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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翰林李榕是一个命运大起大落的人。他33岁中进士后步入仕途，与李鸿章、李元度、李眉生同出名臣曾国藩门下，合称为“曾门四李”。49岁累功升至湖南布政使，达到仕途高峰，然而却在捐输政策上得罪地方豪强遭诬告，两年后被罢免官职。
很难有人能像他这样快速调整心态。回乡后不仅应邀撰写地方志，还重拾耕读文化，展开了长达20年的教学生涯，直到生命结束。从廉官到乡贤，李榕的一生不因处高而失低调，也不因处低而失傲骨。从先祖到后辈，这股气节如何一脉相承？廉政瞭望记者来到李榕故里四川剑阁县，一探李氏家风。
位于剑阁县下寺镇友于村的李榕故居，是李榕授翰林院庶吉士时被赐予的翰林府。这间深藏于竹林与农房深处的宅院，远看已是一户农家。李榕遭罢免后，置“耕读为本”于座右，告诫子侄亲朋且耕且读，蔬书并重。
“启我愚昧，佑我聪明；克勤克俭，且读且耕；不学下流，不堕家声。”李榕家族秉承祖训，世代农耕。李榕之父李时荣于道光乙酉（1825年）乡试中举，曾在广东为官，他“慈祥恺悌，所至民怀”。李榕幼承庭训，刻苦攻读，立下远大志向，他曾有诗曰“少年不合潜林壑，圣明贫贱吾其羞”以示人生抱负。
李榕之母安氏勤俭温良，治家有道，对子女管教严格，强调“四戒”，即“力戒耳软任性，偏信和偏疑；力戒弟兄子侄，妯娌不和睦；力戒疏慢亲友；力戒骄凌贫贱。”严格的教育和严谨的家规，形成了“勤、和、恕、让”的家风，对李榕的人格长成有着重要影响。
李榕在长沙走马上任湖南布政使时，与各级官员约法三章：一是官样要大方，平易近人，严格管束家人，不得仗势作歹为非；二是断案要亲自勘察，下乡要轻骑简从，以诚求证；三是民间捐税不得随意乱涨、滥涨。
然而，封建积弊与清末官场时弊之深重，让性格刚直的李榕最终跌倒在政策改革上。他发现湖南各捐输局，以“劝捐助饷”为名敲诈勒索百姓，于是不顾劝阻上奏朝廷，明令征收捐税“豁免下户，着重上户”，触犯了豪门富室的利益，遭到当地权责的诬陷弹劾，后朝廷以“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罪名将其就地免职。
罢官回乡之后，他重拾耕读文化，不仅亲力亲为，还要求兄弟子侄每年春秋二季农忙时节，必须和长工短工一起割麦插秧，并与他们同桌饮食，不得特殊。有空闲时间就读书练字不许疏懒。
他的子孙传承家风家规，一边读书，一边劳动，大多成为地方士绅。儿子李颖、门人温、吴参与编写《剑州志》；侄孙李谔传承办学，收全乡农商子弟入学受教。乡民受李氏家风影响，大多重视文化。乡场民风大变，文化氛围浓郁。
虽光华已褪去，但昔日的翰林府仍然可见引路、过厅、内厅的三层式规制。从引路到过厅，镂空门楣、雕花脊瓦逐渐映入眼帘。在过厅与内厅之间的照壁上，残缺飞檐下的浮雕图案还依稀可辨，按照当时的装饰风格，左为琴棋书画，右为梅兰竹菊。再往里面的内厅，就是李榕的书房，曾经从这里诞生的诗词、书法已成为后世至今的宝贵财富。
李榕的许多经济文章、诗话楹联都被他的学生收入《十三峰书屋全集》。他曾有“季子正少年，匹马黑貂裘”的胸怀，也有“日日溪边弄碧漪，窥鱼沙鹭也忘机”的慨叹，有无可奈何的宿命之感，又包含不甘寂寞、积极进取的志向。
他回到故乡后，快速从罢官的失落中走出来。他看见家乡很少有人读书识字，特别是儿童们没有任何学习条件与机会，就在翰林府邸的东边镜默斋开办了学房，首开下寺镇教书育人先河。他办学同时还任剑州兼山书院的校长，后又主讲江油登龙、匡山两书院。
