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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异化”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批判性哲学。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繁荣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可谓是命运坎坷，历经了好几个困难的时期才在国内缓慢的发展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与我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生成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批判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在十九世纪才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那么究竟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来看，它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从狭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发表至1968年‘五月革命’左右这段时间内的特定哲学思潮，它的核心特征是从人文主义、主体性来理解历史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主张文化革命。”它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旨趣上不同，而且在基本立场和观点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广义上，我们可以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指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除了狭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包括社会民主党等其他列宁主义在旨趣和逻辑上有别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思潮。从这一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时间范围，在当代西方，特别是各种新社会运动和学院左派中，它具有极大的影响和复杂的表现力。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但是总结起来主要有两部分：其一是哲学理论，主要是对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批判，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新兴起来的哲学，但是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其二是批判理论，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也可以理解为对现代性的批判。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符合当时西方的社会历史现实，因此才能取得飞速的发展，然而它在中国国内学术界的发展却不是那么乐观，甚至说是十分惨淡。
一、艰难发展时期
中国学术界的学者正式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这个时间点以前，中国学者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北方的马克思主义。
被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孙中山先生早期流亡海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很早就有了接触，经过深入了解之后他更是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日人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译民生主义”。这些思想的提出，可以明显的看到“三民主义”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影响，“三民主义”深刻的反映了社会现实，对以后的民族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
1920年前后，马克思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各种团体与理论相继出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初步基础，大大的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度与历程。中国共产党熟练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才使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继而解放革命才能得以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编写到了教科书里面，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充分的认识它，学习它。但是同样也把它束之高阁，变成了金科玉律，使人们不能对它的一些内容展开相对的讨论，这样就慢慢走向绝对化的教条主义，走向固步自封的道路。“一些学者甚至还认为其他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都是跳梁小丑，难登大雅之堂”。“自从这种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它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甚至成为了党的至高无上的纲领，所以对它的批判就等于批判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此很少有人怀疑它”。
所以在这一时期，理论界基本上没人有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甚至可以说是排斥它，害怕学习它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造成破坏与冲击。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的方面，例如：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与中国当时状况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所以不能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迫切的希望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状况，他们主要学习吸收一些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颇有帮助的理论成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全国展开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人们从以前狂热的状态解放了出来，不再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其它的思想，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它的独特魅力就在于站在人的角度上解释马克思：“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二、缓慢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中央为了更好地掌控局面，使国家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迅速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思想上告别了“文化大革命”，祛除了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清除了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的思想。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压制得到了很大地缓解，学术界的理论思想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前，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学者的地位非常低下，理论的创新也受到了巨大地压制，学术一直处于低迷的时期，没有什么创新之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这种压制力度逐渐减小，学者们试图改变学术界这种状况，发展新的理论。正好在这时，西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了学者的视线，学者、教师和学生都对其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同时，由于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强，随着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的广泛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判思想陆续传到中国，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渐融合起来了，很快就在我国生根发芽，并且在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另一方面，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大量的翻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著作，大量译文的出现并在社会学者间的广泛传播，更是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发展，并且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思想。后来有学者为此总结出“我国80年代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摒弃了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阵’的定义”。 徐崇温先生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研究对象正式进入我国的学术界。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我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巨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此后学术界也越来越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对各种问题认识的也更清楚了，更是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也带来了各种不太好的现象，比如：物化现象、拜金主义、过度消费等等。这些都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在马克思的“物化”、“异化”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对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批判，中国的现状刚好符合这些条件，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在中国迅速的生根发芽，迅速发展。
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始终不可能是全面的，他们阅读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翻译过来的材料，在某些程度上可能翻译的不太准确，添加了一些翻译者个人的理解，并且这些早期的翻译者都深受以苏联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长期以来学习的都是以苏联为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很容易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范式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因此很容易形成一些错误的理论。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大部分都是一些流派的开创者，他们都有很渊博的知识，学术与阅读视野都非常的广泛，拥有很高的思维深度，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比较晦涩难懂，翻译成中文以后，许多精髓已经流失。所以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只是浅尝辄止，难以进行深入地研究，还是很难让人们了解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思想。
