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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张允若老师的人生也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苦难与挫折向前行进的。这位生于长江北岸的农家子弟，在经历了童年时代窘困动荡的乡间生活与青年时代突如其来的政治厄运之后，又用二十余载的艰苦磨炼换来了天命之年的复归与新生。而当人到中年的他站在新闻教育的起点上时，对错过光阴的无比惋惜又让他不得不夜以继日、急起直追，用他的话说，只有这样，“才能多挽回一点时光，多弥补一点损失”。
事实上，新中国的新闻教育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也经历了与个体命运相似的车辙：从1957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的政治高压给刚刚起步的新闻学带来了长达20年的停滞与倒退。而张允若从1958年被错划成“右派”而贬谪内地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恢复政治名誉、转入新闻教育岗位的际遇，也恰恰印证了国内新闻传播学在历经坎坷后的恢复与重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老人饱经风霜的眼神里始终流露着言语也诉说不尽的感喟。访谈那天，我静静地与他对坐在书房的一角，感受着这位鹤发学者命运中流淌的点滴起落。他的语速和缓低沉，说到激动时也会偶尔拍打沙发的扶手，但最令人动容的，却是他几次突然间的停顿，眼眶里飘闪过的红润和惆怅，静默了那段不可往复的时空。
“苦难就是人生的学校”
张允若老师将他的人生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成长期，从1935年出生到1957年夏天；二是挫折期，从1958年被划为“右派”到1978年底；三是新生期，从1979年拨乱反正到2003年；四是反思期，从2003年离开教学岗位直到今天的安享晚年。他说：“我的人生，饱经沧桑和坎坷，但正因为此，也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张允若出生于江苏海门的一户农家，祖父生前务农，父亲早年就读于师范学堂，后在家乡行医，被人们敬称为“张先生”。“他们这一辈生活的年代，正值农耕经济开始解体、近代的工业经济开始兴起之时。尽管乡间多数人家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但是我的父辈却已受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开始摆脱乡土的局限，开展多种经营，或是到城市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了。在20世纪前期，这种动向在我的家乡算是比较新潮的，它使我的父辈在经济上有了某些改善，尽管这种改善是有限的、极不稳定的。”1948年，年少聪颖的张允若通过了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举办的贫困生考试，被号称为“民主堡垒”的教会学校——上海市麦伦中学录取，并在那里接受了革命的启蒙，参加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的种种活动。一年半后，受时局影响，张允若转学至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就读，1950年夏天，他又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我当时还不满15岁，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少年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良好，政治积极上进，被选为系、校学生会干部。当时的大学生都是国家出资培养的，1953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需要，政务院决定全国各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同时毕业。我在提前修完了专业课程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工作，后来又转到中共上海市委。”
1957年是张允若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正在上海市委工作的他，认真响应号召，“积极鸣放”“向党交心”，在党的会议上如实汇报了对时政的看法以及对“反右”做法的质疑，不料却被视为“右派的一丘之貉”，在“反右”补课中被凑数上报，当了“反面教员”。“先是批判、斗争，后来就扣上了帽子，被发配到市委下面的农场劳动，过了几年说是改造得不错，给我摘帽，继而又下放到江西从教。我先是在抚州地区的一个中学教书，后来调到了南昌。在南昌一开始也是教中学，‘四人帮’被粉碎后，上海市委来人说要为我改正历史问题，认为我这是大材小用，于是把我调到了江西财经学院教英语。到了1984年，当地的江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准备分出来设立新闻系，很需要人，于是我又调到了江西大学。”张允若继续说道，“我当时认为既然是错划，现在要改正，按情理就应该让我回归上海，毕竟我是江浙人，父母亲和岳父母都在上海，可是上海当时有几十万知青等着回城，户口很紧张，我就被卡住了。直至1987年底，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要扩展成新闻系，我才从江西调到了杭州。”
张允若坦言：“这场‘反右’运动对我人生的影响，那是不言而喻的，它葬送了我的全部青春，毁了我的大半个人生。不过，被毁的不只是我一个，而是一整代人，而且被毁的不只是我们这种打入另册的人，即使侥幸免于大难的朋友，那些年华基本上也被糟蹋了。所以当我‘重回人民队伍’的时候，发现我和幸免于大难的朋友并没有太大的差距。这些朋友甚至主动告诉我，说我们实际上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果然，后来经过一番努力，我还是赶了上来。”
