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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能不能写出好作品关键在心态
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是一个魔咒，很多作家得奖后，创作往往开始走下坡路。有的作家八十多岁得奖，已经停止写作了，得了奖对他的创作不会有太大影响。正当盛年的作家得奖，确实是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有来自外界的，但这还是次要的，关键是内心深处的变化，获奖者往往给自己设立一个很高的标杆，下一部作品一定要写好，一定要比过去的作品更好。你本来只能跳一米七几，现在一下到两米，那肯定跳不过去，跳不过去读者就不满意。
后来我反复想了一下，还是要放松，忘掉诺贝尔奖，甚至忘掉读者，忘掉读者对我的期望。过去怎么写，下一部作品还是怎么写；不要怕人家骂，不要怕写不好被人家批评。要摆出一个诺奖水平来写作非常可怕，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作家。
我们参观岳阳楼的时候，看到郭沫若题的大匾。岳阳的宣传部长讲了这个匾的故事。解放初，岳阳楼的匾是湖南军阀何建题的。岳阳市政府认为都解放了，古迹上的题词是军阀题的，太不合适，希望毛主席能给岳阳楼重新题写一个匾额。毛主席一想，岳阳楼是文物古迹，他的身份不合适，让郭沫若来写。那个年代，毛主席点的将，郭沫若会有多么大的压力，我估计他天天在家里练。他写了很多张，选出三张比较满意的，装到信封里，信封上面写着“寄往岳阳楼管理处”，请毛主席从中选一张。毛主席看了，说都不好，后来看到信封上写的“寄往岳阳楼管理处”，他一圈这三个“岳阳楼”，所以现在岳阳楼巨幅的匾额上那三个大字，就是信封上那三个字。为什么这三个能写好？写这三个字的时候他完全放松了。前面那几个，每个写得很认真，带着很大的压力，越想写好反而越写不好。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状况，非要写一部经典、写一部传世之作，挽起来袖子，结果写出来还是不好，太做作，不放松，作家自身的水平也显不出来。
这就要提到游戏之笔，在写长篇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灵感，随手信笔写了一个小短篇，结果长篇没写好，短篇成了精品了。这在我个人创作当中就有过好几次。卯足劲写一个长篇，结果写出来大家都认为不是很好，在这个过程中用两三个小时写的几个小短篇反而受到很多的好评。今后能否写出好的作品来，关键还是在内心深处放松不放松、解放不解放，忘掉外界的干扰和评价，还是像过去一样，自己认为怎样写好就按照那样写，哪怕写出来大家不接受，说不好，那没关系，再继续写一篇。
中国作品翻译出去只是第一步，更重要是让外国人读进去
提问：您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外文化交流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
莫言：必须承认我获得了诺奖这件事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国内外很多媒体的注意，也吸引了很多普通读者的目光。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关注，后来扩大为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关注。接下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外国出版社来出版中国当代文学。文学的对外翻译肯定是我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构成部分，要让外国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让我们的作品走出去是很重要的途径。
我们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后在国外出版，实际上仅仅走了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外国读者会读我们的作品，而且能够读得进去。如果我们仅仅是把书推出去了，但是没有人买，或者买了以后人家根本都不看，或者看了以后根本产生不了共鸣，那么这样的对外推介的过程实际上根本没有完成、没有效果。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作品不仅仅能够感动中国读者，而且能够打动国外的读者？作品必须具有普遍意义。首先，我们要保留和强调中国文学的特点，要从我们的民族文化、社会生活里寻找灵感，寻找中国的特征，寻找故事的素材；其次，要表现出文学所共有的普遍意义，要写人类都可以理解的、共通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作家作品对外翻译的核心，你如果写了一群人，外国人根本理解不了，像看外星人一样的，根本不理解你的这种思维方法、产生不了共鸣，这就没有意义。所以，作家的创作必须坚持普遍性、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普世的观念、价值跟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的统一，这样才能被翻译出去，然后被阅读，才会真正产生交流的效果。
准备塑造一个中国话剧舞台上从没有过的贪官形象
提问：您曾经在检察日报社供职过，这十年的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下一步有没有针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文学创作的打算？
莫言：我在检察院工作的十年确实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阶段，1997～2007年，正好十年。这一段生活对我来讲，就是让我了解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以前我在军营相对独立，作为一个军官跟地方老百姓的接触有很不方便的地方。而且军队本身有严格的纪律，也不方便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但是到了高检系统，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合适作家生存的环境。有了记者的身份，我能深入到村庄、工厂，具体了解一个案件完整的法律程序。这十年的经历使我对社会各个方面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对创作肯定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我到检察院后先写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红树林》，后来把它改成了小说《红树林》，写的是检察官的生活，实际上是写的检察官在社会当中的一些普遍联系。这确实跟我过去的小说不一样，因为检察系统是我比较陌生的，我是一边学习一边创作，好在我是要塑造人物，希望能够写出一个很有个性的检察官形象，这部作品基本还是及格的。接下来我写《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都是在这十年当中完成的。我想，《檀香刑》是追求民族风格、力避西方文学影响的作品，是我到了地方，眼界开阔以后的一种产物。如果我那会儿还在部队工作，可能这些作品就写不出来。我想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在今后的创作当中，检察日报十年的生活依然会发挥作用。