李榕的教育理念及方法，至今仍不乏借鉴。他以充实自我与处人治世为出发点，将儒道两家主张的收敛、扩展之精髓融会贯通，建立了独特的古道树人体系。他不反对门人子弟做官，但要“以‘廉’字为铁板注脚”，希望学生“共登青云梯”。他提出要走仁德治世之途，要勤谋国事、不求富贵，要重义轻利、为民解难。
为官收放有序，李榕首先做到了“收”。他在升任湖南布政使时，将从湖北乘船沿长江水路赴长沙藩台，沿途州府官员闻讯，都在江岸具礼迎候。李榕知报后，即派家人去买食材，悄悄乘坐一般官船自炊自食，船到各州府点隐蔽而过。
在治理一方之道上，李榕做到了“放”。他上任后，执掌刑名诉讼，开始纠正冤假错案，同时审理私抽捐税、中饱私囊的贪腐案件，惩治欺诈百姓的恶棍无赖。治理不过半年，民风大变，衙门书役无一舞文作弊。
后来报国之志落空，他转而投身于家乡以及川北的文化教育事业。门生张琴，翰林院庶吉士，署安徽庐江知县；张枚，任剑州知事；谢佩舒，为柳州知事等，均为一代廉吏。
墙面破损的一角露出墙体，那是由材质坚韧的木竹密集编织而成的“钢筋”，经过了一百多年，仿佛依然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族。环顾四周，陋室空堂填满了荒凉寂寞。
从李榕所处的时代来看，儒家传统的忠孝仁义思想让他树有报效朝廷之志，所以他在平定太平天国“洪杨之乱”时建功立业。同时，他也目睹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之世相，以致孤傲不群、曲高和寡。因此有人评价李榕的一生功过并存，时代注定了他半生的悲凉。
也有人认为，是他的傲气给他带来了仕途之灾。李榕和李鸿章虽同为曾国藩门生，但李鸿章处事圆润权变，这让性格刚直的李榕甚是不屑。此外，李鸿章的品级高于李榕，李榕的才学又在李鸿章之上，两人早已互生骄心与妒意。
有一次，李鸿章请李榕赴宴，见李榕穿着旧衣破鞋，便取笑说：“老兄的鞋，帮子何其烂耶？”李榕回答：“我靴虽薄而旧，但底正帮直，你靴虽好，但底歪帮斜！”这话是骂李鸿章是监生出身，功名底子不正，弄得李鸿章十分尴尬，从此怀恨在心，后来受命查办捐输案时，趁机置李榕于“死地”。《清史稿·李榕列传》中这样评价，“时舆论咎李鸿章太过，谓不免同室操戈，而李榕平时蔑视李鸿章，亦不无自取之道焉。”
晚年的李榕总结自己一生的荣辱得失，悟出了一个道理，其精髓就是低调处世，守住这个底线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方才不致流入大起大落的尴尬。他借语恩师曾国藩的亲书赠言“温恭朝夕”，大书“翕宜朝夕”四字挂在墙上，提醒自己并教育家人：不论早晚都要记住“低调收敛”，对人处世切不可张扬，牢记和谐团结，看重亲情友情，被后世子孙奉为家规。
“友于村”的得名，也缘于李榕的低调。光绪四年（1878年），何马沟何、马二姓人丁式微，沟名反不如翰林府响亮。于是有人建议更改沟名，或说“李家沟”，或说“李家庄”。但李榕不以为然，而是根据《尚书》“唯孝友於兄弟”句，把何马沟更名为“友于庄”。希望乡邻亲如兄弟，和谐平安。
他低调收敛，却为民众仗义执言。回乡后的李榕，更加深感百姓疾苦。当时，剑州官府责令下寺窑沟碗厂每年无偿提供陶碗2000个，“以备办差之用”，提催差役下到乡间勒索酒食盘费。李榕写信给剑州知州杨云舫说：“此碗黄泥粗料，办差有何用处，只以饱工房之私囊耳。”促使免除了民众不合理负担。
为避免旱灾歉收，李榕还在何马沟上游拦沟作堰，开挖渠系三里引溪水灌田，惠泽乡邻。
后人总结李榕的一生，是“为官清廉、做人清白、生活清平”，此处称“清平”而非“清贫”，是有原因的。李榕罢官回到故乡，只靠教书挣点银两以补家中用度，其他饮食蔬肉均靠田产自做自食，稍余些许还用以救济穷人，因此他并不“贫穷”，而是自甘清淡与平凡。