回首这段过往，张允若有着一番自己的解读：“苦难从来就是人生的学校。在此期间，我逆境中求生的毅力和耐力大有长进；而且告别了官僚机构，来到了社会底层，得以直接体察民间疾苦，从教之余也有了较多时间读书进修，这些都是挫折中的前进、压抑中的成长，倒也聊可自慰。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我个人的人生苦难，再加上我所看到听到的亿万人民的苦难，我确实对世事‘洞明’了不少。记得那位至死未获自由的大人物说过，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让人有了‘大彻大悟’。我对此颇有同感。许多人至今还没有‘彻悟’，在我看来实在有点悲哀，我倒要为之叹息。”
“终于回归了新闻专业”
张允若老师的新闻教育生涯是从1984年进入江西大学新闻系开始的。“我盼望着到新闻专业来，这是我的回归，回归我的专业。”张允若谈到这里，言语间充满了欣慰。
“回归到这个岗位以后，我主要承担了三门课程，一门是新闻理论，一门是传播学，还有一门是外国新闻事业史。新闻理论是老课程，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感兴趣。当时正值新闻理论界在对过去的理论体系和观念进行反思，我也参与其中，做过一些讨论和研究，写过一些文章。比如说在大众传播理论的背景下重新构建新闻理论体系；对新闻做出新的定义，并对与新闻相关的概念（新闻的延伸概念、与新闻相关的并立概念）做出辨析和澄清；对新闻的社会功能进行科学的阐述，对新闻和宣传、新闻和舆论、新闻和广告的区别和关联做了辨析；对一些热点问题，如人民性、党性、商品性等问题做了探析；对新闻自由问题做过系统的阐述和论辩。许多问题人家国外早就解决了，我们固步自封走了几十年的弯路。” 说到这里，张允若继续如数家珍：“第二块是传播学。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尽管50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老师介绍过这一信息，但基本上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直至80年代，国门打开后它才真正被介绍了进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王中先生的倡议下，1978年7月出版了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季刊），1980年3月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翻译介绍国外新闻事业的一些资料，其中也包括有关传播学的一些信息。这些刊物取材于当时已经开始订阅的某些外国报刊和开始少量进口的港台和外国书籍。译者有郑北渭、舒宗侨老师，还有最早几位新闻学研究生，如居延安、俞旭、俞璟璐等人，如今他们都在国外。后来复旦大学出版了正式刊物《新闻大学》，取代了早先的内部刊物；人民大学出版了《国际新闻界》，两家都有对国外信息和传播学理论的译介。在传播学方面除了上述教师外，早期还有张隆栋、陈韵昭等人的文章。直至80年代初，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施拉姆等人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以及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1984年），许多人才得以直接接触原著，系统地了解和研究传播学，各校新闻系也开始设立传播学讲座或课程。1982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牵头召开了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以后连续开了多次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1986年在北京、1993年在厦门、1995年在成都、1997年在杭州、1999年在上海、2001年在南京……”
张允若回归新闻教育岗位的时候，正值传播学在国内的起步与发展之际，而他也恰好成为国内较早一批参与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我是1985年开始讲授传播学的，在我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着重辨析和澄清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包括传播、信息、讯息、媒介、渠道等；努力构建了便于教和学的传播学教学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得到了同行们的肯定；同时，我还对西方传播媒介的四种理论，特别是社会责任论作了系统评析；对新兴的网络媒介的性质、定位、功能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张允若继续饶有兴致地说：“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程，我花费的时间是最多的。这门课程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开设的。国门打开后，复旦大学和人民大学除了在上面说到的刊物上陆续译介外国新闻事业的材料之外，又开始购进港台和国外有关的书籍。我当时还在江西，大陆的学校没有这等条件，便去复旦和人大查阅，并且一批一批地进行复印。当时复旦大学的舒宗侨先生开设了外国新闻事业史，人大的张隆栋、傅显明老师开设了外国报刊史，他们是这门课程的先驱和开拓者。当时大家根本没有教材，课堂上总是老师讲、学生记。1984年《国际新闻界》连载了‘外国报刊史讲授提纲’，这是当时全国最早正式刊发的外新史讲授提纲。1985年全国新闻教育学会牵头在黄山召开了‘外国新闻事业教学研讨会’，有14个学校的主讲老师参加，由张隆栋老师主持。会议经过讨论，对课程的名称、地位、教学目的和内容进行了探讨，达成了重要共识，并推举由我来执笔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我从1984年开始讲授这门课程，以后编写了多本教材，直至2006年彻底退出为止。”
