不谋而合。由于低税率使印度的税收收入不高，印度政府当前用于发展和基础建设的资金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
第14届财政委员会建议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筹资开拓新渠道，包括市政债、提高税率（白领、财产、矿产），或者对新领域征税（空地、不动产增值和娱乐）。
印度2015年-2016年的新财政预算采纳了很多财政委员会的建议。两者都致力于增加政府收入和基础设施投入。
例如，与新加坡对巨额财富征税类似，印度也将对超富人群额外征收2%的税收。而且，对采矿业和公共设施的税率将提高。例如，中国对铁矿石开采征收80%的税率（2012年），而印度只有10%（2009年）。
为提高公共设施的效率，建议按100%计量水和电的使用情况，以削减补贴，核算公共设施的全部成本。
而且，与历届财政委员会倾向于增加中央对财政的控制不同，第14届财政委员会建议地方应该享有42%的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以前地方只享有30%甚至更少的比例，直到第13届财政委员会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2%。
财政委员会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对于管理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有四方面好处。首先，它是专业化和精英管理的。即使成员无法完全回避政治立场和观点，但是主席和成员都是相关领域专家，并且因为专业能力和独立性而知名。
第二，委员会的工作是透明的。通过向不同层级的政府、学术界、智囊专家、民间团体甚至学生请教，而他们的观点都有记录并公开发表，委员会能够改进对于一些复杂和争议问题的社会讨论，这些问题往往需要更公开的讨论，从而使这些讨论避免具有政治性。这种透明性提高了论述和学术标准的质量，因为大学和专业机构能够获取更多的关于政府运行的信息和知识，并对相关复杂问题提供好的反馈建议。
第三，委员会的工作流程改进了正当法律程序的义务和规则。政府和政客知道，他们能获得最专业和科学的建议，诸如对不同选择的反馈，包括有价值的国内和国际经验。这有助于法治进步，因为当未来的税收或政策实施或争论时，政府和法庭有政策辩论的公众记录，以及这种规则或监管政策背后的想法和实施。
第四，从政治过程来看，最有价值的选项是否决权。政府不必接受委员会的所有建议。它有权选择认为是政治上可接受并能实施的建议。政府必须做的是解释为什么它做了某个政治倾向的选择。
一个对各种问题的关门讨论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如果政策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政府不能否认是它独自作出的决策。而如果政策是来自独立专家的委员会的建议，那么政府可以说，它是在所提供的建议和信息中作出的最优决策。
中国、印度和印尼之间增长和发展的竞争将推动创新和开拓亚洲变化的新道路。亚洲各国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强项、经验，同样也包括错误。亚洲的制度创新，即使借鉴亚洲之外的经验，也有助于全面的创新和增长，让所有人都因此而受益。
作者为香港证监会前主席、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前院长，正在创作从亚洲视角看全球变化的新书
像中国、印度和印尼这样的大国，都面临人口庞大、地理分散的共性问题，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多元化的文化、语言和历史观增加了复杂性。
因此，过度的集中化会提高民族凝聚力，但任何同质化的发展方式都会带来弊端，即不同地区和城市成为创新和试验的新增长极和中心的能力下降。
三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但最近的经验，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显示省市之间的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因为不同地区试验了不同的发展方式。
中国和印度分别在1949年和1947年之后开始浓重的计划经济时代，直到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之后，印度的计划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才在去年撤销。与此同时，莫迪成立了改革印度全国委员会，成员包括不同省政府的首长，反映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转移。
中国政府通过强大的国家发改委协调经济发展，确保从县到省的每级政府的五年计划和财政预算都与国家的五年计划保持一致。中国和印度都处于第12个五年计划（分别为2011-2015和2012-2017）。中国的第13个五年计划（2016-2020）会将习主席阐述中国梦的很多举措落实到位。
尽管印度的GDP和人均收入分别只有1.9万亿美元和1499美元，只有中国9.2万亿美元GDP的约四分之一，但是印度GDP的增速在提高，而中国在放缓。印度拥有更有利的人口结构，并能从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开放中获益，很多分析师认为印度的增长速度将在2020年之前超过中国。