办学授课的20年时间里，李榕只辗转于各个书院，不做多余的应酬，直到生命终结。120多年后的今天，当地人迁葬时掘开李榕之墓，只见朽棺中除了顶戴的零星残件和散落的朝珠外，没有任何其他随葬品。这便是他一生“三清”的最好见证。
很难有人能像他这样快速调整心态。回乡后不仅应邀撰写地方志，还重拾耕读文化，展开了长达20年的教学生涯，直到生命结束。从廉官到乡贤，李榕的一生不因处高而失低调，也不因处低而失傲骨。从先祖到后辈，这股气节如何一脉相承？廉政瞭望记者来到李榕故里四川剑阁县，一探李氏家风。
承祖训：勤和恕让，耕读传家
位于剑阁县下寺镇友于村的李榕故居，是李榕授翰林院庶吉士时被赐予的翰林府。这间深藏于竹林与农房深处的宅院，远看已是一户农家。李榕遭罢免后，置“耕读为本”于座右，告诫子侄亲朋且耕且读，蔬书并重。
“启我愚昧，佑我聪明；克勤克俭，且读且耕；不学下流，不堕家声。”李榕家族秉承祖训，世代农耕。李榕之父李时荣于道光乙酉（1825年）乡试中举，曾在广东为官，他“慈祥恺悌，所至民怀”。李榕幼承庭训，刻苦攻读，立下远大志向，他曾有诗曰“少年不合潜林壑，圣明贫贱吾其羞”以示人生抱负。
李榕之母安氏勤俭温良，治家有道，对子女管教严格，强调“四戒”，即“力戒耳软任性，偏信和偏疑；力戒弟兄子侄，妯娌不和睦；力戒疏慢亲友；力戒骄凌贫贱。”严格的教育和严谨的家规，形成了“勤、和、恕、让”的家风，对李榕的人格长成有着重要影响。
李榕在长沙走马上任湖南布政使时，与各级官员约法三章：一是官样要大方，平易近人，严格管束家人，不得仗势作歹为非；二是断案要亲自勘察，下乡要轻骑简从，以诚求证；三是民间捐税不得随意乱涨、滥涨。
然而，封建积弊与清末官场时弊之深重，让性格刚直的李榕最终跌倒在政策改革上。他发现湖南各捐输局，以“劝捐助饷”为名敲诈勒索百姓，于是不顾劝阻上奏朝廷，明令征收捐税“豁免下户，着重上户”，触犯了豪门富室的利益，遭到当地权责的诬陷弹劾，后朝廷以“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罪名将其就地免职。
罢官回乡之后，他重拾耕读文化，不仅亲力亲为，还要求兄弟子侄每年春秋二季农忙时节，必须和长工短工一起割麦插秧，并与他们同桌饮食，不得特殊。有空闲时间就读书练字不许疏懒。
他的子孙传承家风家规，一边读书，一边劳动，大多成为地方士绅。儿子李颖、门人温、吴参与编写《剑州志》；侄孙李谔传承办学，收全乡农商子弟入学受教。乡民受李氏家风影响，大多重视文化。乡场民风大变，文化氛围浓郁。
教学：为官须廉，收放有序
虽光华已褪去，但昔日的翰林府仍然可见引路、过厅、内厅的三层式规制。从引路到过厅，镂空门楣、雕花脊瓦逐渐映入眼帘。在过厅与内厅之间的照壁上，残缺飞檐下的浮雕图案还依稀可辨，按照当时的装饰风格，左为琴棋书画，右为梅兰竹菊。再往里面的内厅，就是李榕的书房，曾经从这里诞生的诗词、书法已成为后世至今的宝贵财富。
李榕的许多经济文章、诗话楹联都被他的学生收入《十三峰书屋全集》。他曾有“季子正少年，匹马黑貂裘”的胸怀，也有“日日溪边弄碧漪，窥鱼沙鹭也忘机”的慨叹，有无可奈何的宿命之感，又包含不甘寂寞、积极进取的志向。
他回到故乡后，快速从罢官的失落中走出来。他看见家乡很少有人读书识字，特别是儿童们没有任何学习条件与机会，就在翰林府邸的东边镜默斋开办了学房，首开下寺镇教书育人先河。他办学同时还任剑州兼山书院的校长，后又主讲江油登龙、匡山两书院。
李榕的教育理念及方法，至今仍不乏借鉴。他以充实自我与处人治世为出发点，将儒道两家主张的收敛、扩展之精髓融会贯通，建立了独特的古道树人体系。他不反对门人子弟做官，但要“以‘廉’字为铁板注脚”，希望学生“共登青云梯”。他提出要走仁德治世之途，要勤谋国事、不求富贵，要重义轻利、为民解难。