综观张允若的学术生涯，他在外国新闻事业史方面的成就的确是最多的。从自学考试大纲，到自学考试统编教材，从普通高校新闻专业适用的国家级教材，到供学生自学考试使用的题库、练习册，张允若虽然自称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但作为早期课程建设的参与者，他是功不可没的。而对于此，张允若还有着殷切的期待：“我希望年轻的后来人，能够把国外可资借鉴的东西研究得更充分一些，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闻事业与政治权力、新闻事业和经济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互动关系。要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通过研究历史，更好地揭示新闻事业内部和外部的发展规律。我已经力不从心了，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年轻的后人一定会做出比我们更加辉煌的成绩来。”
“我们面临着保守思想的阻力”
实际上，无论是新闻理论、传播学，还是外国新闻事业史，每一步的前进都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些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阻力，经历了许多斗争。这些阻力主要来自‘极左’的保守势力，来自僵化的保守思想。特别是传播学，有人总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加以歧视甚至批判。至于外国新闻史的开设，尽管阻力没有传播学那么大，但也并非没有，主要表现在：一是有些系的负责人不重视，认为业务课才是真本事，重业务、轻史论。二是教学思想仍然受到‘极左’观念的干扰，讲西方总是批判当头，对共产国际和苏俄总是一味膜拜。所以，在教材编写和讲授过程中，思想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也是这样，经常碰到干扰或者是抵制，说这些研究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些不符合阶级斗争学说等等。”关于此，张允若还专门举了几个例子：
“1985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牵头搞了一个传播学研讨会，并且请了一些外国专家过来，结果开完会后，与会的我国学者被要求留下来集体‘消毒’，要对外国专家的资产阶级观念进行批判，肃清影响、肃清流毒。当时传播学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成果，不是真正科学的东西，直到后来才慢慢地摆正了它的学科位置。”
“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没有开设这门课程，我们除了长期讲解苏联的新闻事业和党报理论之外，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介绍几乎是没有的。”张允若不无感慨地说，“实际上涉及苏联，我们的总结也是远远不够的。1991年苏联解体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他们的学者对自己的历史已经研究得比较深了，连俄共中央书记都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意识垄断带来的后果。可是我们有人还在为苏联的解体惋惜，却不去深入研究苏联体制的教训，包括新闻事业方面的教训。”
不仅如此，张允若还略带激动地回忆起了当年他参与的我国新闻理论界的几场重大论争。“1998年，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发表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的长篇文章《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姚福申、陈力丹（笔名李位三）、孙旭培、刘建明和我等人先后在同一刊物上发文，对喻文在理论上的错误和逻辑上的混乱表示异议。这场论争涉及了新闻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新闻的定义、新闻的商品属性、党性和人民性、新闻自由、新闻体制等等，对澄清观念、明辨是非、推进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因遭到外来干预，没有能够充分展开。《新闻大学》在发表了5位学者的质疑文章和喻权域的强词辩解后就被迫中止了进一步的讨论。” 对于这一段历史，张允若的话显得意味深长：“近代以来，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始终存在着民主和极权、自由和控制之争，20世纪40年代以前，新闻自由的口号是很响亮的，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以来，新闻自由之说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打入了冷宫。其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将其视为异端，不愿或不让别人谈论；有些人为保生存，避而远之，不敢谈论；有些人心里明白，但觉得无力回天，说也白说；当然，也有些人不事张扬，默默地为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努力着，并且做出了许多牺牲。说到底，新闻理论界的许多命题是与社会责任息息相关的，比如新闻自由，只有秉承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会有对它的真正渴求；只有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着眼，才会有对它的勇敢追求。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都是在破除重重阻力的过程中前进的。并且在不同的时期，这种阻力还会以不同的形式和面目存在，甚至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绝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