对于所谓敏感的社会问题、有争议的题材，我肯定还会写，而且会毫不犹豫地、毫无顾忌地去写。我要写一部话剧，一部描写贪官的话剧，我要写一个在过去所谓的反腐败小说里面没有出现过的贪官形象。这个贪官让大家看了以后会感到，跟每个人的自我都很接近，会让一些人想到，如果我处在他那个环境里面，这个贪官就是我。我的想法很多，但是现在不便于透露太多细节，一是将来出书以后没有神秘感；二是，我也怀疑有一些比我文笔更加敏捷的写作者，我的细节一说，你们明天后天就把小说写出来了。总而言之，中国的话剧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贪官形象，起码没有出现一个像我想构思的贪官形象。他首先是个人，是个典型人物，他非常丰富，他不像我们想的那种道德沦丧、毫无人性，他跟我们很多地方很相似，但是他在某一个地方没有守住底线，他崩溃了，他后悔莫及。他后来宁愿拿出所有东西来换回当初那种清贫，但是已经换不回来了。不能再说了，再说这个小说细节漏出来了。
中国文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
提问：请问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两位西方作家对您影响最大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您获得的最大启发是什么？
莫言：1980年代中期，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确实在中国有很多的读者，他们的艺术风格对我这个年龄的作家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也认识到这个影响大得已经快让我们丧失了自己的本性，所以要特别警惕，要赶快从对他们的简单模仿中解脱出来，争取写出有自己个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小说来。这就需要向我们的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学学习，更重要的向老百姓的口头文学学习，然后从我们熟悉的生活当中寻找素材，寻找资源，最后形成中国文学的特色，这是当时的一种思考。
毫无疑问，这样的学习和借鉴也起着积极的作用。最大的作用就是解放我们的思想，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写法超越现实、打破时间顺序的意识流动，实际上在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里，尤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里是比较少见的。最大的作用就是看后感觉到原来可以这样写，如果这样可以写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写。至于他小说里所描写的生活、所塑造的人物，对我们来讲也不是特别大的困难，关键就是一个观念的变化，然后会别开生面，开拓出一片自己的文学天地来。
责任编辑：张婷
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是一个魔咒，很多作家得奖后，创作往往开始走下坡路。有的作家八十多岁得奖，已经停止写作了，得了奖对他的创作不会有太大影响。正当盛年的作家得奖，确实是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有来自外界的，但这还是次要的，关键是内心深处的变化，获奖者往往给自己设立一个很高的标杆，下一部作品一定要写好，一定要比过去的作品更好。你本来只能跳一米七几，现在一下到两米，那肯定跳不过去，跳不过去读者就不满意。
后来我反复想了一下，还是要放松，忘掉诺贝尔奖，甚至忘掉读者，忘掉读者对我的期望。过去怎么写，下一部作品还是怎么写；不要怕人家骂，不要怕写不好被人家批评。要摆出一个诺奖水平来写作非常可怕，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作家。
我们参观岳阳楼的时候，看到郭沫若题的大匾。岳阳的宣传部长讲了这个匾的故事。解放初，岳阳楼的匾是湖南军阀何建题的。岳阳市政府认为都解放了，古迹上的题词是军阀题的，太不合适，希望毛主席能给岳阳楼重新题写一个匾额。毛主席一想，岳阳楼是文物古迹，他的身份不合适，让郭沫若来写。那个年代，毛主席点的将，郭沫若会有多么大的压力，我估计他天天在家里练。他写了很多张，选出三张比较满意的，装到信封里，信封上面写着“寄往岳阳楼管理处”，请毛主席从中选一张。毛主席看了，说都不好，后来看到信封上写的“寄往岳阳楼管理处”，他一圈这三个“岳阳楼”，所以现在岳阳楼巨幅的匾额上那三个大字，就是信封上那三个字。为什么这三个能写好？写这三个字的时候他完全放松了。前面那几个，每个写得很认真，带着很大的压力，越想写好反而越写不好。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状况，非要写一部经典、写一部传世之作，挽起来袖子，结果写出来还是不好，太做作，不放松，作家自身的水平也显不出来。
这就要提到游戏之笔，在写长篇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灵感，随手信笔写了一个小短篇，结果长篇没写好，短篇成了精品了。这在我个人创作当中就有过好几次。卯足劲写一个长篇，结果写出来大家都认为不是很好，在这个过程中用两三个小时写的几个小短篇反而受到很多的好评。今后能否写出好的作品来，关键还是在内心深处放松不放松、解放不解放，忘掉外界的干扰和评价，还是像过去一样，自己认为怎样写好就按照那样写，哪怕写出来大家不接受，说不好，那没关系，再继续写一篇。
中国作品翻译出去只是第一步，更重要是让外国人读进去
提问：您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外文化交流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
莫言：必须承认我获得了诺奖这件事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国内外很多媒体的注意，也吸引了很多普通读者的目光。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关注，后来扩大为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关注。接下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外国出版社来出版中国当代文学。文学的对外翻译肯定是我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构成部分，要让外国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让我们的作品走出去是很重要的途径。
