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是：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理清真实在哪儿。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
　　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
　　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体制。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自我贬低。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理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他告诉我他是为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是脆弱的蛋。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
　　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2009年，村上春树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并发表了以人类灵魂自由为主题的获奖感言)。
　　
　　(阿紫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