尽管如此，张允若老师还是不无欣慰地谈到，“现在看来，这几门课程在30年间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发展。首先，它们的学科地位已经得到了正式的肯定，传播学已和新闻学一起被列为一级学科，许多学校都设立了传播学的硕士点或博士点。外新史也被公认为新闻专业的必修课和基础课，它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的肯定。其次，传播学已由引进、吸收、消化而进入了自主创新的阶段，人们正在为创建中国自己的传播学而努力。同时，外新史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这两门课程都有了较为成熟的教材，还有了一定规模的师资队伍，其中有些人直接在国外学习过、考察过，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不过，张允若语重心长地指出：“我认为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讲授和研究这几门课程都不能脱离现实，都必须为推进和改革我们当今的新闻事业服务。我认为，传播学研究要反对从概念到概念，甚至故弄玄虚、捣弄概念的学风，要反对钻进象牙之塔、满足于创建新名词、炫耀新花样、发明种种并无实际价值的‘新理论’。传播学研究也不能满足于那种只研究传播策略和手段以便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商业需要服务的做法，这是雇佣文人的实用主义研究。要加强对传播体制、传播思想的研究，要研究传播怎样免遭权势的控制、怎样有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和良性运行。外新史研究，更要重视总结和探讨新闻事业发展的内部规律、新闻事业和政治经济的互动规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推动现实的新闻改革和政治改革。”
“对未来新闻传播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我总的希望是要加强和社会现实的联系。不管是论、是史，绝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不应该脱离现实去做纯理论的研究，去做无聊的概念游戏。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大众传播领域和新闻事业领域，有许多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待我们去思考、去破解。我们要增强社会责任心，以天下为己任，让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切实推动现实的变革和进步，为实现政治民主、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中国梦，切实贡献力量。”
“我们做了这代人该做的事”
当被问及如何评价同时代的学者对新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贡献时，张允若略微停顿了一下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代，我们做了这代人该做的事。”
“我们这一代新闻人，同这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历尽沧桑饱经磨难，从而形成了一些共同特点。一般来说，这代知识分子都受过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也都受到过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多数人怀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追求政治民主、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多数人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心和较高的道德操守，执着地追求真理，愿为国家和人民尽责效力。我们以无比的热情迎接了新中国的成立，在受尽折磨历经坎坷之后，又认真地帮助党和国家总结教训，拨乱反正，寻求正确的前进道路。几十年间，新闻教学和研究领域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先是全盘苏化，照搬苏联党校的全部理论和资料；后来是阶级斗争为纲，最后发展到全部下厂下乡，正常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全部中断。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这一代新闻人破除了‘极左’思潮的桎梏，破除了‘新闻无学’‘新闻就是政治’等谬论流毒，认真探索，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所以，我国当代的新闻学基本上是拨乱反正后起步的，而我们这代新闻人，实际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我本人有幸成为这代新闻人中的一员，参与了重建我国新闻学和新闻教学体系的工作，在继往开来、共同探索的过程中，在互相交流探索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绵薄之力。”
张允若曾经在他的文集里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我自问体内还有点中国进步文化的基因，血管里还流淌着中国正直文人的血液，哪怕再苦再难，也要做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做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以回报养育了自己的社会和人民。”这是一个历经苦难的老人在回忆自己人生轨迹时依旧无悔的独白，也是他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过后，始终执着坚守的寄托。
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人经历了苦难便获得了话语权”。这其中的分量，沉甸得令人敬畏。
张允若告诉我，退休以后，他在好几个网站上开设了专栏或博客，并且将注意力从学术研究转移到了历史和时政问题上。
“是因为历史问题不研究好，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吗？”我问。