三、蓬勃发展时期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解放，学术研究越来越深入，学者开始广泛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文化理论，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主要讨论：要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各个方面。这场争论加深了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认识，使学者们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性质和理论内涵解释的日益个性化和多样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更为宽松的研究环境。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重大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不再是对抗与冲突了，各国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更好的交流与合作，毕竟合则双赢吗！在全球的过程中难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的处理这些问题，避免引起更大的问题与冲突，所以应该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下我们应该把加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和对话当成重中之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就是适应社会现实，不断地变化与发展，所以我们在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从社会中产生、发展并壮大起来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现在是不会灭亡的。
四、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同样也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更为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锻炼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勇于、敢于对问题提出怀疑，拥有批判的勇气。它对我国的人道主义、大众文化等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首先，美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基本上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社会政治、经济、革命问题的研究上，他们往往从政治角度对人道主义发表意见，而很少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去论述人道主义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们并不限于在经济、政治、革命的范围来论述人道主义，还从艺术和美学的角度来看待人道主义。“美学人道主义的批评理论来源于它们的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国内的学术界思想长期以来受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对人道主义采取的批判、排斥的态度，比如：对文革极左路线的批判和对长期‘左’的失误的反思。”一些在文革中遭受非人待遇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合自己的遭遇，最早在文艺创作和评论中发出了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呼唤，开始了对人性的探索。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可以复兴马克思主义，它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文化成果，吸收了西方文化思潮中的精华，可以更好地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使之能够更好的发展。比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就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就兴起了一次文艺界的方法论研究的思潮，一些学者还引进了国外的 “系统论”、“控制论”等方法，比较全面的批判了中国当代文学，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更好的结合。
总的来说，我们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放弃，而是为了结合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更好地揭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也凸显出了它的自身的理论深度和时代价值。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不应该闭门造车，应该吸收众家理论的长处，在理论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发展。同时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辩证的态度来研究和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蔡后奇.浅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J].济宁学院学报，2011，（1）.71-74.
[3] 陈学明.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2005，（2）.
[4] 田翠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考[J].青春岁月，2013，（21）.374.
[5] 肖君和.爱因斯坦“壮丽感觉”的哲学回响--关于建立“统一哲学”的思考[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57-63.
[6] 马驰.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对我国当代美学与文论的影响[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91-115.
作者简介：翟天奇（1991—），男，河南焦作人，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批判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在十九世纪才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那么究竟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来看，它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从狭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发表至1968年‘五月革命’左右这段时间内的特定哲学思潮，它的核心特征是从人文主义、主体性来理解历史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主张文化革命。”它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旨趣上不同，而且在基本立场和观点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广义上，我们可以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指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除了狭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包括社会民主党等其他列宁主义在旨趣和逻辑上有别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思潮。从这一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时间范围，在当代西方，特别是各种新社会运动和学院左派中，它具有极大的影响和复杂的表现力。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但是总结起来主要有两部分：其一是哲学理论，主要是对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批判，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新兴起来的哲学，但是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其二是批判理论，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也可以理解为对现代性的批判。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符合当时西方的社会历史现实，因此才能取得飞速的发展，然而它在中国国内学术界的发展却不是那么乐观，甚至说是十分惨淡。
一、艰难发展时期
中国学术界的学者正式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这个时间点以前，中国学者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北方的马克思主义。
被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孙中山先生早期流亡海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很早就有了接触，经过深入了解之后他更是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日人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译民生主义”。这些思想的提出，可以明显的看到“三民主义”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影响，“三民主义”深刻的反映了社会现实，对以后的民族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
1920年前后，马克思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各种团体与理论相继出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初步基础，大大的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度与历程。中国共产党熟练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才使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继而解放革命才能得以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编写到了教科书里面，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充分的认识它，学习它。但是同样也把它束之高阁，变成了金科玉律，使人们不能对它的一些内容展开相对的讨论，这样就慢慢走向绝对化的教条主义，走向固步自封的道路。“一些学者甚至还认为其他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都是跳梁小丑，难登大雅之堂”。“自从这种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它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甚至成为了党的至高无上的纲领，所以对它的批判就等于批判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此很少有人怀疑它”。