为官收放有序，李榕首先做到了“收”。他在升任湖南布政使时，将从湖北乘船沿长江水路赴长沙藩台，沿途州府官员闻讯，都在江岸具礼迎候。李榕知报后，即派家人去买食材，悄悄乘坐一般官船自炊自食，船到各州府点隐蔽而过。
在治理一方之道上，李榕做到了“放”。他上任后，执掌刑名诉讼，开始纠正冤假错案，同时审理私抽捐税、中饱私囊的贪腐案件，惩治欺诈百姓的恶棍无赖。治理不过半年，民风大变，衙门书役无一舞文作弊。
后来报国之志落空，他转而投身于家乡以及川北的文化教育事业。门生张琴，翰林院庶吉士，署安徽庐江知县；张枚，任剑州知事；谢佩舒，为柳州知事等，均为一代廉吏。
教子：低調收敛，团结和睦
墙面破损的一角露出墙体，那是由材质坚韧的木竹密集编织而成的“钢筋”，经过了一百多年，仿佛依然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族。环顾四周，陋室空堂填满了荒凉寂寞。
从李榕所处的时代来看，儒家传统的忠孝仁义思想让他树有报效朝廷之志，所以他在平定太平天国“洪杨之乱”时建功立业。同时，他也目睹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之世相，以致孤傲不群、曲高和寡。因此有人评价李榕的一生功过并存，时代注定了他半生的悲凉。
也有人认为，是他的傲气给他带来了仕途之灾。李榕和李鸿章虽同为曾国藩门生，但李鸿章处事圆润权变，这让性格刚直的李榕甚是不屑。此外，李鸿章的品级高于李榕，李榕的才学又在李鸿章之上，两人早已互生骄心与妒意。
有一次，李鸿章请李榕赴宴，见李榕穿着旧衣破鞋，便取笑说：“老兄的鞋，帮子何其烂耶？”李榕回答：“我靴虽薄而旧，但底正帮直，你靴虽好，但底歪帮斜！”这话是骂李鸿章是监生出身，功名底子不正，弄得李鸿章十分尴尬，从此怀恨在心，后来受命查办捐输案时，趁机置李榕于“死地”。《清史稿·李榕列传》中这样评价，“时舆论咎李鸿章太过，谓不免同室操戈，而李榕平时蔑视李鸿章，亦不无自取之道焉。”
晚年的李榕总结自己一生的荣辱得失，悟出了一个道理，其精髓就是低调处世，守住这个底线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方才不致流入大起大落的尴尬。他借语恩师曾国藩的亲书赠言“温恭朝夕”，大书“翕宜朝夕”四字挂在墙上，提醒自己并教育家人：不论早晚都要记住“低调收敛”，对人处世切不可张扬，牢记和谐团结，看重亲情友情，被后世子孙奉为家规。
“友于村”的得名，也缘于李榕的低调。光绪四年（1878年），何马沟何、马二姓人丁式微，沟名反不如翰林府响亮。于是有人建议更改沟名，或说“李家沟”，或说“李家庄”。但李榕不以为然，而是根据《尚书》“唯孝友於兄弟”句，把何马沟更名为“友于庄”。希望乡邻亲如兄弟，和谐平安。
他低调收敛，却为民众仗义执言。回乡后的李榕，更加深感百姓疾苦。当时，剑州官府责令下寺窑沟碗厂每年无偿提供陶碗2000个，“以备办差之用”，提催差役下到乡间勒索酒食盘费。李榕写信给剑州知州杨云舫说：“此碗黄泥粗料，办差有何用处，只以饱工房之私囊耳。”促使免除了民众不合理负担。
为避免旱灾歉收，李榕还在何马沟上游拦沟作堰，开挖渠系三里引溪水灌田，惠泽乡邻。
后人总结李榕的一生，是“为官清廉、做人清白、生活清平”，此处称“清平”而非“清贫”，是有原因的。李榕罢官回到故乡，只靠教书挣点银两以补家中用度，其他饮食蔬肉均靠田产自做自食，稍余些许还用以救济穷人，因此他并不“贫穷”，而是自甘清淡与平凡。
办学授课的20年时间里，李榕只辗转于各个书院，不做多余的应酬，直到生命终结。120多年后的今天，当地人迁葬时掘开李榕之墓，只见朽棺中除了顶戴的零星残件和散落的朝珠外，没有任何其他随葬品。这便是他一生“三清”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