“对，不反思历史，就无法推动现实向正确的道路前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学生莫思思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编校：张红玲
事实上，新中国的新闻教育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也经历了与个体命运相似的车辙：从1957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的政治高压给刚刚起步的新闻学带来了长达20年的停滞与倒退。而张允若从1958年被错划成“右派”而贬谪内地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恢复政治名誉、转入新闻教育岗位的际遇，也恰恰印证了国内新闻传播学在历经坎坷后的恢复与重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老人饱经风霜的眼神里始终流露着言语也诉说不尽的感喟。访谈那天，我静静地与他对坐在书房的一角，感受着这位鹤发学者命运中流淌的点滴起落。他的语速和缓低沉，说到激动时也会偶尔拍打沙发的扶手，但最令人动容的，却是他几次突然间的停顿，眼眶里飘闪过的红润和惆怅，静默了那段不可往复的时空。
“苦难就是人生的学校”
张允若老师将他的人生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成长期，从1935年出生到1957年夏天；二是挫折期，从1958年被划为“右派”到1978年底；三是新生期，从1979年拨乱反正到2003年；四是反思期，从2003年离开教学岗位直到今天的安享晚年。他说：“我的人生，饱经沧桑和坎坷，但正因为此，也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张允若出生于江苏海门的一户农家，祖父生前务农，父亲早年就读于师范学堂，后在家乡行医，被人们敬称为“张先生”。“他们这一辈生活的年代，正值农耕经济开始解体、近代的工业经济开始兴起之时。尽管乡间多数人家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但是我的父辈却已受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开始摆脱乡土的局限，开展多种经营，或是到城市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了。在20世纪前期，这种动向在我的家乡算是比较新潮的，它使我的父辈在经济上有了某些改善，尽管这种改善是有限的、极不稳定的。”1948年，年少聪颖的张允若通过了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举办的贫困生考试，被号称为“民主堡垒”的教会学校——上海市麦伦中学录取，并在那里接受了革命的启蒙，参加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的种种活动。一年半后，受时局影响，张允若转学至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就读，1950年夏天，他又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我当时还不满15岁，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少年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良好，政治积极上进，被选为系、校学生会干部。当时的大学生都是国家出资培养的，1953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需要，政务院决定全国各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同时毕业。我在提前修完了专业课程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工作，后来又转到中共上海市委。”
1957年是张允若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正在上海市委工作的他，认真响应号召，“积极鸣放”“向党交心”，在党的会议上如实汇报了对时政的看法以及对“反右”做法的质疑，不料却被视为“右派的一丘之貉”，在“反右”补课中被凑数上报，当了“反面教员”。“先是批判、斗争，后来就扣上了帽子，被发配到市委下面的农场劳动，过了几年说是改造得不错，给我摘帽，继而又下放到江西从教。我先是在抚州地区的一个中学教书，后来调到了南昌。在南昌一开始也是教中学，‘四人帮’被粉碎后，上海市委来人说要为我改正历史问题，认为我这是大材小用，于是把我调到了江西财经学院教英语。到了1984年，当地的江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准备分出来设立新闻系，很需要人，于是我又调到了江西大学。”张允若继续说道，“我当时认为既然是错划，现在要改正，按情理就应该让我回归上海，毕竟我是江浙人，父母亲和岳父母都在上海，可是上海当时有几十万知青等着回城，户口很紧张，我就被卡住了。直至1987年底，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要扩展成新闻系，我才从江西调到了杭州。”
张允若坦言：“这场‘反右’运动对我人生的影响，那是不言而喻的，它葬送了我的全部青春，毁了我的大半个人生。不过，被毁的不只是我一个，而是一整代人，而且被毁的不只是我们这种打入另册的人，即使侥幸免于大难的朋友，那些年华基本上也被糟蹋了。所以当我‘重回人民队伍’的时候，发现我和幸免于大难的朋友并没有太大的差距。这些朋友甚至主动告诉我，说我们实际上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果然，后来经过一番努力，我还是赶了上来。”
回首这段过往，张允若有着一番自己的解读：“苦难从来就是人生的学校。在此期间，我逆境中求生的毅力和耐力大有长进；而且告别了官僚机构，来到了社会底层，得以直接体察民间疾苦，从教之余也有了较多时间读书进修，这些都是挫折中的前进、压抑中的成长，倒也聊可自慰。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我个人的人生苦难，再加上我所看到听到的亿万人民的苦难，我确实对世事‘洞明’了不少。记得那位至死未获自由的大人物说过，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让人有了‘大彻大悟’。我对此颇有同感。许多人至今还没有‘彻悟’，在我看来实在有点悲哀，我倒要为之叹息。”