所以在这一时期，理论界基本上没人有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甚至可以说是排斥它，害怕学习它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造成破坏与冲击。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的方面，例如：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与中国当时状况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所以不能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迫切的希望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状况，他们主要学习吸收一些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颇有帮助的理论成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全国展开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人们从以前狂热的状态解放了出来，不再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其它的思想，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它的独特魅力就在于站在人的角度上解释马克思：“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二、缓慢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中央为了更好地掌控局面，使国家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迅速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思想上告别了“文化大革命”，祛除了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清除了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的思想。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压制得到了很大地缓解，学术界的理论思想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前，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学者的地位非常低下，理论的创新也受到了巨大地压制，学术一直处于低迷的时期，没有什么创新之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这种压制力度逐渐减小，学者们试图改变学术界这种状况，发展新的理论。正好在这时，西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了学者的视线，学者、教师和学生都对其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同时，由于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强，随着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的广泛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判思想陆续传到中国，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渐融合起来了，很快就在我国生根发芽，并且在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另一方面，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大量的翻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著作，大量译文的出现并在社会学者间的广泛传播，更是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发展，并且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思想。后来有学者为此总结出“我国80年代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摒弃了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阵’的定义”。 徐崇温先生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研究对象正式进入我国的学术界。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我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巨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此后学术界也越来越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对各种问题认识的也更清楚了，更是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也带来了各种不太好的现象，比如：物化现象、拜金主义、过度消费等等。这些都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在马克思的“物化”、“异化”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对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批判，中国的现状刚好符合这些条件，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在中国迅速的生根发芽，迅速发展。
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始终不可能是全面的，他们阅读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翻译过来的材料，在某些程度上可能翻译的不太准确，添加了一些翻译者个人的理解，并且这些早期的翻译者都深受以苏联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长期以来学习的都是以苏联为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很容易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范式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因此很容易形成一些错误的理论。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大部分都是一些流派的开创者，他们都有很渊博的知识，学术与阅读视野都非常的广泛，拥有很高的思维深度，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比较晦涩难懂，翻译成中文以后，许多精髓已经流失。所以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只是浅尝辄止，难以进行深入地研究，还是很难让人们了解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思想。
三、蓬勃发展时期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解放，学术研究越来越深入，学者开始广泛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文化理论，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主要讨论：要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各个方面。这场争论加深了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认识，使学者们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性质和理论内涵解释的日益个性化和多样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更为宽松的研究环境。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重大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不再是对抗与冲突了，各国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更好的交流与合作，毕竟合则双赢吗！在全球的过程中难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的处理这些问题，避免引起更大的问题与冲突，所以应该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下我们应该把加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和对话当成重中之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就是适应社会现实，不断地变化与发展，所以我们在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从社会中产生、发展并壮大起来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现在是不会灭亡的。
四、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同样也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更为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锻炼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勇于、敢于对问题提出怀疑，拥有批判的勇气。它对我国的人道主义、大众文化等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首先，美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基本上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社会政治、经济、革命问题的研究上，他们往往从政治角度对人道主义发表意见，而很少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去论述人道主义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们并不限于在经济、政治、革命的范围来论述人道主义，还从艺术和美学的角度来看待人道主义。“美学人道主义的批评理论来源于它们的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国内的学术界思想长期以来受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对人道主义采取的批判、排斥的态度，比如：对文革极左路线的批判和对长期‘左’的失误的反思。”一些在文革中遭受非人待遇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合自己的遭遇，最早在文艺创作和评论中发出了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呼唤，开始了对人性的探索。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可以复兴马克思主义，它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文化成果，吸收了西方文化思潮中的精华，可以更好地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使之能够更好的发展。比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就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就兴起了一次文艺界的方法论研究的思潮，一些学者还引进了国外的 “系统论”、“控制论”等方法，比较全面的批判了中国当代文学，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更好的结合。
总的来说，我们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放弃，而是为了结合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更好地揭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也凸显出了它的自身的理论深度和时代价值。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不应该闭门造车，应该吸收众家理论的长处，在理论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发展。同时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辩证的态度来研究和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蔡后奇.浅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J].济宁学院学报，2011，（1）.71-74.
[3] 陈学明.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2005，（2）.
[4] 田翠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考[J].青春岁月，2013，（21）.374.
[5] 肖君和.爱因斯坦“壮丽感觉”的哲学回响--关于建立“统一哲学”的思考[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57-63.
[6] 马驰.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对我国当代美学与文论的影响[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91-115.
作者简介：翟天奇（1991—），男，河南焦作人，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