我们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后在国外出版，实际上仅仅走了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外国读者会读我们的作品，而且能够读得进去。如果我们仅仅是把书推出去了，但是没有人买，或者买了以后人家根本都不看，或者看了以后根本产生不了共鸣，那么这样的对外推介的过程实际上根本没有完成、没有效果。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作品不仅仅能够感动中国读者，而且能够打动国外的读者？作品必须具有普遍意义。首先，我们要保留和强调中国文学的特点，要从我们的民族文化、社会生活里寻找灵感，寻找中国的特征，寻找故事的素材；其次，要表现出文学所共有的普遍意义，要写人类都可以理解的、共通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作家作品对外翻译的核心，你如果写了一群人，外国人根本理解不了，像看外星人一样的，根本不理解你的这种思维方法、产生不了共鸣，这就没有意义。所以，作家的创作必须坚持普遍性、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普世的观念、价值跟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的统一，这样才能被翻译出去，然后被阅读，才会真正产生交流的效果。
准备塑造一个中国话剧舞台上从没有过的贪官形象
提问：您曾经在检察日报社供职过，这十年的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下一步有没有针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文学创作的打算？
莫言：我在检察院工作的十年确实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阶段，1997～2007年，正好十年。这一段生活对我来讲，就是让我了解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以前我在军营相对独立，作为一个军官跟地方老百姓的接触有很不方便的地方。而且军队本身有严格的纪律，也不方便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但是到了高检系统，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合适作家生存的环境。有了记者的身份，我能深入到村庄、工厂，具体了解一个案件完整的法律程序。这十年的经历使我对社会各个方面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对创作肯定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我到检察院后先写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红树林》，后来把它改成了小说《红树林》，写的是检察官的生活，实际上是写的检察官在社会当中的一些普遍联系。这确实跟我过去的小说不一样，因为检察系统是我比较陌生的，我是一边学习一边创作，好在我是要塑造人物，希望能够写出一个很有个性的检察官形象，这部作品基本还是及格的。接下来我写《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都是在这十年当中完成的。我想，《檀香刑》是追求民族风格、力避西方文学影响的作品，是我到了地方，眼界开阔以后的一种产物。如果我那会儿还在部队工作，可能这些作品就写不出来。我想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在今后的创作当中，检察日报十年的生活依然会发挥作用。
对于所谓敏感的社会问题、有争议的题材，我肯定还会写，而且会毫不犹豫地、毫无顾忌地去写。我要写一部话剧，一部描写贪官的话剧，我要写一个在过去所谓的反腐败小说里面没有出现过的贪官形象。这个贪官让大家看了以后会感到，跟每个人的自我都很接近，会让一些人想到，如果我处在他那个环境里面，这个贪官就是我。我的想法很多，但是现在不便于透露太多细节，一是将来出书以后没有神秘感；二是，我也怀疑有一些比我文笔更加敏捷的写作者，我的细节一说，你们明天后天就把小说写出来了。总而言之，中国的话剧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贪官形象，起码没有出现一个像我想构思的贪官形象。他首先是个人，是个典型人物，他非常丰富，他不像我们想的那种道德沦丧、毫无人性，他跟我们很多地方很相似，但是他在某一个地方没有守住底线，他崩溃了，他后悔莫及。他后来宁愿拿出所有东西来换回当初那种清贫，但是已经换不回来了。不能再说了，再说这个小说细节漏出来了。
中国文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
提问：请问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两位西方作家对您影响最大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您获得的最大启发是什么？
莫言：1980年代中期，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确实在中国有很多的读者，他们的艺术风格对我这个年龄的作家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也认识到这个影响大得已经快让我们丧失了自己的本性，所以要特别警惕，要赶快从对他们的简单模仿中解脱出来，争取写出有自己个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小说来。这就需要向我们的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学学习，更重要的向老百姓的口头文学学习，然后从我们熟悉的生活当中寻找素材，寻找资源，最后形成中国文学的特色，这是当时的一种思考。
毫无疑问，这样的学习和借鉴也起着积极的作用。最大的作用就是解放我们的思想，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写法超越现实、打破时间顺序的意识流动，实际上在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里，尤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里是比较少见的。最大的作用就是看后感觉到原来可以这样写，如果这样可以写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写。至于他小说里所描写的生活、所塑造的人物，对我们来讲也不是特别大的困难，关键就是一个观念的变化，然后会别开生面，开拓出一片自己的文学天地来。
责任编辑：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