“终于回归了新闻专业”
张允若老师的新闻教育生涯是从1984年进入江西大学新闻系开始的。“我盼望着到新闻专业来，这是我的回归，回归我的专业。”张允若谈到这里，言语间充满了欣慰。
“回归到这个岗位以后，我主要承担了三门课程，一门是新闻理论，一门是传播学，还有一门是外国新闻事业史。新闻理论是老课程，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感兴趣。当时正值新闻理论界在对过去的理论体系和观念进行反思，我也参与其中，做过一些讨论和研究，写过一些文章。比如说在大众传播理论的背景下重新构建新闻理论体系；对新闻做出新的定义，并对与新闻相关的概念（新闻的延伸概念、与新闻相关的并立概念）做出辨析和澄清；对新闻的社会功能进行科学的阐述，对新闻和宣传、新闻和舆论、新闻和广告的区别和关联做了辨析；对一些热点问题，如人民性、党性、商品性等问题做了探析；对新闻自由问题做过系统的阐述和论辩。许多问题人家国外早就解决了，我们固步自封走了几十年的弯路。” 说到这里，张允若继续如数家珍：“第二块是传播学。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尽管50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老师介绍过这一信息，但基本上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直至80年代，国门打开后它才真正被介绍了进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王中先生的倡议下，1978年7月出版了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季刊），1980年3月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翻译介绍国外新闻事业的一些资料，其中也包括有关传播学的一些信息。这些刊物取材于当时已经开始订阅的某些外国报刊和开始少量进口的港台和外国书籍。译者有郑北渭、舒宗侨老师，还有最早几位新闻学研究生，如居延安、俞旭、俞璟璐等人，如今他们都在国外。后来复旦大学出版了正式刊物《新闻大学》，取代了早先的内部刊物；人民大学出版了《国际新闻界》，两家都有对国外信息和传播学理论的译介。在传播学方面除了上述教师外，早期还有张隆栋、陈韵昭等人的文章。直至80年代初，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施拉姆等人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以及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1984年），许多人才得以直接接触原著，系统地了解和研究传播学，各校新闻系也开始设立传播学讲座或课程。1982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牵头召开了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以后连续开了多次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1986年在北京、1993年在厦门、1995年在成都、1997年在杭州、1999年在上海、2001年在南京……”
张允若回归新闻教育岗位的时候，正值传播学在国内的起步与发展之际，而他也恰好成为国内较早一批参与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我是1985年开始讲授传播学的，在我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着重辨析和澄清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包括传播、信息、讯息、媒介、渠道等；努力构建了便于教和学的传播学教学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得到了同行们的肯定；同时，我还对西方传播媒介的四种理论，特别是社会责任论作了系统评析；对新兴的网络媒介的性质、定位、功能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张允若继续饶有兴致地说：“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程，我花费的时间是最多的。这门课程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开设的。国门打开后，复旦大学和人民大学除了在上面说到的刊物上陆续译介外国新闻事业的材料之外，又开始购进港台和国外有关的书籍。我当时还在江西，大陆的学校没有这等条件，便去复旦和人大查阅，并且一批一批地进行复印。当时复旦大学的舒宗侨先生开设了外国新闻事业史，人大的张隆栋、傅显明老师开设了外国报刊史，他们是这门课程的先驱和开拓者。当时大家根本没有教材，课堂上总是老师讲、学生记。1984年《国际新闻界》连载了‘外国报刊史讲授提纲’，这是当时全国最早正式刊发的外新史讲授提纲。1985年全国新闻教育学会牵头在黄山召开了‘外国新闻事业教学研讨会’，有14个学校的主讲老师参加，由张隆栋老师主持。会议经过讨论，对课程的名称、地位、教学目的和内容进行了探讨，达成了重要共识，并推举由我来执笔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我从1984年开始讲授这门课程，以后编写了多本教材，直至2006年彻底退出为止。”
综观张允若的学术生涯，他在外国新闻事业史方面的成就的确是最多的。从自学考试大纲，到自学考试统编教材，从普通高校新闻专业适用的国家级教材，到供学生自学考试使用的题库、练习册，张允若虽然自称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但作为早期课程建设的参与者，他是功不可没的。而对于此，张允若还有着殷切的期待：“我希望年轻的后来人，能够把国外可资借鉴的东西研究得更充分一些，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闻事业与政治权力、新闻事业和经济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互动关系。要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通过研究历史，更好地揭示新闻事业内部和外部的发展规律。我已经力不从心了，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年轻的后人一定会做出比我们更加辉煌的成绩来。”