印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莫迪推动改革的领导力，之前的改革由于多种原因而停滞，包括强大的印度官僚机构——某些权威人士称之为“许可证帝王制度”。印度的官僚机构因为要给每件事都上牌照而闻名，甚至有位印度专家认为，如果印度官员理解IT产业是做什么的，那么它就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功。
莫迪有雄心和使命感，使印度在经济发展的各方面都追赶中国。
集中化/去中心化的辩论焦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有财政权和自主的资源配置权力，以最匹配他们自己的发展目标。
在被英国殖民统治89年之后，印度政府继承了原有的行政部门结构，但是一些有意思的制度创新值得更深入的研究，正是这些创新使之更适应面临财政管理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制度创新之一是财政委员会，它是由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对政府（包括省级政府）如何筹集和分享财政资金提出建议。委员会的任期是五年，由一位公认有权威的主席负责主持。
或许是巧合，但显然印度已经在为发展方向出力，因为第14届财政委员会（2011-2014）主席是雷迪博士，印度央行前行长，他不仅帮助印度避免了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同时也拥有丰富的中央财政秘书长和省级财政部门的工作经验。
他的报告与莫迪自下而上发展印度的愿景不谋而合。由于低税率使印度的税收收入不高，印度政府当前用于发展和基础建设的资金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
第14届财政委员会建议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筹资开拓新渠道，包括市政债、提高税率（白领、财产、矿产），或者对新领域征税（空地、不动产增值和娱乐）。
印度2015年-2016年的新财政预算采纳了很多财政委员会的建议。两者都致力于增加政府收入和基础设施投入。
例如，与新加坡对巨额财富征税类似，印度也将对超富人群额外征收2%的税收。而且，对采矿业和公共设施的税率将提高。例如，中国对铁矿石开采征收80%的税率（2012年），而印度只有10%（2009年）。
为提高公共设施的效率，建议按100%计量水和电的使用情况，以削减补贴，核算公共设施的全部成本。
而且，与历届财政委员会倾向于增加中央对财政的控制不同，第14届财政委员会建议地方应该享有42%的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以前地方只享有30%甚至更少的比例，直到第13届财政委员会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2%。
财政委员会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对于管理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有四方面好处。首先，它是专业化和精英管理的。即使成员无法完全回避政治立场和观点，但是主席和成员都是相关领域专家，并且因为专业能力和独立性而知名。
第二，委员会的工作是透明的。通过向不同层级的政府、学术界、智囊专家、民间团体甚至学生请教，而他们的观点都有记录并公开发表，委员会能够改进对于一些复杂和争议问题的社会讨论，这些问题往往需要更公开的讨论，从而使这些讨论避免具有政治性。这种透明性提高了论述和学术标准的质量，因为大学和专业机构能够获取更多的关于政府运行的信息和知识，并对相关复杂问题提供好的反馈建议。
第三，委员会的工作流程改进了正当法律程序的义务和规则。政府和政客知道，他们能获得最专业和科学的建议，诸如对不同选择的反馈，包括有价值的国内和国际经验。这有助于法治进步，因为当未来的税收或政策实施或争论时，政府和法庭有政策辩论的公众记录，以及这种规则或监管政策背后的想法和实施。
第四，从政治过程来看，最有价值的选项是否决权。政府不必接受委员会的所有建议。它有权选择认为是政治上可接受并能实施的建议。政府必须做的是解释为什么它做了某个政治倾向的选择。
一个对各种问题的关门讨论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如果政策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政府不能否认是它独自作出的决策。而如果政策是来自独立专家的委员会的建议，那么政府可以说，它是在所提供的建议和信息中作出的最优决策。
中国、印度和印尼之间增长和发展的竞争将推动创新和开拓亚洲变化的新道路。亚洲各国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强项、经验，同样也包括错误。亚洲的制度创新，即使借鉴亚洲之外的经验，也有助于全面的创新和增长，让所有人都因此而受益。
作者为香港证监会前主席、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前院长，正在创作从亚洲视角看全球变化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