“我们面临着保守思想的阻力”
实际上，无论是新闻理论、传播学，还是外国新闻事业史，每一步的前进都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些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阻力，经历了许多斗争。这些阻力主要来自‘极左’的保守势力，来自僵化的保守思想。特别是传播学，有人总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加以歧视甚至批判。至于外国新闻史的开设，尽管阻力没有传播学那么大，但也并非没有，主要表现在：一是有些系的负责人不重视，认为业务课才是真本事，重业务、轻史论。二是教学思想仍然受到‘极左’观念的干扰，讲西方总是批判当头，对共产国际和苏俄总是一味膜拜。所以，在教材编写和讲授过程中，思想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也是这样，经常碰到干扰或者是抵制，说这些研究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些不符合阶级斗争学说等等。”关于此，张允若还专门举了几个例子：
“1985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牵头搞了一个传播学研讨会，并且请了一些外国专家过来，结果开完会后，与会的我国学者被要求留下来集体‘消毒’，要对外国专家的资产阶级观念进行批判，肃清影响、肃清流毒。当时传播学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成果，不是真正科学的东西，直到后来才慢慢地摆正了它的学科位置。”
“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没有开设这门课程，我们除了长期讲解苏联的新闻事业和党报理论之外，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介绍几乎是没有的。”张允若不无感慨地说，“实际上涉及苏联，我们的总结也是远远不够的。1991年苏联解体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他们的学者对自己的历史已经研究得比较深了，连俄共中央书记都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意识垄断带来的后果。可是我们有人还在为苏联的解体惋惜，却不去深入研究苏联体制的教训，包括新闻事业方面的教训。”
不仅如此，张允若还略带激动地回忆起了当年他参与的我国新闻理论界的几场重大论争。“1998年，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发表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的长篇文章《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姚福申、陈力丹（笔名李位三）、孙旭培、刘建明和我等人先后在同一刊物上发文，对喻文在理论上的错误和逻辑上的混乱表示异议。这场论争涉及了新闻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新闻的定义、新闻的商品属性、党性和人民性、新闻自由、新闻体制等等，对澄清观念、明辨是非、推进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因遭到外来干预，没有能够充分展开。《新闻大学》在发表了5位学者的质疑文章和喻权域的强词辩解后就被迫中止了进一步的讨论。” 对于这一段历史，张允若的话显得意味深长：“近代以来，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始终存在着民主和极权、自由和控制之争，20世纪40年代以前，新闻自由的口号是很响亮的，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以来，新闻自由之说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打入了冷宫。其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将其视为异端，不愿或不让别人谈论；有些人为保生存，避而远之，不敢谈论；有些人心里明白，但觉得无力回天，说也白说；当然，也有些人不事张扬，默默地为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努力着，并且做出了许多牺牲。说到底，新闻理论界的许多命题是与社会责任息息相关的，比如新闻自由，只有秉承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会有对它的真正渴求；只有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着眼，才会有对它的勇敢追求。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都是在破除重重阻力的过程中前进的。并且在不同的时期，这种阻力还会以不同的形式和面目存在，甚至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绝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
尽管如此，张允若老师还是不无欣慰地谈到，“现在看来，这几门课程在30年间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发展。首先，它们的学科地位已经得到了正式的肯定，传播学已和新闻学一起被列为一级学科，许多学校都设立了传播学的硕士点或博士点。外新史也被公认为新闻专业的必修课和基础课，它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的肯定。其次，传播学已由引进、吸收、消化而进入了自主创新的阶段，人们正在为创建中国自己的传播学而努力。同时，外新史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这两门课程都有了较为成熟的教材，还有了一定规模的师资队伍，其中有些人直接在国外学习过、考察过，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不过，张允若语重心长地指出：“我认为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讲授和研究这几门课程都不能脱离现实，都必须为推进和改革我们当今的新闻事业服务。我认为，传播学研究要反对从概念到概念，甚至故弄玄虚、捣弄概念的学风，要反对钻进象牙之塔、满足于创建新名词、炫耀新花样、发明种种并无实际价值的‘新理论’。传播学研究也不能满足于那种只研究传播策略和手段以便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商业需要服务的做法，这是雇佣文人的实用主义研究。要加强对传播体制、传播思想的研究，要研究传播怎样免遭权势的控制、怎样有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和良性运行。外新史研究，更要重视总结和探讨新闻事业发展的内部规律、新闻事业和政治经济的互动规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推动现实的新闻改革和政治改革。”
“对未来新闻传播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我总的希望是要加强和社会现实的联系。不管是论、是史，绝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不应该脱离现实去做纯理论的研究，去做无聊的概念游戏。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大众传播领域和新闻事业领域，有许多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待我们去思考、去破解。我们要增强社会责任心，以天下为己任，让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切实推动现实的变革和进步，为实现政治民主、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中国梦，切实贡献力量。”
“我们做了这代人该做的事”
当被问及如何评价同时代的学者对新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贡献时，张允若略微停顿了一下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代，我们做了这代人该做的事。”
“我们这一代新闻人，同这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历尽沧桑饱经磨难，从而形成了一些共同特点。一般来说，这代知识分子都受过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也都受到过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多数人怀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追求政治民主、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多数人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心和较高的道德操守，执着地追求真理，愿为国家和人民尽责效力。我们以无比的热情迎接了新中国的成立，在受尽折磨历经坎坷之后，又认真地帮助党和国家总结教训，拨乱反正，寻求正确的前进道路。几十年间，新闻教学和研究领域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先是全盘苏化，照搬苏联党校的全部理论和资料；后来是阶级斗争为纲，最后发展到全部下厂下乡，正常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全部中断。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这一代新闻人破除了‘极左’思潮的桎梏，破除了‘新闻无学’‘新闻就是政治’等谬论流毒，认真探索，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所以，我国当代的新闻学基本上是拨乱反正后起步的，而我们这代新闻人，实际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我本人有幸成为这代新闻人中的一员，参与了重建我国新闻学和新闻教学体系的工作，在继往开来、共同探索的过程中，在互相交流探索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绵薄之力。”
张允若曾经在他的文集里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我自问体内还有点中国进步文化的基因，血管里还流淌着中国正直文人的血液，哪怕再苦再难，也要做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做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以回报养育了自己的社会和人民。”这是一个历经苦难的老人在回忆自己人生轨迹时依旧无悔的独白，也是他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过后，始终执着坚守的寄托。
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人经历了苦难便获得了话语权”。这其中的分量，沉甸得令人敬畏。
张允若告诉我，退休以后，他在好几个网站上开设了专栏或博客，并且将注意力从学术研究转移到了历史和时政问题上。
“是因为历史问题不研究好，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吗？”我问。
“对，不反思历史，就无法推动现实向正确的道路前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学生莫思思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编校：张红玲